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教化，幾千年前開創私學之風的孔夫子有教無類的理想到今日終於看見了實現的曙光。
可諷刺的是這不是在自稱聖人門徒們的讀書人大老爺們手中完成的，卻是在武將出身的新皇帝的手中看到的曙光。
新皇帝陛下武將出身，第一件文治的詔令居然就是在東南三省和北直隸進行普及教化。
有人看不明白，隻覺得皇帝是在瞎搞，有人卻看明白了，知道皇帝這樣做是在下一盤大棋。
聯想到皇帝規定官員家中土地也要繳納農稅的政令，他們便很清楚，皇帝是要借著這股浪潮把優待士紳的傳統給革除掉了。
不隻是當下馴服了他們，還要從根子裏把士紳給革除掉。
為此，兩手準備，普及教化，不讓教育成為一種壟斷資源，還有建立軍校，加強軍方力量，對抗可能產生的文官力量坐大。
沒人知道皇帝是怎麽想出這樣的招數，也沒人知道皇帝是懷著怎樣的心情推動這樣的政令，他們隻知道他們做夢都不敢相信的事情真的發生了，而且還成功了。
風傳皇帝準備推行先漢時期推行過的陵邑製度，對地方上冒頭的富戶大戶進行割韭菜式的處理，杜絕地方勢力坐大的可能，杜絕地方向中央要權的可能，保證中央集權的運轉。
稅賦政策上也明確了地方無權管理的原則，所有稅吏都是中央官員，屬於中央派駐地方，不隸屬於地方，自成體係，自有轉運政策，歸中央派駐地方的地方調查司和審計司節製。
地方撥付給官員吏員俸祿和日常所需開支銀兩，各有定額，留存地方銀庫，其餘全部上交中央，由中央統一調撥使用。
為了應急，中央也在地方設立了稅銀倉庫和糧倉庫，保存一定數量的稅銀和收上來的糧食，都是中央派人管理，地方若要應急使用也需要打報告上去，不允許私相拿取。
寧願降低效率，也不允許地方插手稅收，進一步限製地方權力，把地方限製在中央的嚴格控製之下。
兩害相權取其輕，沒有現代技術的加持，蕭如薰從兩難的決策之中選擇了危害較輕且持續時間較短的那個。
地方權力的擴張和中央權力的衰微是毀滅性的危害。
為此，大秦中央政府規模較前明大規模擴張，越來越多的官員是從中央領取俸祿而非地方撥付，屬於中央編製而非地方編製。
進入中央做官是所有地方官員的向往，地方上也派駐了大量中央外派官員分割地方權力，黑鴆的官員們借由審計司和調查司的名義開始撒向地方，成為蕭如薰在地方上的另外一隻眼睛和耳朵。
大馳道建設工程加快推進，由北京向四麵八方擴展，這就宛如中央的手臂，由中央政府所在地向地方上全麵擴展，抱住整個大秦國土。
大馳道主幹道修繕完畢之後，還有支道向周圍的重要城市擴散，由點及線，形成可靠的交通網絡，進一步加強各地區之間的聯係，促進經濟交流發展的同時，也增強對地方的掌控力度。
有了可靠的交通網絡以後，訊息傳遞的速度就會提高至少三分之一，這三分之一看起來不起眼，但是關鍵時刻，比敵人早一點知道消息，就能早一點安排，搶占先機，料敵於先。
在完成這些工作的過程中，蕭如薰可以清晰的感受到什麽叫做天高皇帝遠。
他能感覺到中央政府在地方上的權威下降到了什麽地步，地方上又是怎樣的一種知道有國家但是不知道國家在什麽地方的狀態。
他們對整個國家的概念一無所知，有人覺得是天下，有人覺得是朝廷，有人覺得是皇帝，有人覺得是京師。
概念混亂，人心渙散，人力物力在需要的時候根本無法整合。
明朝的地方官員根本下不到真正的地方，對地方的管理極其有限，一旦出事，多要仰仗朝廷調兵和地方鄉紳的幫助。
這種混亂無序的狀態維持下去，看似沒事，但是一旦到了國戰的關鍵時刻，就會摧毀國家，空有國力而無法使用，龐大的象被蛇吞了，看似荒誕，實則必然。
蕭如薰不止一次的在內閣會議上對中央部門大佬們講述這個道理，講述他加強中央集權的必然性和正當性，要求中央官員和他步調一致，統籌地方，告訴中央官員他們手中的職權有多重。
