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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 作者：[美]哈裏森.索爾茲伯裏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無論是伍修權還是任何別的中國人都從未懷疑過李德自我介紹的可靠性。李德告訴伍修權說，共產國際給他奧地利護照的原因是，他一旦被懷疑，可藉此掩護自己。他的戰爭經歷對博古和具地“布爾什維克”來說是太專業化了，他們不可能提出異議，因為他們都沒有多少軍事理論知識。
據伍修極迴憶，李德第一次與毛澤東會麵時就傲慢地否定了毛澤樂的想法，他說“遊擊戰爭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他認為現還紅軍應該站穩腳跟，開展常規戰爭，不能放棄一寸土地。李德深受優龍芝軍事學院盛行的德國軍事理論的影響。他的主張與蔣介石的顧問馮·賽克特如出一轍。李德認為紅軍必須用自己的碉堡戰對付馮·賽克特的碉堡戰。
據有的中國指揮員後來介紹，李德並不是隻知道塹壕戰和隻贊成打陣地戰。但是，李德確實頑固地反對毛或者任何紅軍指揮員繼續開展或恢復他們隨心所欲的作戰體製。李德把他的進攻戰術歸結為“猛烈的短促突擊”，從而給國民黨軍隊以沉重打擊。然而這個戰術並未能有效池消滅國民黨軍隊，而朱毛卻從國民黨軍隊獲得了大量的武器；彈藥、給養和兵員補充。毛澤東用地地道道農民式的語言來對比紅軍和蔣介石的軍隊。毛說，紅軍是叫花子，而國民黨不僅是國王，而且還是龍王。紅軍靠從龍王桌子上攫取東西來滿足自己的需要。
黨紀是嚴格的。李德有共產國際做他的後盾，並得到自命為“布爾什維克”的一夥人的全力支持，麵正是這些人控製著中國共產黨。他們為了保全性命而逃離了上海，現在卻控製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但是，就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的秋冬之際。蔣介石對共產黨控製地區發動了第五次圍剿，蘇維埃共和國被迫不斷地縮小。到一九三四年秋，共產黨失去了他們控製地區的百分之五十八，隻剩下六個縣了。
共產黨人之間的爭論當然不僅僅是關於軍事理論問題，還涉及到毛與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之間的根本分歧。在李德那座小小的、四周都是稻田的“獨立房子”裏，有他的一間臥室，’另一間稍大一點作會議室，還有翻譯和警衛住的一間屋子。年輕的伍翻譯耳聽四方，那裏幾乎沒有一件事能逃過他的耳朵。李德和博古 (一九三二年二十五歲時當上了中國共產黨的書記 )背地裏對毛澤東大肆嘲弄。說他不過是一個“無知的鄉下佬”，對馬克思主義一竅不通。說他強調重視農民是膚淺的表現，“山溝裏不能出馬克思主義”。博古斷言：“在落後的縣城是不可能建成馬克思主義社會的。”這些說法反映了莫斯科的觀點。史達林手下年輕的中國事務專家巴威爾·米夫和中國黨內蘇俄派頭頭、同樣年輕的中國布爾什維克王明都認為無論毛澤東還是朱德對馬克思主義都知之甚少。米夫和王明說朱毛不過是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所描寫的綠林好漢而已。
正是在這種氣氛中，排斥毛澤東的陰謀詭計層出不窮——剝奪他手中的權力；限製他的影響；想把他送往莫斯科；乃至要開除他的黨籍，等等。他們使了一著又一著，如果不是國際形勢的急劇變化，比較起來，莫斯科總是更關心世界力量對比的變化，而不太注意中國的現實。
那時，國際上出現了日本對遠東的侵略和希特勒在歐洲的威脅，這促使莫斯科重新估價中國。它感到需要利用毛澤東的威望來加強紅軍和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因而，在一九三四年一月舉行的六屆五中全會上，在毛沒有參加會議的情況下，恢復了毛的政治局正式委員的地位，共產國際抑製了中共對毛澤東的批評，出版了經過大量刪改的毛在一九三四年一月末召開的中央蘇區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一篇講話。
這些變化絲毫沒有影響李德對中國軍事方針的全麵控製，決策權仍然掌握在李德、博古和局恩來所組成的“三入團”手中。
盡管李德至死堅持說，他被振到中國來僅僅是作為顧問；盡管中國現代的分析家認為、從技術上來說，博古說的顧問一職也沒有說錯。事實上，正是中國人自己把權力拱手讓給了李德。
李德在迴憶錄裏寫道：“盡管我一再提醒(中國)幹部們，我的職務僅僅是顧問，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形成了一種局麵，好像我掌握了最高權力。”
擔任過翻譯的伍修權將軍同意上述估價。他說：“我認為，李德自己並沒有篡權，而是博古把權力交給了他，失敗的責任在中國人身上。”
伍修權認為，用中國的話講，李德來到中國真是“如虎添翼”般地助長了中國的“左”傾政策。
伍追述說，“我們稱他為‘太上皇’，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博古對他從來都是言聽計從。”
伍慘權承認周恩來對這種局麵的形成也負有責任。無論周恩來是否同意李德的意見，有證據表明他最終還是對李德產生了意見分歧和不信任感，但他確實沒有或者是未能進行有效的抵製。
