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崇陽知縣，看見鄉下人進城買菜，十分生氣，說是住在縣城裏的人，因無地可種，這 才買菜吃，何以市郊農民皆有土田，也花錢買菜?於是親自抓“菜籃子”，命所有郊農皆置 菜圃，滿足自我消費，尚可應市換錢，使城市副食品供應和郊農的生活都得到改善，後來當 地人都管蘆菔叫“張知縣菜”，以緬懷這位好縣長的德政(沈括《續夢溪筆談》) 。這也是“ 廣栽植”的內容。再如王安石當鄞縣知縣時，剛上任的第一年就遇豐收，便用了十多天的時 間，跑遍全縣14個鄉，勸督大家趁此有餘暇時，疏浚川渠，“使水有所瀦，可以無不足水之 患”，老百姓都感謝他目光長遠，“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這就叫“備水旱”了 (《臨川先生文集》卷75)。倘果真有旱澇蝗災等襲來的話，州縣官員都有離 開衙門去抗災前 線調度指揮的責任。清朝幹隆十六年(1751)時，地方官溫福在上報“雨水禾 麥地方情形”的 奏摺中，有“出郊賞農”四個字，結果被高宗揪住不放，一頓痛罵。又如海瑞當應天巡撫時 ，適逢江南發生大水災，他決定搞以工代賑，發動災民對太湖主流吳淞江加以疏浚，作為抗 災治水之本。他自己坐一隻小船來迴巡視，上海知縣張nb047：圖味ㄖ縣邵一本都要去 第一線督 工，據說有個主簿因工作不力，被海瑞砍了腦袋，嚇得各有關衙門的官員抓緊加油。事後才 得 知，這是海瑞刺激工程進度的權變之計，那個傳說被殺頭的主簿，已被他悄悄送到別處去了 。
王政之本在農桑(2)
不過此前所舉事例，都是所謂“清官”、“循吏”，實際上許多州縣衙門隻把勸課農桑成 績好壞的標準，歸結到田賦徵收這一條上來觀照，其餘的具體動作是很少去做乃至一概不做 的 。溫福所雲“出郊賞農”倒是句真話，不少州縣官員以“勸農”為藉口，跑到郊縣做春遊； 太爺遊過二尹遊，二尹遊過三衙遊，農民們疲於接待，勞民傷財，還極誤農時。現在我們往 往能在古人文集中看見一些《祈雨文》、《驅蝗文》之類的文章，這也是州縣衙門裏 老爺們“勸課農桑”的常務，平時不比王安石那樣及早準備，災害發生後又不比海瑞那樣去 組織救災。所能幹的，就是讓陰陽生和學署裏的教官及禮房吏員們合作，編一套舞雩儀式， 向老天爺、龍王爺、城隍爺們禱告，求它們賜降甘霖，或者喚退洪水；有時僧會司、道會司 的官員們也在這種排場中大顯身手，喚齊和尚道士，各自指揮大做道場和法事。雖說這些勞 什 子於抗災救災無補，但費用都由攤派籌募，倒不失為大家趁機分沾油水的好時機。明人郎瑛 著《七修類稿》中，載有這樣一則故事，說是明武宗正德某年，徽州大旱，州縣衙門不忙著 組織抗旱，卻大擺祈雨場麵。雨水沒求來一滴，反倒求來一首“三句半”——“太守出禱雨 ，萬民皆喜 悅，昨夜推窗看：見月!”老爺查出作者後，將其捉進衙門，痛責十八板，又懷疑他僅僅是 “ 發行人”，背後還有真作者。那人咬定是自己所作，老爺讓他當場再吟一首驗證，否則罪置 重刑，此人應聲道：“作詩十七字，被責一十八，若上萬言書：打殺!”郎瑛於追述過此事 後，感喟說“此世之所少”，那是指老百姓有勇氣公然嘲笑官府而言，但州縣衙門慣弄 此類虛頭來代替勸課農桑實務的現象，則確實是“世之所多”哩。
再有一個“好傳統”，就是報喜不報憂。報喜的門道很多：一曰挖空心思報“祥瑞”。 一株穀物上多長了些穗，就叫“嘉禾”；天上下了幾滴略有甜味的雨，就叫“甘露”；田埂 上鑽出幾棵過去少見的草本，就叫“靈芝”；全當寶貝似地裝進盒子，派專人送到上級衙門 去，懇求轉呈朝廷，這也算是體現勸農有績的標誌。二曰恣意誇張報“政績”，築一條陂吹 成一道壩，栽幾排樹吹成一片林，挖一個塘吹成一片湖，反正瞞上不瞞下，法螺盡管吹；三 曰憑空捏造創雙收，這一條特別反映在勸墾荒地上：墾殖麵積增加了是衙門的名氣，而這一 增加又要引帶田賦的增加，田賦增加又要引帶衙門眾老爺的陋規收入增加，這又是實惠。有 此名利雙收的利益驅動，不少州縣都捏造墾荒數目。以清朝世宗時福建省崇安縣為例：雍正 十年(1732)，該縣捏報墾荒 139頃；雍正十一年(1733)，又捏報墾荒150頃，前後一共加征銀2203兩，米2 60石，全部 採用“飛灑”(即無田浮賦)辦法落實。這就是老爺升官發財，百姓晦氣破家 。趁著幹 隆皇帝登基之初，有些勵精圖治的氣象，便有敢講點真話的官員將這等浮誇虛造歪風給抖了 出來，幹隆即命地方督撫將現有報墾田地“詳確查明，如多虛捏，據實題請開除”( 引見《清幹隆朝實錄》卷5)，結果發現好多省份都存在和福建崇安同樣的現象。
