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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則天：從尼姑到女皇的政治搏弈 作者：清秋子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弘道元年正月，高宗夫婦就前去視察了剛建好的奉天宮。七月準備封山時，高宗身體突然不好，於是把時間推後。到了十月，高宗和武後再幸奉天宮時，高宗病情急劇惡化，頭部沉重難忍，眼睛幾乎看不見了。在這種情況下，隻得下詔暫停封山事宜。
武後急召禦醫秦鳴鶴、正文仲前來診療。秦鳴鶴看了後認為，高宗的病症是“風上逆”，要用針紮一下，“刺頭出血方可愈”。
武則天在簾後聽到這主意，大怒，說：“此人可斬也，乃欲於天子頭刺血乎！”
秦鳴鶴嚇得要死，隻顧叩頭求饒。
高宗的腦筋倒還清醒，他說：“禦醫議病，不可加罪。且我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但刺之。”
有了最高指示，秦鳴鶴才小心翼翼地在高宗的百會、腦戶二穴上各紮了幾針。
不一會兒，奇蹟出現了。高宗說：“吾目明矣！”
武則天大喜過望，在簾中再三向秦鳴鶴拜謝道：“天賜我師！”然後又親自搬來一百匹彩緞，賞給了秦鳴鶴（見《舊唐書》、《唐新語》）。
但是高宗的這條命，人留天不留。無論武則天多麽虔誠，妙手迴春終究是有限的，高宗還是進入了病危狀態。在奉天宮一躺躺了20多天，眼看再呆下去，皇帝就要死在外頭了（這在歷代皇帝是大忌），於是到十一月下旬，車駕返迴東都。
消息早已傳開，百官都自動匯聚在天津橋南拜迎。但是高宗實在是太虛弱了，還都後連宰相都沒有謁見的機會。
熬到十二月四日，在武則天建議下，下詔改元“弘道”，並大赦天下。武則天提出這個建議，是為祈求上天賜福，同時也是盡人事而聽天命。
改元的意思，也就是要讓官民弘揚道家宗旨，崇尚簡樸，鹹與維新。詔書還特別肯定了武後的政績，說她“言近而意遠，事少而功多”。這些內容，應該說是高宗在為穩定身後的局麵而造輿論了。
高宗極為重視這道詔書，想親自登上宮城的正門——則天門去向百姓宣讀，但在被扶出宮門後，卻因氣逆不能上馬，登城樓那就更不可能了。
於是改行權宜之計，召百姓到殿前宣讀之。宣讀完畢，他問侍臣：“百姓們都高興麽？”
侍臣答道：“百姓蒙赦，無不歡欣。”
高宗嘆道：“蒼生雖喜，吾命危篤！”想想然後又說，“天地神祗若能延長吾一兩月之命，得還長安，死亦無憾！”
當晚，急召宰相裴炎入貞觀殿，授遺詔輔政。把後事交代完畢，高宗也就不行了，於當晚駕崩，享年56歲。
這一年，武則天60歲，太子李哲28歲。
就這樣，侍中裴炎成了宰相中唯一的顧命大臣，他也由此捲入了高層政治旋渦的中心。
這裏要提到的是，他親領的這道遺詔，為日後政壇的諸多波瀾埋下了伏筆。
這道遺詔，去掉那些冠冕堂皇的自我吹噓，實質就兩條，一是死後七天就要出殯；天下之大，繼承人的問題不能拖，太子就在靈柩前即位。二是新皇帝執政後，“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後進止”。
一切問題，都出在第二條上。
這句話看似簡單，其實有嚴格限定，是說國家大事如有決定不下來的，再按照天後的意見定奪。
那麽，高宗在臨死前，究竟是怎麽安排身後這盤棋的？
究其內幕，他左右為難！
首先是對武則天的考慮。他對武則天的執政能力自然是一百個放心。自顯慶五年（660年）以來，他和老婆互為表裏，把一間夫妻店開得很好。但是武後勢力日益坐大，有可能會引起難料的後果，他也是有所警覺的。
高宗在病重期間，他深為器重的尚書左丞馮元常曾上密言，說：“中宮（皇後）威權太重，宜稍抑損。”（《資治通鑑》）高宗對這個意見深以為然，但他病體支離，哪裏還有精力來壓製武後，於是就沒有下文。
不過，對武則天的防範心理，卻直接體現在這道遺詔上了。
我們的讀者中，如果有公務員身份的，馬上就能看出：遺詔中最厲害的一點，是剝奪了武則天的執政權。不僅沒有讓她攝政（臨朝稱製），甚至不讓她再過問政事——軍國大事，如果新君能“決”，那就無須請示天後了。那麽，天後平時幹些什麽呢？退休！
高宗在生前無力完成的事情，他想借皇位更替的機會一舉解決。
白紙黑字，一句話，就讓武則天退居二線。
其次是高宗對儲君李哲的考慮。這個接班人，也讓高宗十分頭痛。李哲是個資質平平的人，遠不及李弘、李賢，高宗與武後也並不溺愛這個“第三瓜”。李哲的浮出，完全是論資排輩，輪到他了而已。
在李哲監國期間，頑心不改，仍然大肆遊獵，不像個幹大事的樣子。高宗與武後對他費盡了心思，除了加強東宮屬官的力量之外，還特別立李哲之子李重照為皇太孫，目的就是讓李哲安心，好好學習政務，多少要有個登大位的準備。
可是李哲對父母的這一番苦心並不領情，依然我行我素。在三年半的太子期間，幾無長進。