“現在是沒有地方勢力的，你們說什麽，地方上就做什麽，沒有掣肘，沒有折扣，政令傳達通常，所以任何一個政策都要小心謹慎的製定，考慮到方方麵麵，交給大朝會來議論，接受各方質詢之後，選擇地點進行試驗，試驗之後再行推廣。”
蕭如薰這樣規定中央部門的新政令推行規則，他不說還好，說明白了之後，從前明走過來的官員們對此是懷抱著深刻的震撼的。
這場天下勢力大洗牌之後，新的規則開始運行，一切都和從前不一樣了，新朝立國之初，他們的日子一點都不好過。
各種各樣的事情忙得他們連吃飯睡覺的時間都不夠，雖然朝廷不斷的在擴編在增加人手，越來越多精幹的官員被調入中央做事，可他們還是感覺人手不夠用。
可是皇帝一點都不體諒他們，不僅政務繁多，一天好幾個政令，還要搞戰爭，這邊打完那邊打，忙的各部官員是頭昏腦脹眼花繚亂，根本沒有時間想別的，隻能做事情。
明眼人也不是不明白皇帝這樣做的用意何在，除了真的做事情之外，更多的還是因為想讓他們沒有時間搞東搞西搞政治鬥爭，隻能一門心思的做事情，除此之外什麽都不能做，也不應該做。
新朝立國一年，正是銳意進取的時候，他們也不知道自己是幸運還是不幸運，碰上了這個大變革的時代。
從中央到地方，官員都要做事，每個官員都有忙不完的事情做，睜眼做事閉眼睡覺。
地方上的官員搞建設搞人口統計管理民夫壯丁，中央官員統籌統計安排任務負責驗收，整個大秦國一派熱火朝天的景象。
這般熱火朝天之下，西南的戰爭無疑是溫度最高的。
聚集了十六萬大秦軍隊和四萬仆從土兵，還有十數萬運量運送物資的民夫和數百條運輸船隻，大量的騾馬甚至是驢子和牛都被用來運送物資給前線打仗所用。
從東南到西南連成一線，大秦的新官員們接受了一次極其嚴苛的考試，剛剛下到地方的基層官員們要展現自己的能力，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都要被嚴厲問責。
所有人都在忙。
可諷刺的是這不是在自稱聖人門徒們的讀書人大老爺們手中完成的，卻是在武將出身的新皇帝的手中看到的曙光。
新皇帝陛下武將出身，第一件文治的詔令居然就是在東南三省和北直隸進行普及教化。
有人看不明白，隻覺得皇帝是在瞎搞，有人卻看明白了，知道皇帝這樣做是在下一盤大棋。
聯想到皇帝規定官員家中土地也要繳納農稅的政令，他們便很清楚，皇帝是要借著這股浪潮把優待士紳的傳統給革除掉了。
不隻是當下馴服了他們，還要從根子裏把士紳給革除掉。
為此，兩手準備，普及教化，不讓教育成為一種壟斷資源，還有建立軍校，加強軍方力量，對抗可能產生的文官力量坐大。
沒人知道皇帝是怎麽想出這樣的招數，也沒人知道皇帝是懷著怎樣的心情推動這樣的政令，他們隻知道他們做夢都不敢相信的事情真的發生了，而且還成功了。
風傳皇帝準備推行先漢時期推行過的陵邑製度，對地方上冒頭的富戶大戶進行割韭菜式的處理，杜絕地方勢力坐大的可能，杜絕地方向中央要權的可能，保證中央集權的運轉。
稅賦政策上也明確了地方無權管理的原則，所有稅吏都是中央官員，屬於中央派駐地方，不隸屬於地方，自成體係，自有轉運政策，歸中央派駐地方的地方調查司和審計司節製。
地方撥付給官員吏員俸祿和日常所需開支銀兩，各有定額，留存地方銀庫，其餘全部上交中央，由中央統一調撥使用。
為了應急，中央也在地方設立了稅銀倉庫和糧倉庫，保存一定數量的稅銀和收上來的糧食，都是中央派人管理，地方若要應急使用也需要打報告上去，不允許私相拿取。
寧願降低效率，也不允許地方插手稅收，進一步限製地方權力，把地方限製在中央的嚴格控製之下。
兩害相權取其輕，沒有現代技術的加持，蕭如薰從兩難的決策之中選擇了危害較輕且持續時間較短的那個。
地方權力的擴張和中央權力的衰微是毀滅性的危害。