不報憂最簡單了，就是一個瞞字唄，也是瞞上不瞞下，隻求迎合上司，不怕得罪百姓， 乃至可以造出許多稀奇古怪的故事。比如宋人葉夢得著《避暑錄話》載，北宋神宗時，錢勰 在如皋當知縣，當年大旱，又鬧蝗災，而鄰縣泰興的縣太爺竟向上司匯報說“本縣無蝗”。 而後泰興蝗災因衙門不組織治理的緣故，鬧得比周圍各縣更厲害，上司知道後移文責問，孰 知這位老爺答覆說，泰興本來是沒蝗蟲的，是如皋的蝗蟲飛了過來，尚請上司“仍檄如皋， 請嚴捕蝗，無使侵鄰境”。錢勰得檄後又好氣又好笑，在檄書紙尾上寫了四句話：“蝗蟲本 是天災，即非縣令不才。既自敝邑飛去，卻請貴縣押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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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之本在農桑(2)
不過此前所舉事例，都是所謂“清官”、“循吏”，實際上許多州縣衙門隻把勸課農桑成 績好壞的標準，歸結到田賦徵收這一條上來觀照，其餘的具體動作是很少去做乃至一概不做 的 。溫福所雲“出郊賞農”倒是句真話，不少州縣官員以“勸農”為藉口，跑到郊縣做春遊； 太爺遊過二尹遊，二尹遊過三衙遊，農民們疲於接待，勞民傷財，還極誤農時。現在我們往 往能在古人文集中看見一些《祈雨文》、《驅蝗文》之類的文章，這也是州縣衙門裏 老爺們“勸課農桑”的常務，平時不比王安石那樣及早準備，災害發生後又不比海瑞那樣去 組織救災。所能幹的，就是讓陰陽生和學署裏的教官及禮房吏員們合作，編一套舞雩儀式， 向老天爺、龍王爺、城隍爺們禱告，求它們賜降甘霖，或者喚退洪水；有時僧會司、道會司 的官員們也在這種排場中大顯身手，喚齊和尚道士，各自指揮大做道場和法事。雖說這些勞 什 子於抗災救災無補，但費用都由攤派籌募，倒不失為大家趁機分沾油水的好時機。明人郎瑛 著《七修類稿》中，載有這樣一則故事，說是明武宗正德某年，徽州大旱，州縣衙門不忙著 組織抗旱，卻大擺祈雨場麵。雨水沒求來一滴，反倒求來一首“三句半”——“太守出禱雨 ，萬民皆喜 悅，昨夜推窗看：見月!”老爺查出作者後，將其捉進衙門，痛責十八板，又懷疑他僅僅是 “ 發行人”，背後還有真作者。那人咬定是自己所作，老爺讓他當場再吟一首驗證，否則罪置 重刑，此人應聲道：“作詩十七字，被責一十八，若上萬言書：打殺!”郎瑛於追述過此事 後，感喟說“此世之所少”，那是指老百姓有勇氣公然嘲笑官府而言，但州縣衙門慣弄 此類虛頭來代替勸課農桑實務的現象，則確實是“世之所多”哩。
再有一個“好傳統”，就是報喜不報憂。報喜的門道很多：一曰挖空心思報“祥瑞”。 一株穀物上多長了些穗，就叫“嘉禾”；天上下了幾滴略有甜味的雨，就叫“甘露”；田埂 上鑽出幾棵過去少見的草本，就叫“靈芝”；全當寶貝似地裝進盒子，派專人送到上級衙門 去，懇求轉呈朝廷，這也算是體現勸農有績的標誌。二曰恣意誇張報“政績”，築一條陂吹 成一道壩，栽幾排樹吹成一片林，挖一個塘吹成一片湖，反正瞞上不瞞下，法螺盡管吹；三 曰憑空捏造創雙收，這一條特別反映在勸墾荒地上：墾殖麵積增加了是衙門的名氣，而這一 增加又要引帶田賦的增加，田賦增加又要引帶衙門眾老爺的陋規收入增加，這又是實惠。有 此名利雙收的利益驅動，不少州縣都捏造墾荒數目。以清朝世宗時福建省崇安縣為例：雍正 十年(1732)，該縣捏報墾荒 139頃；雍正十一年(1733)，又捏報墾荒150頃，前後一共加征銀2203兩，米2 60石，全部 採用“飛灑”(即無田浮賦)辦法落實。這就是老爺升官發財，百姓晦氣破家 。趁著幹 隆皇帝登基之初，有些勵精圖治的氣象，便有敢講點真話的官員將這等浮誇虛造歪風給抖了 出來，幹隆即命地方督撫將現有報墾田地“詳確查明，如多虛捏，據實題請開除”( 引見《清幹隆朝實錄》卷5)，結果發現好多省份都存在和福建崇安同樣的現象。
不報憂最簡單了，就是一個瞞字唄，也是瞞上不瞞下，隻求迎合上司，不怕得罪百姓， 乃至可以造出許多稀奇古怪的故事。比如宋人葉夢得著《避暑錄話》載，北宋神宗時，錢勰 在如皋當知縣，當年大旱，又鬧蝗災，而鄰縣泰興的縣太爺竟向上司匯報說“本縣無蝗”。 而後泰興蝗災因衙門不組織治理的緣故，鬧得比周圍各縣更厲害，上司知道後移文責問，孰 知這位老爺答覆說，泰興本來是沒蝗蟲的，是如皋的蝗蟲飛了過來，尚請上司“仍檄如皋， 請嚴捕蝗，無使侵鄰境”。錢勰得檄後又好氣又好笑，在檄書紙尾上寫了四句話：“蝗蟲本 是天災，即非縣令不才。既自敝邑飛去，卻請貴縣押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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