第40頁
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 作者：[美]哈裏森.索爾茲伯裏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個地方盛產鴉片。正如曾憲輝所說，十五歲以上的人幾乎個個都抽大煙。男人、婦女和青少年都坐在茅屋前，目光呆滯，吸著鴉片；男人和青少年下身還纏著一塊布，婦女身上連塊遮羞布也沒有。棕褐色的鴉片象曬幹的牛糞一樣堆在棚子裏。這裏看不到溫馴的水牛在稻田裏精耕細作，而是由農民自己拉木犁，或者用瘦骨嶙峋的黃牛拉犁。有時還可以看到一些年輕姑娘趕著幾條沒精打采時續地在粘乎乎的泥地裏耕作。貧苦農民住的的房屋，牆是用木條塗上泥巴做成的，屋頂鋪著茅草。有錢人家比較好的房屋，用烏木建造；灰瓦鋪頂，屋簷象飛鳥展翅一般。這裏的草堆好像小醜的尖頂帽子。在這裏看不到江西的樟樹，隻有梧桐樹。
鴉片這東西最壞不過了。那時貴州的鴉片已到飽和狀態。它使這些赤貧如洗的窮人變得遲鈍，渾渾噩噩，喪失勞力，鴉片也侵蝕了當地的軍隊。貴州軍閥部隊被稱為“雙槍兵”每人一定步槍，一支煙槍。
在討論紅軍應當到什麽地方去、下一步應往哪裏走時；鴉片卻起了令人信服的特殊作用。因為大多數地方軍的素質差，吸鴉片使他們的戰鬥力降到了最低點。這對紅軍是有利的因素。
人們說貴州是“地無三尺平，天無三日晴，人無三分銀”。這大體符合實際。這些農民從法律上說不是奴隸，但在許多方麵，他們連奴隸都不如。他們沒有土地，從生到死一輩子都欠地主的債，沒有別的出路。如果有人要，他們就賣孩子。將女嬰悶死或溺死是司空見慣的事。男孩子賣不出去也被弄死；；孩子們的價格是浮動的。一九八三年，一位在貴州出生的華僑迴到自己的故鄉。他七歲時被人販子用五塊銀元買去”這個價錢已經很不錯了。人販子把他帶到香港，又轉賣了四次。最後，他終於逃走，去了美國。去年他迴到貴陽時已是七十五歲的老人了。
一九三四年寧貴州的嬰兒死亡率大約是百分之五十。由於嬰兒死亡率太高，孩子剛出生是不慶賀的，至少要到滿月才慶賀。貴州人的平均壽命是三十歲。由於這個地方太窮，所以地主和農民之間的差別不大，至少在苗侗這樣的少數民族之間是這樣。所有的人都是文盲。
朱德有一個筆記本，上麵寫了他對農村的印象；關於貴州；他寫道：
“玉米和少量的白菜是老百姓的主要食物。老百姓窮得吃不起糧食，……老百姓自稱‘幹人’——什麽東西都被榨幹了。三種鹽：闊人吃白的，中等人家吃褐色的，窮苦大眾吃黑鹽巴。……
到處都是又黑又爛的茅草屋。玉米稈和竹片編成小門。……老百姓從地主舊穀倉地裏挖掘陳米。和尚稱之為‘神米’——老天爺給窮人的米。”
貴州農村的貧困狀況給農民出身的曾憲輝出了難題。作為幹部，他的任務之一是監督沒收那些富有的地主和富農的財產；然而在貴州東部，他找不到多少地主和富農。對於少數民族，紅軍又有嚴格的規定。處理少數民族問題要十分慎重，因為他們曾經受到漢族地主的殘酷剝削。一九八四年，曾憲輝還記得當年的情景，那些衣衫襤褸；幾乎—絲不掛的人們蜷縮在路旁。紅軍把從地主那裏沒收來的衣服分給他們。至於鴉片，曾憲輝記得，當時打開存放鴉片煙土的倉庫，讓大家全拿走。他說紅軍不需要鴉片。
