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昨日與魯肅論及東南之形勢，劉琮和魯肅最終都認為，必須堅守住壽春，以將這個鍥子深深的插入江北，割裂廣陵與徐州之間的聯繫。
就總體地形而言，劉琮與曹操還不是很明顯的南北對峙，因為在劉琮的記憶中，南北對峙之際，南方政治重心必集中於東南。而這一局麵的形成實在有其地理上的基礎。不過對於劉琮來說，顯然不是這樣一種局麵。
在劉琮所了解的原本歷史中，南北對峙多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與南方漢人政權之間的對峙，除了不再可能出現的孫吳與曹魏以及西晉之間短暫的對峙外，原本的歷史上出現過的其他南北對峙，諸如東晉南朝與十六國北朝、南宋與金、南宋與蒙古對峙時，北方政權都是少數民族所建。政治軍事上的對峙是以各自所處的地理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為基礎的。
中國的疆域，南北跨度非常大，而南北方在氣候、環境以及人的習性差異也隨之較大，更使得南北雙方軍事特長上也有很大差異。
對於這一點劉琮深有體會，正因為如此，他才不斷的從關中甚至涼州購入戰馬，同時又在製造戰船，訓練水軍。
北方少數民族以遊牧、射獵為主要的生活方式，男子皆精於騎射，平時遊牧、馳獵，戰時出征，可謂兵民合一。在戰略戰術上，以遠程奔襲、騎兵野戰見長，注重發揮個人的實力和積極性，人自為戰。當初公孫瓚的白馬義從，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所淬鍊出的精銳騎兵。現在並州、幽州的騎兵亦多如是。
不過這也帶來了一個問題，生長於北方，性習溫涼，不耐暑熱，故其對南方的作戰主要是在秋冬時節，彼時秋高馬肥，大地堅淨，利於騎兵縱橫馳騁。
而南方漢人以農耕為業，其社會文明程度較高，社會的高度組織化、對水利的利用，是其社會的主要特點。其治軍、用兵亦與其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上的特點相適應，更不用說南方地區水網縱橫，又多數不能產馬，使得騎兵的機動性大打折扣，而組建一支騎兵的費用又高的出奇。
在原本的歷史上，南方比較著名的軍隊如北府兵、嶽家軍、戚家軍、湘軍都是以紀律嚴明、訓練有素見長。所謂“撼山易，撼嶽家軍難”，麵對震天動地，席捲而來的滾滾鐵騎，若是沒有嚴明的軍紀，很難想像僅僅憑藉個人的意誌就能在這樣的死亡威脅下保持鎮定。在戰略戰術上，南方軍隊更注重謀略，講究部署陣法，善於利用城池作為據點防守，利用平原地區的江河水道來進行運輸。
與北方往往在秋冬時節南下進攻恰恰相反，南方對北方的主動用兵，多集中在春夏時節。在這個時節正值中東部季風區的雨季，江河水漲，便於利用江河水道進行人力物力的運輸及投送。
那麽對於劉琮而言，他既要擁有適用於北方作戰的騎兵，又必須有相應的水師來確保在南方地區的軍事優勢，這裏的南方不僅僅是指江東，還包括了荊州甚至益州的一部分。正是得益於對歷史的了解，劉琮才能夠讓自己的目光穿透那些迷霧，看清楚獲得最終勝利所需要的那些關鍵因素。
從大體上來看，歷史上南北雙方對峙，可謂各有所長，各擅勝場。鑑於中原地區的氣候和地形上的特點，南北雙方在天時和地理上都可謂利弊參半。利於南方者不利於北方，利於北方者不利於南方。雙方都有機會發揮自己的長處，也有機會利用對方的短處。縱觀歷史，既有“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意氣風發，也有“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的悲慘下場。
當然“檣櫓灰飛煙滅”是不可能了，至少在劉琮所處的這個時空。如果說對歷史的認識加強了劉琮的戰略意識，那麽這些註定不會再發生的戰例，則給劉琮提供了許多靈感。這種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感覺，往往會給不明真相的人造成另一種感覺，那就是劉琮擁有的天才般的遠見。對於這一點劉琮是絕不會解釋的。
行進中的軍隊在大多數時候都是單調的步伐聲，偶爾會有傳令的輕騎兵，伴隨著一陣急促的馬蹄聲，融入到這種單調的聲音中。不過無論是將士們的低聲耳語，伍長或都伯的大聲斥責，還是鎧甲的鏗鏘聲、刀槍的碰撞聲，都未曾分散劉琮的注意力。
他沉浸在對歷史的剖析之中，幾乎充耳不聞。
就劉琮看來，在南北對峙比較穩定的時期，雙方往往會達成一種奇妙的均勢。而這種政治、軍事上的對抗總會在長江和黃河之間的某條中間線上穩定下來。任何一方隻要越過這條中間線便會麵臨更大的困難，也會遭遇更大的抵抗。
這條中間線如果從地圖上來看，在東部地區通常是淮河，盡管南方勢力偶爾也能遠到黃河——“我見猶憐”桓溫、白馬將軍陳慶之等都曾從南方一直打到洛陽。北方實力有時也能飲馬長江，發出諸如“投鞭斷流”之類的豪言壯語，但雙方大致在淮河一線穩定下來，到了西部地區，則通常以秦嶺為界。
因此淮河防線的重中之重，在這個時代便由壽春扮演了這個角色。由於劉琮奪取了江東，又占據了益州，屯兵漢中，所以黃淮戰場就不再是劉琮的唯一選擇，雖然這本是南北交兵的主戰場。這一帶季節變化哪怕在這個時代，也比較明顯，既有廣闊的原野，又有縱橫的江河水道。因此無論從時機還是地利上，雙方都是利弊參半，因此更容易陷入一種拉鋸式的角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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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總體地形而言，劉琮與曹操還不是很明顯的南北對峙，因為在劉琮的記憶中，南北對峙之際，南方政治重心必集中於東南。而這一局麵的形成實在有其地理上的基礎。不過對於劉琮來說，顯然不是這樣一種局麵。
