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斂暴政求考課(3)
然則這還不算完事，中國古代社會的賦稅，又遠遠不止田賦一項!還有戶口稅、人頭稅、 房產稅、鋪戶稅、契稅……名目繁多，不盡縷述；賦稅之外，還有“捐”，講白了就是攤 派，就是勒索。衙門裏有工程要攤派，地方上過公差要攤派，禮房修建校舍要攤派，兵房編 練武裝要攤派，工房督修城垣要攤派，糧房庫房起造倉囤要攤派，甚至來一任老爺去一任老 爺也要攤派。《南亭筆記》謂嚴天池赴邵武當知縣，去城隍廟行香時發誓賭咒，決不拿邵武 人民一文錢。可是馬上就有“茶果銀”送上來了，說這是老規矩，凡有新官上任，合邑紳民 “為官長稱觥敬者”，您不可破了老例啊!又如海瑞在淳安當知縣，任滿後該去北京受考朝 覲了，按當地規矩，老爺去京朝送禮的費用，也都得由全縣百姓攤派，三年徵收一次，結果 海瑞比嚴天池厲害，硬是給破了例。這麽多稅，這麽多捐，合起來就叫“苛捐雜稅，多如牛 毛”，除少數專門項目另由國家指定有關部門徵收外，其餘概由州縣衙門負責徵收；徵收時 的情景，也就和斂賦一樣，一項一項寫下來就沒個完，不妨就“窺一斑而知全豹”吧。
齊民編戶派徭役(1)
明朝宣德五年(1430)春暮，宣宗朱瞻基寫過一篇文章讓大臣們傳看，以表示 他對民間疾苦的 了解和關懷。文章說，昨天朕去謁陵，迴來時經過昌平東郊，看見田裏的農民正彎腰耕地， 連直起身子看看天色的閑暇也沒有。朕召了一個人來，問他幹嗎做得那麽勤快?他說，我們 種田人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獲，三者皆用勤，有一弗勤，農弗成功。朕問，那麽冬天 總可以安逸一些吧?他說，“冬然後執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朕聽了後，嘆 息再三。
嘆息歸嘆息，徭役還得照舊編發。歷代社會裏，除少數特權階層外，所有國民 都有按政府法令替國家無償服役的義務，正如這位昌平農民所說的，“亦我之職”；而這種 製度的執行和監管者，就是州縣衙門，所謂“執力役於縣官”的講法，即本乎此。
戶口的調查、登記和管理，是攤派和徵發徭役的前提與根據，因此也就是州縣衙門最基 礎性的工作之一。《史記·龜策列傳》上說，春秋時有一隻神龜，在宋國的泉陽被一個叫豫 且的漁戶捕獲，那神龜便託夢給宋王，求他解救。宋王派使者去泉陽，問縣令，你這兒有多 少漁戶，有沒 有一個叫豫且的?“泉陽令乃使吏按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且。” 我們由此可知，早在春秋時代，許多國家的縣級政權已有境內戶口的詳細簿冊，甚至還有標 上戶數與戶主姓名的“地形圖”了，所以攤開來一查便知道。秦始皇統一 中國，建立劃一的郡縣製度後，這種戶口調查和登記工作的質量，必定又大大提高。睡虎地 秦墓竹簡中，就有一則關於戶口的《封診式》：某人向官府自首，道是原住某裏，於本年 二月已不記日期的某天逃亡，沒有其他過犯，現在來自首。官府訊問後，姓名、身份都確實 ，查對一下戶籍登記，是二月丙子日逃走的，情況掌握得比他本人還清楚。他說自己沒過犯 ，但官府認定他有過犯。為什麽?戶籍上能證明，他躲避了三月份修築宮室的勞役共20天 。人們又可以從這一案例中知道，戶口登記和管理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征徭。當然，還有戶稅 、口稅、軍賦等各式各樣的攤派，也都是它發揮效能的地方。
州縣衙門是怎樣進行戶口調查、登記和管理工作的呢?歷史上各朝政府的做法，互有不 同，但一般總不外是兩大類形式：一種是每年規定在一定時間內，比如三月或者八月，由 老百姓自行去 縣衙申報，接受審驗。比如《後漢書·江革傳》記，江革於建武(漢光武帝年號，25 ～56) 末年與母親迴鄉裏，“每當歲時，縣當案比”，案比，即案驗而比之的意思，就是審驗戶口 。江革因為母親已老，經不起牛馬拉車的搖晃，便自己推部小車送母親去接受案比，“ 由是鄉裏稱之曰‘江巨孝’”。可見那會兒戶口核實製度是相當嚴格的，連老太太也得親自 上衙門接受審查。這些具體的事務，一般都由戶房在縣丞或主簿領導下進行，但知縣也得過 問，甚至負起主要責任。《宋史·蘇頌傳》記，宋仁宗時，蘇頌知建業，建業過去是南唐的 地盤，戰亂後戶口簿冊散失殆盡，許多衙門胥吏在征徭征賦時，趁機上下其手，中飽私囊。 蘇頌很認真，平素在治其他公事間，留心調查，掌握了不少實際情況。到了統一登記和案驗 戶籍時，有人自報情形不實，蘇頌便警告他說：“你家裏還有某某人，還有某某產業，為什 麽不老實申報?”這一來，“民駭懼，皆不敢隱”。
