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後十年期間，歐洲或亞洲任何不擴充軍備的國家，都將比搞軍備的國家具有潛在的優勢，因為這類國家可以把財富用來建設健全、繁榮的經濟。在美國，我們在推行亞洲政策及歐洲政策時幾乎未注意這種情況。因為我們知道，我國不會因國防計劃的巨大費用而陷入貧困，我國沒有蒙受戰爭災禍。我們不是以農為主的國家，我們的重大問題是工業生產過剩。我們的大量生產和機械設備已如此完善，若不從事大規模軍備、奢侈品生產、福利事業及研究設施，我們的人就將失業。盈利投資的需求也十分迫切。其它國家情況則完全不同，即便西歐也很不同。德國盡管要負擔巨大的賠償，但因不能重新武裝，在今後十年左右，如果法國推行擴充軍備政策，那麽德國就有可能建設起法國所不能做到的健全而繁榮的經濟基礎。日本也將利用同樣的優勢超過中國。中國的當前目標是軍事化，而其野心得到美國的支持。日本的國家預算中如果不包含軍事化目標，它將在不遠的將來奠定繁榮的基礎，並成為東方貿易中的主角。它的經濟將建立在和平利益的基礎上，並將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和平的日本將在世界各國中獲得有聲譽的地位，如果美國能利用其勢力支持這項計劃，將對日本是很大的幫助。
想用命令方式創造一個自由民主的日本，美國作不到，任何外國也作不到。不論在哪一個被統治國家，這種辦法從未成功。任何外國都不能強迫一個具有不同習慣和觀念的民族按照外國的模式去生活。法律不能使日本人承認選舉出來的人們的權威，不能使他們無視其等級製中的“各得其所”。法律也不能使他們具有我們美國人所習慣的那種自由隨便的人際交往、自我獨立的強烈要求，以及自行選擇配偶、職業、住宅和承擔各種義務的熱情。但是日本人已明確認為需要向這個方向改變。日本投降後，他們的為政者說，日本必須鼓勵男女國民掌握自己的生活，尊重自己的良心。他們雖然沒有這樣說，但每個日本人心裏都明白，他們已在懷疑“恥”在日本社會中的作用，而希望在同胞中發展新的自由，亦即從對“社會”譴責和追究的恐懼中解放出來。
這也是因為，不論如何心甘情願，日本的社會壓力對個人要求太苛刻了。社會壓力要求他隱蔽個人感情、拋棄個人慾望、而以家庭、團體或民族代表的身份麵對社會。日本人曾經證明，他們能夠忍耐這種生活方式所要求的一切自我訓練。但是，負擔實在太沉重，他們必須高度抑製自己以求得善遇。他們不敢要求過那種心理壓力較輕的生活，結果則被軍國主義者引上一條犧牲累累、漫無止境的道路。在付出如此高昂代價以後，他們變得自以為是了，並且鄙視那種道德現念比較寬容的民族。
日本人走向社會變革邁出的第一大步是承認侵略戰爭是“錯誤”，是失敗。他們十分希望在和平國家中重新取得受尊重的地位。這就必須實現世界和平。今後數年間，如果俄國和美國致力於擴充軍備，準備進攻，則日本將利用其軍事知識參加那場戰爭。但是，承認這一點並不能懷疑日本會成為和平國家的內在可能性。日本的行為動機是隨機應變的，如果情況允許，日本將在和平的世界中謀求其地位。如若不然，他們也會成為武裝陣營的一員。
現在日本人認識到軍國主義已經失敗。他們還將注視，軍國主義在世界其它國家是否也在失敗。如果沒有失敗，日本會再次燃起自己的好戰熱情並顯示其對戰爭如何能作出貢獻。如果軍國主義在其它國家也失敗了，日本則將證明，它汲取了一項教訓，即帝國主義的侵略企圖絕不是到達榮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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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菊與刀》
金克木
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的這本《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是一九四六年出版的，離現在三十五年，已是一本舊書了；不過在我國似乎還值得一談，並不隻是因為這書已成為名著。
先要談這本書的“緣起”。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趨勢已經明顯，德、日的失敗已成定局的時候，美國政府便著手製訂對待戰後德、日的政策。對德國的辦法是明擺著的：將同納粹打到底、盟軍將占領德國，粉碎舊統治機構，由盟軍直接管理行政。美國對德國比較了解，這一方麵沒有什麽大問題。但是對待日本卻不同了。美國對日本不大了解。兩國的國情很不相同。當時有兩個問題：日本政府會不會投降？對日本能不能用對德國的辦法？倘若日本不投降，盟軍要直接用武力攻占日本本土，那就是同對德國一樣。假如日本承認戰敗而投降，那麽，還要不要照對德國的樣子實行打垮舊行政機構而由盟軍直接統治？為了製定最後決策，美國政府動員了各方麵的專家來研究日本，提供資料和意見，其中包括了這位人類學家。