在劉琮所了解的原本歷史中，南北對峙多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與南方漢人政權之間的對峙，除了不再可能出現的孫吳與曹魏以及西晉之間短暫的對峙外，原本的歷史上出現過的其他南北對峙，諸如東晉南朝與十六國北朝、南宋與金、南宋與蒙古對峙時，北方政權都是少數民族所建。政治軍事上的對峙是以各自所處的地理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為基礎的。
中國的疆域，南北跨度非常大，而南北方在氣候、環境以及人的習性差異也隨之較大，更使得南北雙方軍事特長上也有很大差異。
對於這一點劉琮深有體會，正因為如此，他才不斷的從關中甚至涼州購入戰馬，同時又在製造戰船，訓練水軍。
北方少數民族以遊牧、射獵為主要的生活方式，男子皆精於騎射，平時遊牧、馳獵，戰時出征，可謂兵民合一。在戰略戰術上，以遠程奔襲、騎兵野戰見長，注重發揮個人的實力和積極性，人自為戰。當初公孫瓚的白馬義從，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所淬鍊出的精銳騎兵。現在並州、幽州的騎兵亦多如是。
不過這也帶來了一個問題，生長於北方，性習溫涼，不耐暑熱，故其對南方的作戰主要是在秋冬時節，彼時秋高馬肥，大地堅淨，利於騎兵縱橫馳騁。
而南方漢人以農耕為業，其社會文明程度較高，社會的高度組織化、對水利的利用，是其社會的主要特點。其治軍、用兵亦與其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上的特點相適應，更不用說南方地區水網縱橫，又多數不能產馬，使得騎兵的機動性大打折扣，而組建一支騎兵的費用又高的出奇。
在原本的歷史上，南方比較著名的軍隊如北府兵、嶽家軍、戚家軍、湘軍都是以紀律嚴明、訓練有素見長。所謂“撼山易，撼嶽家軍難”，麵對震天動地，席捲而來的滾滾鐵騎，若是沒有嚴明的軍紀，很難想像僅僅憑藉個人的意誌就能在這樣的死亡威脅下保持鎮定。在戰略戰術上，南方軍隊更注重謀略，講究部署陣法，善於利用城池作為據點防守，利用平原地區的江河水道來進行運輸。
與北方往往在秋冬時節南下進攻恰恰相反，南方對北方的主動用兵，多集中在春夏時節。在這個時節正值中東部季風區的雨季，江河水漲，便於利用江河水道進行人力物力的運輸及投送。
那麽對於劉琮而言，他既要擁有適用於北方作戰的騎兵，又必須有相應的水師來確保在南方地區的軍事優勢，這裏的南方不僅僅是指江東，還包括了荊州甚至益州的一部分。正是得益於對歷史的了解，劉琮才能夠讓自己的目光穿透那些迷霧，看清楚獲得最終勝利所需要的那些關鍵因素。
從大體上來看，歷史上南北雙方對峙，可謂各有所長，各擅勝場。鑑於中原地區的氣候和地形上的特點，南北雙方在天時和地理上都可謂利弊參半。利於南方者不利於北方，利於北方者不利於南方。雙方都有機會發揮自己的長處，也有機會利用對方的短處。縱觀歷史，既有“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意氣風發，也有“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的悲慘下場。
當然“檣櫓灰飛煙滅”是不可能了，至少在劉琮所處的這個時空。如果說對歷史的認識加強了劉琮的戰略意識，那麽這些註定不會再發生的戰例，則給劉琮提供了許多靈感。這種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感覺，往往會給不明真相的人造成另一種感覺，那就是劉琮擁有的天才般的遠見。對於這一點劉琮是絕不會解釋的。
行進中的軍隊在大多數時候都是單調的步伐聲，偶爾會有傳令的輕騎兵，伴隨著一陣急促的馬蹄聲，融入到這種單調的聲音中。不過無論是將士們的低聲耳語，伍長或都伯的大聲斥責，還是鎧甲的鏗鏘聲、刀槍的碰撞聲，都未曾分散劉琮的注意力。
他沉浸在對歷史的剖析之中，幾乎充耳不聞。
就劉琮看來，在南北對峙比較穩定的時期，雙方往往會達成一種奇妙的均勢。而這種政治、軍事上的對抗總會在長江和黃河之間的某條中間線上穩定下來。任何一方隻要越過這條中間線便會麵臨更大的困難，也會遭遇更大的抵抗。
這條中間線如果從地圖上來看，在東部地區通常是淮河，盡管南方勢力偶爾也能遠到黃河——“我見猶憐”桓溫、白馬將軍陳慶之等都曾從南方一直打到洛陽。北方實力有時也能飲馬長江，發出諸如“投鞭斷流”之類的豪言壯語，但雙方大致在淮河一線穩定下來，到了西部地區，則通常以秦嶺為界。
因此淮河防線的重中之重，在這個時代便由壽春扮演了這個角色。由於劉琮奪取了江東，又占據了益州，屯兵漢中，所以黃淮戰場就不再是劉琮的唯一選擇，雖然這本是南北交兵的主戰場。這一帶季節變化哪怕在這個時代，也比較明顯，既有廣闊的原野，又有縱橫的江河水道。因此無論從時機還是地利上，雙方都是利弊參半，因此更容易陷入一種拉鋸式的角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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