如果李德的建議使紅軍取得了勝利，那麽這一切也就無關緊要了。但情況並非如此，他的建議使紅軍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損失，沒有得到任何收益，沒有戰利品，沒有增強兵力，相反，卻使紅軍控製的區域不斷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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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伍修極迴憶，李德第一次與毛澤東會麵時就傲慢地否定了毛澤樂的想法，他說“遊擊戰爭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他認為現還紅軍應該站穩腳跟，開展常規戰爭，不能放棄一寸土地。李德深受優龍芝軍事學院盛行的德國軍事理論的影響。他的主張與蔣介石的顧問馮·賽克特如出一轍。李德認為紅軍必須用自己的碉堡戰對付馮·賽克特的碉堡戰。
據有的中國指揮員後來介紹，李德並不是隻知道塹壕戰和隻贊成打陣地戰。但是，李德確實頑固地反對毛或者任何紅軍指揮員繼續開展或恢復他們隨心所欲的作戰體製。李德把他的進攻戰術歸結為“猛烈的短促突擊”，從而給國民黨軍隊以沉重打擊。然而這個戰術並未能有效池消滅國民黨軍隊，而朱毛卻從國民黨軍隊獲得了大量的武器；彈藥、給養和兵員補充。毛澤東用地地道道農民式的語言來對比紅軍和蔣介石的軍隊。毛說，紅軍是叫花子，而國民黨不僅是國王，而且還是龍王。紅軍靠從龍王桌子上攫取東西來滿足自己的需要。
黨紀是嚴格的。李德有共產國際做他的後盾，並得到自命為“布爾什維克”的一夥人的全力支持，麵正是這些人控製著中國共產黨。他們為了保全性命而逃離了上海，現在卻控製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但是，就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的秋冬之際。蔣介石對共產黨控製地區發動了第五次圍剿，蘇維埃共和國被迫不斷地縮小。到一九三四年秋，共產黨失去了他們控製地區的百分之五十八，隻剩下六個縣了。
共產黨人之間的爭論當然不僅僅是關於軍事理論問題，還涉及到毛與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之間的根本分歧。在李德那座小小的、四周都是稻田的“獨立房子”裏，有他的一間臥室，’另一間稍大一點作會議室，還有翻譯和警衛住的一間屋子。年輕的伍翻譯耳聽四方，那裏幾乎沒有一件事能逃過他的耳朵。李德和博古 (一九三二年二十五歲時當上了中國共產黨的書記 )背地裏對毛澤東大肆嘲弄。說他不過是一個“無知的鄉下佬”，對馬克思主義一竅不通。說他強調重視農民是膚淺的表現，“山溝裏不能出馬克思主義”。博古斷言：“在落後的縣城是不可能建成馬克思主義社會的。”這些說法反映了莫斯科的觀點。史達林手下年輕的中國事務專家巴威爾·米夫和中國黨內蘇俄派頭頭、同樣年輕的中國布爾什維克王明都認為無論毛澤東還是朱德對馬克思主義都知之甚少。米夫和王明說朱毛不過是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所描寫的綠林好漢而已。
正是在這種氣氛中，排斥毛澤東的陰謀詭計層出不窮——剝奪他手中的權力；限製他的影響；想把他送往莫斯科；乃至要開除他的黨籍，等等。他們使了一著又一著，如果不是國際形勢的急劇變化，比較起來，莫斯科總是更關心世界力量對比的變化，而不太注意中國的現實。
那時，國際上出現了日本對遠東的侵略和希特勒在歐洲的威脅，這促使莫斯科重新估價中國。它感到需要利用毛澤東的威望來加強紅軍和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因而，在一九三四年一月舉行的六屆五中全會上，在毛沒有參加會議的情況下，恢復了毛的政治局正式委員的地位，共產國際抑製了中共對毛澤東的批評，出版了經過大量刪改的毛在一九三四年一月末召開的中央蘇區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一篇講話。
這些變化絲毫沒有影響李德對中國軍事方針的全麵控製，決策權仍然掌握在李德、博古和局恩來所組成的“三入團”手中。
盡管李德至死堅持說，他被振到中國來僅僅是作為顧問；盡管中國現代的分析家認為、從技術上來說，博古說的顧問一職也沒有說錯。事實上，正是中國人自己把權力拱手讓給了李德。
李德在迴憶錄裏寫道：“盡管我一再提醒(中國)幹部們，我的職務僅僅是顧問，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形成了一種局麵，好像我掌握了最高權力。”
擔任過翻譯的伍修權將軍同意上述估價。他說：“我認為，李德自己並沒有篡權，而是博古把權力交給了他，失敗的責任在中國人身上。”
伍修權認為，用中國的話講，李德來到中國真是“如虎添翼”般地助長了中國的“左”傾政策。
伍追述說，“我們稱他為‘太上皇’，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博古對他從來都是言聽計從。”
伍慘權承認周恩來對這種局麵的形成也負有責任。無論周恩來是否同意李德的意見，有證據表明他最終還是對李德產生了意見分歧和不信任感，但他確實沒有或者是未能進行有效的抵製。
如果李德的建議使紅軍取得了勝利，那麽這一切也就無關緊要了。但情況並非如此，他的建議使紅軍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損失，沒有得到任何收益，沒有戰利品，沒有增強兵力，相反，卻使紅軍控製的區域不斷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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