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王奇為了削弱皇帝的權威，就盡可能提高人們對民意力量的重視，提升對人民的重視度。在這方麵，王奇早已經想好了辦法，那就是推崇孟子，推崇他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學說。
以上的內容可以說隻是想打破原來的封建製，但要真正吸引名士大儒的目光，就還得提出自己的觀點。
王奇的思想是自由主義，他的政治主張是君主立憲製。
王奇並沒有想過要廢除君主，實際上，在現在這個時期，已經經過幾百年儒家文化薰陶的大漢，沒有君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至於王奇本人，他還想當皇帝呢，怎麽可能會提出廢除皇帝這種觀點呢。他這樣宣傳“立憲論”就已經是極點，讓他宣傳“民主論”，他可不想讓後人說他出爾反爾。
作為自由主義的和君主立憲製的共同點，就是要求有代議(表)製度。而王奇就是想在將來，在保持君主存在的情況下，同時實行代表製。實際上，儒家的學說中，也有相應的代表觀點。如果王其此時提出實行代表製，應該不會產生大的反對。但是王奇發現，儒家學說中所隱含的關於代表製度的主張與自由主義的代表製度的主張有著重大的差異。
自由主義的代議製度，它的形成和發展是基於利益的表達和政府對這種已表達的利益的滿足。當年英國有《大憲章》和“沒有代表不納稅”的口號，促使當初的英國國會在君主和民間的利益互相滿足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因此，它是一種以利益為基礎的代表製。即每個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看管者和照顧者，自己是實現自己利益的最好手段，而不能指望他人。自己一旦有利益要求就應主動加以伸張，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加以實現。
但是儒家的代表理論卻基於這樣一種假設，即明君賢相所具備的美德和知識能夠“代表”民間的利益要求。它可以稱為賢能代表說，即政府通過對民間的各方利益作通盤的考慮和安排去洞察和輔導來滿足民間的利益要求，而不鼓勵民間拿自己的利益要求來同中央抗衡。
這種賢能代表製通常假定個人不大能夠照顧好自己的利益，因此，在利益分配和照顧上個人必須服從君王，包括君臣的安排。這種賢能代表製的製度結晶是家長製，它具有很強的威權性格。
其特點是明君賢相治理國家。要是君不能明察，那麽，社會的利益要求就得不到滿足，這樣最終就會造成動盪。若是百姓不必議政，則說明國家治理得有條不紊（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季氏》）。若賢能者不參政，則國家治理得一定很糟糕（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賢能代表製的特點是公高於私，一切服從公。利益代表製的特點是私高於公，公為私服務。（ps：前麵部分內容引自劉軍寧《自由主義與儒教社會》）
當然，眼下這種時代，如果王奇直接提出要建立利益代表製，那是不可能的。恐怕剛一提出就會被士大夫們笑死了。剛好王奇也並不是很想建立這樣的利益代表製，實際上，在現代社會時，真正實行利益代表製的是英國和美國，但王奇看他們政府的運作方式也並不是很理想，經常有一些政府的決議不得不聽某個財團的意見，王奇可不喜歡這樣的事情。
王奇現在託名孟子提出的代表製，其實是把這兩種代表製在一定程度上結合起來，從而把兩者的優點集中起來。隻有幾代表利益的階層，又有代表賢能的階層，才能更好的發揮代表製的作用。
當然，對於怎麽樣的人才算賢能之士，王奇還是少不得引用了一下孟子的話“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孟子·梁惠王下》）
王奇這樣說當然是有原因的，因為那些清流名士們都認為自己是得到大家認可的賢人，所以就會認為王奇說的是他們，他們當然會對王奇的這一學說加以支持了。而將來如果有革命者想推翻封建製的話，就可以解釋為是由貧民百姓認可的賢人。這算是一種討好雙方的舉措吧。
王奇提倡的孟子學說，並不是真正的民主學說，如果一定要分的話，那也隻能算是“民本”說，而實際上，“民本”思想一旦落實到現實製度層次上，就隻能是君主製，而不可能是民主製。民本的積極意義僅在於它要求統治者“模擬”百姓的利益要求，然後根據這種模擬出來的要求治理國家。即《尚書》上說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論語·泰伯》）所以，民本思想隻是一種“模擬民主”思想，即以君主模擬“民主”的方式來治理。
王奇提出這樣的思想，就是看準了隻要君主不是太獨裁，就不會對這種有利於自己統治的學說加以強烈反對。
王奇的第五本書雖然很重要，但其實內容很簡單，隻有區區不到一萬字，和那本泱泱十萬字外加幾百幅插圖的《地理》比起來，這根本隻能算是一本小讀本。
但這本書上在以後的歷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光是王奇提出的“民本”思想，就指導了今後一千多年的朝代，雖然朝代幾經更替，但所有的統治者，都以王奇的民本思想來治國的。直到一千多年後，最後的王朝“明”被議會推翻，這種“民本”思想才被“民主”思想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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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內容可以說隻是想打破原來的封建製，但要真正吸引名士大儒的目光，就還得提出自己的觀點。