為此，大秦中央政府規模較前明大規模擴張，越來越多的官員是從中央領取俸祿而非地方撥付，屬於中央編製而非地方編製。
進入中央做官是所有地方官員的向往，地方上也派駐了大量中央外派官員分割地方權力，黑鴆的官員們借由審計司和調查司的名義開始撒向地方，成為蕭如薰在地方上的另外一隻眼睛和耳朵。
大馳道建設工程加快推進，由北京向四麵八方擴展，這就宛如中央的手臂，由中央政府所在地向地方上全麵擴展，抱住整個大秦國土。
大馳道主幹道修繕完畢之後，還有支道向周圍的重要城市擴散，由點及線，形成可靠的交通網絡，進一步加強各地區之間的聯係，促進經濟交流發展的同時，也增強對地方的掌控力度。
有了可靠的交通網絡以後，訊息傳遞的速度就會提高至少三分之一，這三分之一看起來不起眼，但是關鍵時刻，比敵人早一點知道消息，就能早一點安排，搶占先機，料敵於先。
在完成這些工作的過程中，蕭如薰可以清晰的感受到什麽叫做天高皇帝遠。
他能感覺到中央政府在地方上的權威下降到了什麽地步，地方上又是怎樣的一種知道有國家但是不知道國家在什麽地方的狀態。
他們對整個國家的概念一無所知，有人覺得是天下，有人覺得是朝廷，有人覺得是皇帝，有人覺得是京師。
概念混亂，人心渙散，人力物力在需要的時候根本無法整合。
明朝的地方官員根本下不到真正的地方，對地方的管理極其有限，一旦出事，多要仰仗朝廷調兵和地方鄉紳的幫助。
這種混亂無序的狀態維持下去，看似沒事，但是一旦到了國戰的關鍵時刻，就會摧毀國家，空有國力而無法使用，龐大的象被蛇吞了，看似荒誕，實則必然。
蕭如薰不止一次的在內閣會議上對中央部門大佬們講述這個道理，講述他加強中央集權的必然性和正當性，要求中央官員和他步調一致，統籌地方，告訴中央官員他們手中的職權有多重。
“現在是沒有地方勢力的，你們說什麽，地方上就做什麽，沒有掣肘，沒有折扣，政令傳達通常，所以任何一個政策都要小心謹慎的製定，考慮到方方麵麵，交給大朝會來議論，接受各方質詢之後，選擇地點進行試驗，試驗之後再行推廣。”
蕭如薰這樣規定中央部門的新政令推行規則，他不說還好，說明白了之後，從前明走過來的官員們對此是懷抱著深刻的震撼的。
這場天下勢力大洗牌之後，新的規則開始運行，一切都和從前不一樣了，新朝立國之初，他們的日子一點都不好過。
各種各樣的事情忙得他們連吃飯睡覺的時間都不夠，雖然朝廷不斷的在擴編在增加人手，越來越多精幹的官員被調入中央做事，可他們還是感覺人手不夠用。
可是皇帝一點都不體諒他們，不僅政務繁多，一天好幾個政令，還要搞戰爭，這邊打完那邊打，忙的各部官員是頭昏腦脹眼花繚亂，根本沒有時間想別的，隻能做事情。
明眼人也不是不明白皇帝這樣做的用意何在，除了真的做事情之外，更多的還是因為想讓他們沒有時間搞東搞西搞政治鬥爭，隻能一門心思的做事情，除此之外什麽都不能做，也不應該做。
新朝立國一年，正是銳意進取的時候，他們也不知道自己是幸運還是不幸運，碰上了這個大變革的時代。
從中央到地方，官員都要做事，每個官員都有忙不完的事情做，睜眼做事閉眼睡覺。
地方上的官員搞建設搞人口統計管理民夫壯丁，中央官員統籌統計安排任務負責驗收，整個大秦國一派熱火朝天的景象。
這般熱火朝天之下，西南的戰爭無疑是溫度最高的。
聚集了十六萬大秦軍隊和四萬仆從土兵，還有十數萬運量運送物資的民夫和數百條運輸船隻，大量的騾馬甚至是驢子和牛都被用來運送物資給前線打仗所用。
從東南到西南連成一線，大秦的新官員們接受了一次極其嚴苛的考試，剛剛下到地方的基層官員們要展現自己的能力，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都要被嚴厲問責。
所有人都在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