另一種工作方式，也是在規定時間內，由州縣衙門派員去各鄉、裏，指導鄉官、裏書等鄉 裏人員進行登記核驗。比如明代及清初的戶籍(即“黃冊”)編造法，都按此 順序，“凡造 冊，人戶各登其丁口之數，授之甲長，甲長授之坊、廂、裏長，坊、廂、裏長上之州縣。” (《清朝通典·食貨》)。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時，搞了個“ 攤丁入畝”政策，即徭役徵發不再以戶籍登記為根據，而是根據 田產占有情況。這一來，對州縣衙門來講，戶口登記和管理的實用性少了許多，幹起來便馬 馬虎虎了，每年辦登記時，就照抄上一年的算數，“歲歲滋生之數，一律雷同”，弄得幹隆 皇帝大發脾氣，“似此簡率相沿，成何事體?所有各省本年應進民冊，均展至明年底。倘再 疏舛，定當予以處分!”(《清史稿·食貨誌》)這就是寧肯再放寬期限推倒 重來，但一定要 實事求是的意思。應該說，中國是世界上戶籍管理製度源起最早、建製最全又最能隨時反映 更新狀況的國家，這些成就都離不開歷代州縣衙門的具體工作。但是我們從幹隆皇帝發脾氣 這件事實中，又可強烈感受到，在戶籍調查和管理的具體實踐中，州縣衙門是聯繫其征賦征 徭的實用性來理解和執行的，一旦搞了“攤丁入畝”的政策，他們就玩忽職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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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這還不算完事，中國古代社會的賦稅，又遠遠不止田賦一項!還有戶口稅、人頭稅、 房產稅、鋪戶稅、契稅……名目繁多，不盡縷述；賦稅之外，還有“捐”，講白了就是攤 派，就是勒索。衙門裏有工程要攤派，地方上過公差要攤派，禮房修建校舍要攤派，兵房編 練武裝要攤派，工房督修城垣要攤派，糧房庫房起造倉囤要攤派，甚至來一任老爺去一任老 爺也要攤派。《南亭筆記》謂嚴天池赴邵武當知縣，去城隍廟行香時發誓賭咒，決不拿邵武 人民一文錢。可是馬上就有“茶果銀”送上來了，說這是老規矩，凡有新官上任，合邑紳民 “為官長稱觥敬者”，您不可破了老例啊!又如海瑞在淳安當知縣，任滿後該去北京受考朝 覲了，按當地規矩，老爺去京朝送禮的費用，也都得由全縣百姓攤派，三年徵收一次，結果 海瑞比嚴天池厲害，硬是給破了例。這麽多稅，這麽多捐，合起來就叫“苛捐雜稅，多如牛 毛”，除少數專門項目另由國家指定有關部門徵收外，其餘概由州縣衙門負責徵收；徵收時 的情景，也就和斂賦一樣，一項一項寫下來就沒個完，不妨就“窺一斑而知全豹”吧。
齊民編戶派徭役(1)
明朝宣德五年(1430)春暮，宣宗朱瞻基寫過一篇文章讓大臣們傳看，以表示 他對民間疾苦的 了解和關懷。文章說，昨天朕去謁陵，迴來時經過昌平東郊，看見田裏的農民正彎腰耕地， 連直起身子看看天色的閑暇也沒有。朕召了一個人來，問他幹嗎做得那麽勤快?他說，我們 種田人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獲，三者皆用勤，有一弗勤，農弗成功。朕問，那麽冬天 總可以安逸一些吧?他說，“冬然後執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朕聽了後，嘆 息再三。
嘆息歸嘆息，徭役還得照舊編發。歷代社會裏，除少數特權階層外，所有國民 都有按政府法令替國家無償服役的義務，正如這位昌平農民所說的，“亦我之職”；而這種 製度的執行和監管者，就是州縣衙門，所謂“執力役於縣官”的講法，即本乎此。
