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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則天：從尼姑到女皇的政治搏弈 作者：清秋子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高宗還派了金吾將軍曹懷舜等分赴黃河南北廣招精兵良將，組成精銳的參戰部隊，保證了主力軍的戰鬥力，正確。
派遣兵力總計18萬，對一次遠征作戰來說，人數相當充足（參照征高麗動用約13萬人）；絲毫沒有輕敵，正確。
可是，為什麽主帥偏偏要選用一個在軍事上純屬窩囊廢的李敬玄？這項人事安排，高宗、武後難道沒過腦子？
草民我在讀唐史的時候，深感1000多年前的古人，思維方式、行事準則與今人有太多的不類之處。不像明清與近世接近，其人其事，當代人都很好理解。
所以，對這場戰爭中的失誤，我隻能對其原因做一般性的推測。一是高宗、武後可能覺得隻要兵員充足、兵卒健銳，就一定能馬到成功；二是希望李敬玄能像劉仁軌在高麗那樣，以文臣身份在戰場上出奇製勝。
上述第一個原因，其實還是是輕敵。第二個原因，則是犯了經驗主義毛病。劉仁軌的意外勝利，有具體的主客觀因素，是不能複製的。況且劉仁軌當時的處境，是偏師（增援部隊）和次要戰場（高宗曾考慮放棄），即使敗了，於全局的牽動也有限；而李敬玄麵對的則是率主力與論欽陵大軍決戰，讓他掛帥，實在是冒險。
兩次大敗，給“大唐必勝”的狂熱大大澆了一瓢涼水。
在高宗朝對外戰爭的初期，因為取勝容易，戰爭時間短，平民百姓渴慕軍功，都爭先投軍。有的甚至“不用官物，請自辦衣糧，投名義征”。正合唐詩裏寫的“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可是到後來，這種可能性越來越小。戰爭殘酷的一麵顯露出來。出征時間拖長，勝利沒有把握，甚至把性命搭上也說不定，因此民間厭戰情緒抬頭，連兵源都發生困難了。
武則天的息兵建議，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提出來的。
戰爭不光是戰爭，還要考慮國力、民力，要有遠交近攻的總體戰略——這些，武則天都做過認真的思考。
從唐廷在後來推行的對外策略來看，可以推斷出，她思考的結論有以下幾點：
前一段四境武功戰果輝煌，是因為國力強大、百姓富裕。但是，大唐不是以軍事擴張立國的帝國，對外戰爭是為了國內百姓安居，一旦軍事負擔透支，百姓厭戰，戰爭就必然撐不下去。這是其一。
當東、西、北幾麵受敵時，決不可均衡用力、四麵出擊，必須“抓住主要矛盾”。把對大唐威脅最大的敵國作為主要打擊和防範對象，其餘國家能和就和，再不然就以夷製夷。這也是考慮到了不能無限度地使用國力。這是其二。
對暫時啃不動的敵國，就採取守勢，不能賭氣，不能為了麵子就發動一場勞師動眾的戰爭。一定要有充分耐心等待最有利的時機，哪怕把任務留給下一代。這是其三。
對可能復燃的遊動部族之敵，要趁其羽翼未豐就幹掉，不能養癰遺患，鬧到將來不可收拾。這是其四。
所以，武後考慮的這個“息兵”政策，並不是主張放棄強大國防、全麵收縮，而是主張對國際關係要有理性的處理。
當時的唐之周邊關係，與我們今天正相反。當時東部的敵人，無論從國力、戰略縱深和作戰特點上，都不能對唐本土構成太大威脅。新羅就是再忘恩負義，也不過就是想在半島上當個統一的老大，還不至於到唐的本土來攻城掠地。因此，東邊是次要之敵。
威脅最大的還是西部的兩大強敵——突厥餘部和吐蕃。一個要復仇，一個要擴張，都在咄咄逼人的崛起過程中，唐的西部領土是在他們的戰略版圖之內的，因此必須全力對付。
從顯亨元年（670年）起，安東都護府兩次後撤，最後撤至遼東，徹底放棄了半島，除了高麗餘眾不好管理的因素外，主要也是出於上述戰略考慮。
這一時期，高宗雖是與武後聯合執政，但從某些跡象上可以看出，兩人在對待戰爭的態度上還是有區別的。迴想當年征高麗，高宗興奮得躍躍欲試，差一點兒就要率六軍親征。而武則天則公開上表勸阻，用輿論的力量製止了他。
此外。在武則天後來單獨執政時期，也一直堅持奉行息兵政策。可見，她不是一個窮兵瀆武的統治者，這是近世絕大部分史家的定論。
關於用人不當的問題，當然也引起了高宗與武後的反思。黑齒常之的被擢拔、被除名的薛仁貴的起復，以及一大批新老將領對穩定西北的貢獻，都說明在用將上，唐廷也十分謹慎了。
有人研究過，高宗後期，唐與外族友好往來的頻率突然增加，有很多還是與唐並不接壤的遠邦。可以推斷，這個變化是在武則天的推動下實行的，就是為了遠交近攻。
高宗對“建言十二事”相當讚賞，曾下詔褒揚，並要各衙門去執行。其中比較重要的“息兵”一條，看來也被高宗欣然接受，正式成為國策。
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大唐四境漸趨穩定。高宗一朝，邊境上共設有五大都護府。大唐的聲威，遠被歐亞。
我們來看這時曾有過的疆域——
安東：初期治所在平壤，後移至遼東新城，所轄遠至烏蘇裏江以東，包括黑龍江兩岸入海口處；