曾憲輝的迴憶也許不完全準確。鴉片在這個落後地區是值錢的東西。有的紅軍戰士迴憶說，他們曾用鴉片當作貨幣去購買生活必需品。當時在貴州，鴉片通常代替貨幣流通。曾憲輝記得很清楚，紅軍沒有銷毀鴉片。他說：“我們打開地主的庫房讓農民把鴉片拿走，因為這些東西是他們用勞動和汗水生產出來的，是屬於他們的。”
從於都河開始長征之時起，紅軍指揮部裏就出現了緩慢而微妙的變化。損失慘重的湘江戰鬥之後，指揮員之間的爭論越來越激烈；這時毛澤東越來越活躍起來了，他經常周王稼樣和洛甫商量問題；有些將領也悄悄地同毛澤東談問題。越來越多的下級指揮員表現出關切甚至驚恐。很明顯，由於傷亡實在慘重，部隊減員太大，因此重新整編，勢在必行。
周恩來是一個嚴守紀律、性情溫和、有教養的共產黨人。據人們所知，黨的規定凡已形成決議的，他總是堅決執行，從未抵製過。然而，這時他似乎也對李德失去了耐心，這是人們所知道的他對李德的第一次反抗。通常麻木不仁的李德也開始感覺到了這一變化。
紅軍過了湘江進入山區之後，軍事壓力減輕了。兩廣的地方軍隊確信共產黨軍隊不會進入他們的地盤，便掉頭迴去了。湘軍似乎隻是在紅軍的後衛虛張聲勢地騷擾一番而已。隻有薛嶽率領的國民黨嫡係軍隊繼續與紅軍齊頭並進，但他們也避免與紅軍交戰。
一天夜裏，在五嶺苗族縣城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約午夜時分，周恩來的警衛員魏國祿被一陣“救火！”，的唿叫聲驚醒了。他聽見火焰發出嘩嘩剝剝的聲響，急忙從床上跳下來，發現周恩來的住房著火了。他幫助周思來離開熊熊燃燒的房屋。這時，街上已擠滿了人。其他領導人也來了，其中有國家安全局局長鄧發。看來很可能是有人縱火。有三人被抓起來並就地槍決。但在紅軍宿營的苗族城鎮和村莊，每夜都發生神秘的火災。這場大火究竟是不是國民黨特務放的，始終沒有弄清楚。雙方都利用火災作文章，各方都指責是對方幹的。
</br>
鴉片這東西最壞不過了。那時貴州的鴉片已到飽和狀態。它使這些赤貧如洗的窮人變得遲鈍，渾渾噩噩，喪失勞力，鴉片也侵蝕了當地的軍隊。貴州軍閥部隊被稱為“雙槍兵”每人一定步槍，一支煙槍。
在討論紅軍應當到什麽地方去、下一步應往哪裏走時；鴉片卻起了令人信服的特殊作用。因為大多數地方軍的素質差，吸鴉片使他們的戰鬥力降到了最低點。這對紅軍是有利的因素。
人們說貴州是“地無三尺平，天無三日晴，人無三分銀”。這大體符合實際。這些農民從法律上說不是奴隸，但在許多方麵，他們連奴隸都不如。他們沒有土地，從生到死一輩子都欠地主的債，沒有別的出路。如果有人要，他們就賣孩子。將女嬰悶死或溺死是司空見慣的事。男孩子賣不出去也被弄死；；孩子們的價格是浮動的。一九八三年，一位在貴州出生的華僑迴到自己的故鄉。他七歲時被人販子用五塊銀元買去”這個價錢已經很不錯了。人販子把他帶到香港，又轉賣了四次。最後，他終於逃走，去了美國。去年他迴到貴陽時已是七十五歲的老人了。
一九三四年寧貴州的嬰兒死亡率大約是百分之五十。由於嬰兒死亡率太高，孩子剛出生是不慶賀的，至少要到滿月才慶賀。貴州人的平均壽命是三十歲。由於這個地方太窮，所以地主和農民之間的差別不大，至少在苗侗這樣的少數民族之間是這樣。所有的人都是文盲。
