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近研究室時，看到一群記者把埃利斯攔在了大樓外麵。他正在迴答他們的問題，情緒顯然不好。她聽到“大腦控製”這幾個字重複了好幾遍。
她略感內疚地繞到遠處的一個入口，乘電梯上了四樓。大腦控製，她想，星期日增刊將就大腦控製問題展開討論，各家日報也會隨之刊登嚴肅的社論——醫學雜誌會刊登更為嚴肅的文章——討論不加控製和不負責任的研究所產生的種種危險。她能夠看到這一切的到來。
大腦控製，天哪!
事實上每個人的大腦都受到控製，大家部因此而感到高興。世界上最有力的大腦控製者是父母親，他們造成了極大的傷害。理論家們通常忘記偏見或神經失常或情感障礙從來不是與生俱來的，這些特性需要逐步培養。當然，父母們並個是故意傷害他們的孩子，他們隻是反覆向孩子灌輸他們認為重要和有益的種種思想觀念。
新生兒就像等待編排程序的小計算機，不管教給他們什麽，無論是糟糕的文法還是粗魯的舉止，他們樣樣都能學會。像計算機一樣，他們沒有識別能力，無法區分好的觀念與壞的觀念。有一種類比是非常貼切的：許多人都議論計算機的孩子氣和咬文嚼字。例如，如果你能指示計算機“穿上鞋和襪”，它肯定會迴答說襪子無法穿在鞋子上。
所有重要的程序編製到孩子七歲時完成。它們包括種族觀念。性觀念、道德觀念、宗教觀念和民族觀念等。陀螺儀已經設定，任由孩子們圍繞其預定的軌道旋轉。
大腦控製。
那些同社會習俗一樣簡單的事情又怎麽樣呢?遇上某人要握手怎麽樣呢?坐電梯臉朝前呢?從左側超車?右手拿酒杯?人們為固定社會交往所需的瑣碎習俗數以百計——去除其中的任何一種習俗，你就會引起令人難以忍受的不安。
人們需要大腦控製，他們為大腦有控製而感到欣慰。沒有控製，他們便會陷入無望的迷茫境地。
但是，讓一小撮人試圖解決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問題——失控的暴力——突然間引來了四麵八方的抗議聲：大腦控製，大腦控製!
控製還是不加控製?何者更好?
她在四樓走出電梯，在過道裏與幾個警察擦肩而過，走進她的辦公室。安德斯在裏麵，他掛上電話，雙眉緊鎖。
“我們剛剛開始出現轉機，”他說。
“哦?”她的煩惱在一陣期待中消失了。
“是的，”安德斯說，“但是我真是該死，實在不知道這是什麽意思。”
“什麽事?”
“本森的相貌說明及照片在城裏散發，有人認出了他。”
“誰?”
“市政廳建設與計劃處的一個辦事員。他說本森十天前去過。建設與計劃處存有城區內所有公共建築的詳細檔案，而且他們還掌管著某些建築法規。”
羅斯點點頭。
“本森去核查一幢建築的具體細節，他想核實有關電氣的圖紙。他說自己是電氣工程師，還出示了一些身份證明。”
羅斯說：“他家裏的兩個姑娘說他曾迴去取了些圖紙。”
“大學醫院，”安德斯說，“他有整個醫院的全部線路係統的圖紙。你對此有什麽看法?”
八點鍾的時候，她站著都在打瞌睡。她的脖子酸痛，腦袋發脹，她意識到她已別無選擇——要麽睡上一覺，要麽完蛋。“假如需要我，我在地板上睡覺。”她告訴安德斯，說完便離開了。她沿研究室的走廊而去，經過幾個穿製服的警察。她沒有再去注意他們，她記得走廊裏好像自始自終都有警察在場。
她朝麥克弗森的辦公室裏瞧瞧。他坐在辦公桌後，頭斜靠在肩上睡著了。他的唿吸短促而不協調，聽起來好像在做惡夢。她輕輕關上門。
一個勤雜工從她身邊走過，端著裝滿的菸灰缸和空咖啡杯。看到一個勤雜工做清掃工作，她感到奇怪。這景象在她腦子裏產生了一個念頭——事情有點不尋常，肯定出了什麽她還不清楚的問題。
這事情困擾著她，但她最後還是隨它去了。她累了，她的腦子糊塗了。她來到一間治療室，裏麵空無一人。她走進去，關上門，在檢查台上躺了下來。
她幾乎是倒下去就睡著了。
休息室裏，埃利斯看著十一點鍾新聞節目中出現的自己。他上電視一半是出於虛榮，一半是出於病態的好奇。格哈得也在裏麵，還有裏查茲，還有安德斯警官。
屏幕上，埃利斯眯眼望著攝像機，一邊在迴答一群記者的提問。麥克風死命朝他的臉上伸過去，他顯得很平靜。這很使他得意，他覺得自己的迴答合情合理。
記者們問了他一些有關手術的問題，他作了簡明扼要的解釋。接著有個記者問：“為什麽要做這次手術?”