王奇的思想是自由主義，他的政治主張是君主立憲製。
王奇並沒有想過要廢除君主，實際上，在現在這個時期，已經經過幾百年儒家文化薰陶的大漢，沒有君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至於王奇本人，他還想當皇帝呢，怎麽可能會提出廢除皇帝這種觀點呢。他這樣宣傳“立憲論”就已經是極點，讓他宣傳“民主論”，他可不想讓後人說他出爾反爾。
作為自由主義的和君主立憲製的共同點，就是要求有代議(表)製度。而王奇就是想在將來，在保持君主存在的情況下，同時實行代表製。實際上，儒家的學說中，也有相應的代表觀點。如果王其此時提出實行代表製，應該不會產生大的反對。但是王奇發現，儒家學說中所隱含的關於代表製度的主張與自由主義的代表製度的主張有著重大的差異。
自由主義的代議製度，它的形成和發展是基於利益的表達和政府對這種已表達的利益的滿足。當年英國有《大憲章》和“沒有代表不納稅”的口號，促使當初的英國國會在君主和民間的利益互相滿足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因此，它是一種以利益為基礎的代表製。即每個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看管者和照顧者，自己是實現自己利益的最好手段，而不能指望他人。自己一旦有利益要求就應主動加以伸張，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加以實現。
但是儒家的代表理論卻基於這樣一種假設，即明君賢相所具備的美德和知識能夠“代表”民間的利益要求。它可以稱為賢能代表說，即政府通過對民間的各方利益作通盤的考慮和安排去洞察和輔導來滿足民間的利益要求，而不鼓勵民間拿自己的利益要求來同中央抗衡。
這種賢能代表製通常假定個人不大能夠照顧好自己的利益，因此，在利益分配和照顧上個人必須服從君王，包括君臣的安排。這種賢能代表製的製度結晶是家長製，它具有很強的威權性格。
其特點是明君賢相治理國家。要是君不能明察，那麽，社會的利益要求就得不到滿足，這樣最終就會造成動盪。若是百姓不必議政，則說明國家治理得有條不紊（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季氏》）。若賢能者不參政，則國家治理得一定很糟糕（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賢能代表製的特點是公高於私，一切服從公。利益代表製的特點是私高於公，公為私服務。（ps：前麵部分內容引自劉軍寧《自由主義與儒教社會》）
當然，眼下這種時代，如果王奇直接提出要建立利益代表製，那是不可能的。恐怕剛一提出就會被士大夫們笑死了。剛好王奇也並不是很想建立這樣的利益代表製，實際上，在現代社會時，真正實行利益代表製的是英國和美國，但王奇看他們政府的運作方式也並不是很理想，經常有一些政府的決議不得不聽某個財團的意見，王奇可不喜歡這樣的事情。
王奇現在託名孟子提出的代表製，其實是把這兩種代表製在一定程度上結合起來，從而把兩者的優點集中起來。隻有幾代表利益的階層，又有代表賢能的階層，才能更好的發揮代表製的作用。
當然，對於怎麽樣的人才算賢能之士，王奇還是少不得引用了一下孟子的話“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孟子·梁惠王下》）
王奇這樣說當然是有原因的，因為那些清流名士們都認為自己是得到大家認可的賢人，所以就會認為王奇說的是他們，他們當然會對王奇的這一學說加以支持了。而將來如果有革命者想推翻封建製的話，就可以解釋為是由貧民百姓認可的賢人。這算是一種討好雙方的舉措吧。
王奇提倡的孟子學說，並不是真正的民主學說，如果一定要分的話，那也隻能算是“民本”說，而實際上，“民本”思想一旦落實到現實製度層次上，就隻能是君主製，而不可能是民主製。民本的積極意義僅在於它要求統治者“模擬”百姓的利益要求，然後根據這種模擬出來的要求治理國家。即《尚書》上說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論語·泰伯》）所以，民本思想隻是一種“模擬民主”思想，即以君主模擬“民主”的方式來治理。
王奇提出這樣的思想，就是看準了隻要君主不是太獨裁，就不會對這種有利於自己統治的學說加以強烈反對。
王奇的第五本書雖然很重要，但其實內容很簡單，隻有區區不到一萬字，和那本泱泱十萬字外加幾百幅插圖的《地理》比起來，這根本隻能算是一本小讀本。
但這本書上在以後的歷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光是王奇提出的“民本”思想，就指導了今後一千多年的朝代，雖然朝代幾經更替，但所有的統治者，都以王奇的民本思想來治國的。直到一千多年後，最後的王朝“明”被議會推翻，這種“民本”思想才被“民主”思想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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