朱德有一個筆記本，上麵寫了他對農村的印象；關於貴州；他寫道：
“玉米和少量的白菜是老百姓的主要食物。老百姓窮得吃不起糧食，……老百姓自稱‘幹人’——什麽東西都被榨幹了。三種鹽：闊人吃白的，中等人家吃褐色的，窮苦大眾吃黑鹽巴。……
到處都是又黑又爛的茅草屋。玉米稈和竹片編成小門。……老百姓從地主舊穀倉地裏挖掘陳米。和尚稱之為‘神米’——老天爺給窮人的米。”
貴州農村的貧困狀況給農民出身的曾憲輝出了難題。作為幹部，他的任務之一是監督沒收那些富有的地主和富農的財產；然而在貴州東部，他找不到多少地主和富農。對於少數民族，紅軍又有嚴格的規定。處理少數民族問題要十分慎重，因為他們曾經受到漢族地主的殘酷剝削。一九八四年，曾憲輝還記得當年的情景，那些衣衫襤褸；幾乎—絲不掛的人們蜷縮在路旁。紅軍把從地主那裏沒收來的衣服分給他們。至於鴉片，曾憲輝記得，當時打開存放鴉片煙土的倉庫，讓大家全拿走。他說紅軍不需要鴉片。
曾憲輝的迴憶也許不完全準確。鴉片在這個落後地區是值錢的東西。有的紅軍戰士迴憶說，他們曾用鴉片當作貨幣去購買生活必需品。當時在貴州，鴉片通常代替貨幣流通。曾憲輝記得很清楚，紅軍沒有銷毀鴉片。他說：“我們打開地主的庫房讓農民把鴉片拿走，因為這些東西是他們用勞動和汗水生產出來的，是屬於他們的。”
從於都河開始長征之時起，紅軍指揮部裏就出現了緩慢而微妙的變化。損失慘重的湘江戰鬥之後，指揮員之間的爭論越來越激烈；這時毛澤東越來越活躍起來了，他經常周王稼樣和洛甫商量問題；有些將領也悄悄地同毛澤東談問題。越來越多的下級指揮員表現出關切甚至驚恐。很明顯，由於傷亡實在慘重，部隊減員太大，因此重新整編，勢在必行。
周恩來是一個嚴守紀律、性情溫和、有教養的共產黨人。據人們所知，黨的規定凡已形成決議的，他總是堅決執行，從未抵製過。然而，這時他似乎也對李德失去了耐心，這是人們所知道的他對李德的第一次反抗。通常麻木不仁的李德也開始感覺到了這一變化。
紅軍過了湘江進入山區之後，軍事壓力減輕了。兩廣的地方軍隊確信共產黨軍隊不會進入他們的地盤，便掉頭迴去了。湘軍似乎隻是在紅軍的後衛虛張聲勢地騷擾一番而已。隻有薛嶽率領的國民黨嫡係軍隊繼續與紅軍齊頭並進，但他們也避免與紅軍交戰。
一天夜裏，在五嶺苗族縣城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約午夜時分，周恩來的警衛員魏國祿被一陣“救火！”，的唿叫聲驚醒了。他聽見火焰發出嘩嘩剝剝的聲響，急忙從床上跳下來，發現周恩來的住房著火了。他幫助周思來離開熊熊燃燒的房屋。這時，街上已擠滿了人。其他領導人也來了，其中有國家安全局局長鄧發。看來很可能是有人縱火。有三人被抓起來並就地槍決。但在紅軍宿營的苗族城鎮和村莊，每夜都發生神秘的火災。這場大火究竟是不是國民黨特務放的，始終沒有弄清楚。雙方都利用火災作文章，各方都指責是對方幹的。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