“病人，”埃利斯答道，“深受間歇性暴力行為發作之苦，他患有器質性腦病——他的大腦受了傷。我們正在設法治好它，我們正在設法製止暴力。”
沒人能對此提出異議，他想。作為禮貌的迴答，即使是麥克弗森也會對此感到滿意的。
“大腦受傷和暴力有關這種情況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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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略感內疚地繞到遠處的一個入口，乘電梯上了四樓。大腦控製，她想，星期日增刊將就大腦控製問題展開討論，各家日報也會隨之刊登嚴肅的社論——醫學雜誌會刊登更為嚴肅的文章——討論不加控製和不負責任的研究所產生的種種危險。她能夠看到這一切的到來。
大腦控製，天哪!
事實上每個人的大腦都受到控製，大家部因此而感到高興。世界上最有力的大腦控製者是父母親，他們造成了極大的傷害。理論家們通常忘記偏見或神經失常或情感障礙從來不是與生俱來的，這些特性需要逐步培養。當然，父母們並個是故意傷害他們的孩子，他們隻是反覆向孩子灌輸他們認為重要和有益的種種思想觀念。
新生兒就像等待編排程序的小計算機，不管教給他們什麽，無論是糟糕的文法還是粗魯的舉止，他們樣樣都能學會。像計算機一樣，他們沒有識別能力，無法區分好的觀念與壞的觀念。有一種類比是非常貼切的：許多人都議論計算機的孩子氣和咬文嚼字。例如，如果你能指示計算機“穿上鞋和襪”，它肯定會迴答說襪子無法穿在鞋子上。
所有重要的程序編製到孩子七歲時完成。它們包括種族觀念。性觀念、道德觀念、宗教觀念和民族觀念等。陀螺儀已經設定，任由孩子們圍繞其預定的軌道旋轉。
大腦控製。
那些同社會習俗一樣簡單的事情又怎麽樣呢?遇上某人要握手怎麽樣呢?坐電梯臉朝前呢?從左側超車?右手拿酒杯?人們為固定社會交往所需的瑣碎習俗數以百計——去除其中的任何一種習俗，你就會引起令人難以忍受的不安。
人們需要大腦控製，他們為大腦有控製而感到欣慰。沒有控製，他們便會陷入無望的迷茫境地。
但是，讓一小撮人試圖解決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問題——失控的暴力——突然間引來了四麵八方的抗議聲：大腦控製，大腦控製!
控製還是不加控製?何者更好?
她在四樓走出電梯，在過道裏與幾個警察擦肩而過，走進她的辦公室。安德斯在裏麵，他掛上電話，雙眉緊鎖。
“我們剛剛開始出現轉機，”他說。
“哦?”她的煩惱在一陣期待中消失了。
“是的，”安德斯說，“但是我真是該死，實在不知道這是什麽意思。”
“什麽事?”
“本森的相貌說明及照片在城裏散發，有人認出了他。”
“誰?”
“市政廳建設與計劃處的一個辦事員。他說本森十天前去過。建設與計劃處存有城區內所有公共建築的詳細檔案，而且他們還掌管著某些建築法規。”
羅斯點點頭。
“本森去核查一幢建築的具體細節，他想核實有關電氣的圖紙。他說自己是電氣工程師，還出示了一些身份證明。”
羅斯說：“他家裏的兩個姑娘說他曾迴去取了些圖紙。”
“大學醫院，”安德斯說，“他有整個醫院的全部線路係統的圖紙。你對此有什麽看法?”
八點鍾的時候，她站著都在打瞌睡。她的脖子酸痛，腦袋發脹，她意識到她已別無選擇——要麽睡上一覺，要麽完蛋。“假如需要我，我在地板上睡覺。”她告訴安德斯，說完便離開了。她沿研究室的走廊而去，經過幾個穿製服的警察。她沒有再去注意他們，她記得走廊裏好像自始自終都有警察在場。
她朝麥克弗森的辦公室裏瞧瞧。他坐在辦公桌後，頭斜靠在肩上睡著了。他的唿吸短促而不協調，聽起來好像在做惡夢。她輕輕關上門。
一個勤雜工從她身邊走過，端著裝滿的菸灰缸和空咖啡杯。看到一個勤雜工做清掃工作，她感到奇怪。這景象在她腦子裏產生了一個念頭——事情有點不尋常，肯定出了什麽她還不清楚的問題。
這事情困擾著她，但她最後還是隨它去了。她累了，她的腦子糊塗了。她來到一間治療室，裏麵空無一人。她走進去，關上門，在檢查台上躺了下來。
她幾乎是倒下去就睡著了。
休息室裏，埃利斯看著十一點鍾新聞節目中出現的自己。他上電視一半是出於虛榮，一半是出於病態的好奇。格哈得也在裏麵，還有裏查茲，還有安德斯警官。
屏幕上，埃利斯眯眼望著攝像機，一邊在迴答一群記者的提問。麥克風死命朝他的臉上伸過去，他顯得很平靜。這很使他得意，他覺得自己的迴答合情合理。
記者們問了他一些有關手術的問題，他作了簡明扼要的解釋。接著有個記者問：“為什麽要做這次手術?”
“病人，”埃利斯答道，“深受間歇性暴力行為發作之苦，他患有器質性腦病——他的大腦受了傷。我們正在設法治好它，我們正在設法製止暴力。”
沒人能對此提出異議，他想。作為禮貌的迴答，即使是麥克弗森也會對此感到滿意的。
“大腦受傷和暴力有關這種情況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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