安北：治所在今蒙古杭愛山東部，所轄今蒙古與西伯利亞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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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兵力總計18萬，對一次遠征作戰來說，人數相當充足（參照征高麗動用約13萬人）；絲毫沒有輕敵，正確。
可是，為什麽主帥偏偏要選用一個在軍事上純屬窩囊廢的李敬玄？這項人事安排，高宗、武後難道沒過腦子？
草民我在讀唐史的時候，深感1000多年前的古人，思維方式、行事準則與今人有太多的不類之處。不像明清與近世接近，其人其事，當代人都很好理解。
所以，對這場戰爭中的失誤，我隻能對其原因做一般性的推測。一是高宗、武後可能覺得隻要兵員充足、兵卒健銳，就一定能馬到成功；二是希望李敬玄能像劉仁軌在高麗那樣，以文臣身份在戰場上出奇製勝。
上述第一個原因，其實還是是輕敵。第二個原因，則是犯了經驗主義毛病。劉仁軌的意外勝利，有具體的主客觀因素，是不能複製的。況且劉仁軌當時的處境，是偏師（增援部隊）和次要戰場（高宗曾考慮放棄），即使敗了，於全局的牽動也有限；而李敬玄麵對的則是率主力與論欽陵大軍決戰，讓他掛帥，實在是冒險。
兩次大敗，給“大唐必勝”的狂熱大大澆了一瓢涼水。
在高宗朝對外戰爭的初期，因為取勝容易，戰爭時間短，平民百姓渴慕軍功，都爭先投軍。有的甚至“不用官物，請自辦衣糧，投名義征”。正合唐詩裏寫的“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可是到後來，這種可能性越來越小。戰爭殘酷的一麵顯露出來。出征時間拖長，勝利沒有把握，甚至把性命搭上也說不定，因此民間厭戰情緒抬頭，連兵源都發生困難了。
武則天的息兵建議，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提出來的。
戰爭不光是戰爭，還要考慮國力、民力，要有遠交近攻的總體戰略——這些，武則天都做過認真的思考。
從唐廷在後來推行的對外策略來看，可以推斷出，她思考的結論有以下幾點：
前一段四境武功戰果輝煌，是因為國力強大、百姓富裕。但是，大唐不是以軍事擴張立國的帝國，對外戰爭是為了國內百姓安居，一旦軍事負擔透支，百姓厭戰，戰爭就必然撐不下去。這是其一。
當東、西、北幾麵受敵時，決不可均衡用力、四麵出擊，必須“抓住主要矛盾”。把對大唐威脅最大的敵國作為主要打擊和防範對象，其餘國家能和就和，再不然就以夷製夷。這也是考慮到了不能無限度地使用國力。這是其二。
對暫時啃不動的敵國，就採取守勢，不能賭氣，不能為了麵子就發動一場勞師動眾的戰爭。一定要有充分耐心等待最有利的時機，哪怕把任務留給下一代。這是其三。
對可能復燃的遊動部族之敵，要趁其羽翼未豐就幹掉，不能養癰遺患，鬧到將來不可收拾。這是其四。
所以，武後考慮的這個“息兵”政策，並不是主張放棄強大國防、全麵收縮，而是主張對國際關係要有理性的處理。
當時的唐之周邊關係，與我們今天正相反。當時東部的敵人，無論從國力、戰略縱深和作戰特點上，都不能對唐本土構成太大威脅。新羅就是再忘恩負義，也不過就是想在半島上當個統一的老大，還不至於到唐的本土來攻城掠地。因此，東邊是次要之敵。
威脅最大的還是西部的兩大強敵——突厥餘部和吐蕃。一個要復仇，一個要擴張，都在咄咄逼人的崛起過程中，唐的西部領土是在他們的戰略版圖之內的，因此必須全力對付。
從顯亨元年（670年）起，安東都護府兩次後撤，最後撤至遼東，徹底放棄了半島，除了高麗餘眾不好管理的因素外，主要也是出於上述戰略考慮。
這一時期，高宗雖是與武後聯合執政，但從某些跡象上可以看出，兩人在對待戰爭的態度上還是有區別的。迴想當年征高麗，高宗興奮得躍躍欲試，差一點兒就要率六軍親征。而武則天則公開上表勸阻，用輿論的力量製止了他。
此外。在武則天後來單獨執政時期，也一直堅持奉行息兵政策。可見，她不是一個窮兵瀆武的統治者，這是近世絕大部分史家的定論。
關於用人不當的問題，當然也引起了高宗與武後的反思。黑齒常之的被擢拔、被除名的薛仁貴的起復，以及一大批新老將領對穩定西北的貢獻，都說明在用將上，唐廷也十分謹慎了。
有人研究過，高宗後期，唐與外族友好往來的頻率突然增加，有很多還是與唐並不接壤的遠邦。可以推斷，這個變化是在武則天的推動下實行的，就是為了遠交近攻。
高宗對“建言十二事”相當讚賞，曾下詔褒揚，並要各衙門去執行。其中比較重要的“息兵”一條，看來也被高宗欣然接受，正式成為國策。
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大唐四境漸趨穩定。高宗一朝，邊境上共設有五大都護府。大唐的聲威，遠被歐亞。
我們來看這時曾有過的疆域——
安東：初期治所在平壤，後移至遼東新城，所轄遠至烏蘇裏江以東，包括黑龍江兩岸入海口處；
安北：治所在今蒙古杭愛山東部，所轄今蒙古與西伯利亞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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