戶口的調查、登記和管理，是攤派和徵發徭役的前提與根據，因此也就是州縣衙門最基 礎性的工作之一。《史記·龜策列傳》上說，春秋時有一隻神龜，在宋國的泉陽被一個叫豫 且的漁戶捕獲，那神龜便託夢給宋王，求他解救。宋王派使者去泉陽，問縣令，你這兒有多 少漁戶，有沒 有一個叫豫且的?“泉陽令乃使吏按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且。” 我們由此可知，早在春秋時代，許多國家的縣級政權已有境內戶口的詳細簿冊，甚至還有標 上戶數與戶主姓名的“地形圖”了，所以攤開來一查便知道。秦始皇統一 中國，建立劃一的郡縣製度後，這種戶口調查和登記工作的質量，必定又大大提高。睡虎地 秦墓竹簡中，就有一則關於戶口的《封診式》：某人向官府自首，道是原住某裏，於本年 二月已不記日期的某天逃亡，沒有其他過犯，現在來自首。官府訊問後，姓名、身份都確實 ，查對一下戶籍登記，是二月丙子日逃走的，情況掌握得比他本人還清楚。他說自己沒過犯 ，但官府認定他有過犯。為什麽?戶籍上能證明，他躲避了三月份修築宮室的勞役共20天 。人們又可以從這一案例中知道，戶口登記和管理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征徭。當然，還有戶稅 、口稅、軍賦等各式各樣的攤派，也都是它發揮效能的地方。
州縣衙門是怎樣進行戶口調查、登記和管理工作的呢?歷史上各朝政府的做法，互有不 同，但一般總不外是兩大類形式：一種是每年規定在一定時間內，比如三月或者八月，由 老百姓自行去 縣衙申報，接受審驗。比如《後漢書·江革傳》記，江革於建武(漢光武帝年號，25 ～56) 末年與母親迴鄉裏，“每當歲時，縣當案比”，案比，即案驗而比之的意思，就是審驗戶口 。江革因為母親已老，經不起牛馬拉車的搖晃，便自己推部小車送母親去接受案比，“ 由是鄉裏稱之曰‘江巨孝’”。可見那會兒戶口核實製度是相當嚴格的，連老太太也得親自 上衙門接受審查。這些具體的事務，一般都由戶房在縣丞或主簿領導下進行，但知縣也得過 問，甚至負起主要責任。《宋史·蘇頌傳》記，宋仁宗時，蘇頌知建業，建業過去是南唐的 地盤，戰亂後戶口簿冊散失殆盡，許多衙門胥吏在征徭征賦時，趁機上下其手，中飽私囊。 蘇頌很認真，平素在治其他公事間，留心調查，掌握了不少實際情況。到了統一登記和案驗 戶籍時，有人自報情形不實，蘇頌便警告他說：“你家裏還有某某人，還有某某產業，為什 麽不老實申報?”這一來，“民駭懼，皆不敢隱”。
另一種工作方式，也是在規定時間內，由州縣衙門派員去各鄉、裏，指導鄉官、裏書等鄉 裏人員進行登記核驗。比如明代及清初的戶籍(即“黃冊”)編造法，都按此 順序，“凡造 冊，人戶各登其丁口之數，授之甲長，甲長授之坊、廂、裏長，坊、廂、裏長上之州縣。” (《清朝通典·食貨》)。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時，搞了個“ 攤丁入畝”政策，即徭役徵發不再以戶籍登記為根據，而是根據 田產占有情況。這一來，對州縣衙門來講，戶口登記和管理的實用性少了許多，幹起來便馬 馬虎虎了，每年辦登記時，就照抄上一年的算數，“歲歲滋生之數，一律雷同”，弄得幹隆 皇帝大發脾氣，“似此簡率相沿，成何事體?所有各省本年應進民冊，均展至明年底。倘再 疏舛，定當予以處分!”(《清史稿·食貨誌》)這就是寧肯再放寬期限推倒 重來，但一定要 實事求是的意思。應該說，中國是世界上戶籍管理製度源起最早、建製最全又最能隨時反映 更新狀況的國家，這些成就都離不開歷代州縣衙門的具體工作。但是我們從幹隆皇帝發脾氣 這件事實中，又可強烈感受到，在戶籍調查和管理的具體實踐中，州縣衙門是聯繫其征賦征 徭的實用性來理解和執行的，一旦搞了“攤丁入畝”的政策，他們就玩忽職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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