高宗和武後大概也考慮過再摘瓜的問題。但是，太子是國本，目前已三易其人了，再換，不利於天下安定。況且四子豫王李旦年紀尚幼，又無特殊功績，沒什麽過硬的理由可立為太子。李哲再不行，也得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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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後急召禦醫秦鳴鶴、正文仲前來診療。秦鳴鶴看了後認為，高宗的病症是“風上逆”，要用針紮一下，“刺頭出血方可愈”。
武則天在簾後聽到這主意，大怒，說：“此人可斬也，乃欲於天子頭刺血乎！”
秦鳴鶴嚇得要死，隻顧叩頭求饒。
高宗的腦筋倒還清醒，他說：“禦醫議病，不可加罪。且我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但刺之。”
有了最高指示，秦鳴鶴才小心翼翼地在高宗的百會、腦戶二穴上各紮了幾針。
不一會兒，奇蹟出現了。高宗說：“吾目明矣！”
武則天大喜過望，在簾中再三向秦鳴鶴拜謝道：“天賜我師！”然後又親自搬來一百匹彩緞，賞給了秦鳴鶴（見《舊唐書》、《唐新語》）。
但是高宗的這條命，人留天不留。無論武則天多麽虔誠，妙手迴春終究是有限的，高宗還是進入了病危狀態。在奉天宮一躺躺了20多天，眼看再呆下去，皇帝就要死在外頭了（這在歷代皇帝是大忌），於是到十一月下旬，車駕返迴東都。
消息早已傳開，百官都自動匯聚在天津橋南拜迎。但是高宗實在是太虛弱了，還都後連宰相都沒有謁見的機會。
熬到十二月四日，在武則天建議下，下詔改元“弘道”，並大赦天下。武則天提出這個建議，是為祈求上天賜福，同時也是盡人事而聽天命。
改元的意思，也就是要讓官民弘揚道家宗旨，崇尚簡樸，鹹與維新。詔書還特別肯定了武後的政績，說她“言近而意遠，事少而功多”。這些內容，應該說是高宗在為穩定身後的局麵而造輿論了。
高宗極為重視這道詔書，想親自登上宮城的正門——則天門去向百姓宣讀，但在被扶出宮門後，卻因氣逆不能上馬，登城樓那就更不可能了。
於是改行權宜之計，召百姓到殿前宣讀之。宣讀完畢，他問侍臣：“百姓們都高興麽？”
侍臣答道：“百姓蒙赦，無不歡欣。”
高宗嘆道：“蒼生雖喜，吾命危篤！”想想然後又說，“天地神祗若能延長吾一兩月之命，得還長安，死亦無憾！”
當晚，急召宰相裴炎入貞觀殿，授遺詔輔政。把後事交代完畢，高宗也就不行了，於當晚駕崩，享年56歲。
這一年，武則天60歲，太子李哲28歲。
就這樣，侍中裴炎成了宰相中唯一的顧命大臣，他也由此捲入了高層政治旋渦的中心。
這裏要提到的是，他親領的這道遺詔，為日後政壇的諸多波瀾埋下了伏筆。
這道遺詔，去掉那些冠冕堂皇的自我吹噓，實質就兩條，一是死後七天就要出殯；天下之大，繼承人的問題不能拖，太子就在靈柩前即位。二是新皇帝執政後，“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後進止”。
一切問題，都出在第二條上。
這句話看似簡單，其實有嚴格限定，是說國家大事如有決定不下來的，再按照天後的意見定奪。
那麽，高宗在臨死前，究竟是怎麽安排身後這盤棋的？
究其內幕，他左右為難！
首先是對武則天的考慮。他對武則天的執政能力自然是一百個放心。自顯慶五年（660年）以來，他和老婆互為表裏，把一間夫妻店開得很好。但是武後勢力日益坐大，有可能會引起難料的後果，他也是有所警覺的。
高宗在病重期間，他深為器重的尚書左丞馮元常曾上密言，說：“中宮（皇後）威權太重，宜稍抑損。”（《資治通鑑》）高宗對這個意見深以為然，但他病體支離，哪裏還有精力來壓製武後，於是就沒有下文。
不過，對武則天的防範心理，卻直接體現在這道遺詔上了。
我們的讀者中，如果有公務員身份的，馬上就能看出：遺詔中最厲害的一點，是剝奪了武則天的執政權。不僅沒有讓她攝政（臨朝稱製），甚至不讓她再過問政事——軍國大事，如果新君能“決”，那就無須請示天後了。那麽，天後平時幹些什麽呢？退休！
高宗在生前無力完成的事情，他想借皇位更替的機會一舉解決。
白紙黑字，一句話，就讓武則天退居二線。
其次是高宗對儲君李哲的考慮。這個接班人，也讓高宗十分頭痛。李哲是個資質平平的人，遠不及李弘、李賢，高宗與武後也並不溺愛這個“第三瓜”。李哲的浮出，完全是論資排輩，輪到他了而已。
在李哲監國期間，頑心不改，仍然大肆遊獵，不像個幹大事的樣子。高宗與武後對他費盡了心思，除了加強東宮屬官的力量之外，還特別立李哲之子李重照為皇太孫，目的就是讓李哲安心，好好學習政務，多少要有個登大位的準備。
可是李哲對父母的這一番苦心並不領情，依然我行我素。在三年半的太子期間，幾無長進。
高宗和武後大概也考慮過再摘瓜的問題。但是，太子是國本，目前已三易其人了，再換，不利於天下安定。況且四子豫王李旦年紀尚幼，又無特殊功績，沒什麽過硬的理由可立為太子。李哲再不行，也得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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