她接受了任務，但這是一個難題。她是文化人類學家，曾在太平洋的小島上作過調查，卻沒有研究過日本，戰時更不可能去實地調查；而且人類學一向是研究比較原始的社會的，這次卻麵對著一個能同美國打現代戰爭的日本。怎麽進行工作？這位夫人根據她自己的“文化類型”理論，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把戰時在美國拘禁的日本人作為調查對象和直接資料，同時也大量讀書和看日本文學及電影。她工作的結果是一份報告。這份根據人類學觀點的“日本文化的一些類型”(本書副標題)的報告中推斷出的結論是：日本政府會投降；美國不能親自直接統治日本；要保存並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機構。因為日本跟德國不同，不能用對付德國的辦法對付日本。假如那樣，日本人會拚命打到底，而且美國人也無法直接統治。美國人不了解日本國情，兩國的文化類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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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用命令方式創造一個自由民主的日本，美國作不到，任何外國也作不到。不論在哪一個被統治國家，這種辦法從未成功。任何外國都不能強迫一個具有不同習慣和觀念的民族按照外國的模式去生活。法律不能使日本人承認選舉出來的人們的權威，不能使他們無視其等級製中的“各得其所”。法律也不能使他們具有我們美國人所習慣的那種自由隨便的人際交往、自我獨立的強烈要求，以及自行選擇配偶、職業、住宅和承擔各種義務的熱情。但是日本人已明確認為需要向這個方向改變。日本投降後，他們的為政者說，日本必須鼓勵男女國民掌握自己的生活，尊重自己的良心。他們雖然沒有這樣說，但每個日本人心裏都明白，他們已在懷疑“恥”在日本社會中的作用，而希望在同胞中發展新的自由，亦即從對“社會”譴責和追究的恐懼中解放出來。
這也是因為，不論如何心甘情願，日本的社會壓力對個人要求太苛刻了。社會壓力要求他隱蔽個人感情、拋棄個人慾望、而以家庭、團體或民族代表的身份麵對社會。日本人曾經證明，他們能夠忍耐這種生活方式所要求的一切自我訓練。但是，負擔實在太沉重，他們必須高度抑製自己以求得善遇。他們不敢要求過那種心理壓力較輕的生活，結果則被軍國主義者引上一條犧牲累累、漫無止境的道路。在付出如此高昂代價以後，他們變得自以為是了，並且鄙視那種道德現念比較寬容的民族。
日本人走向社會變革邁出的第一大步是承認侵略戰爭是“錯誤”，是失敗。他們十分希望在和平國家中重新取得受尊重的地位。這就必須實現世界和平。今後數年間，如果俄國和美國致力於擴充軍備，準備進攻，則日本將利用其軍事知識參加那場戰爭。但是，承認這一點並不能懷疑日本會成為和平國家的內在可能性。日本的行為動機是隨機應變的，如果情況允許，日本將在和平的世界中謀求其地位。如若不然，他們也會成為武裝陣營的一員。
現在日本人認識到軍國主義已經失敗。他們還將注視，軍國主義在世界其它國家是否也在失敗。如果沒有失敗，日本會再次燃起自己的好戰熱情並顯示其對戰爭如何能作出貢獻。如果軍國主義在其它國家也失敗了，日本則將證明，它汲取了一項教訓，即帝國主義的侵略企圖絕不是到達榮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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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菊與刀》
金克木
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的這本《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是一九四六年出版的，離現在三十五年，已是一本舊書了；不過在我國似乎還值得一談，並不隻是因為這書已成為名著。
先要談這本書的“緣起”。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趨勢已經明顯，德、日的失敗已成定局的時候，美國政府便著手製訂對待戰後德、日的政策。對德國的辦法是明擺著的：將同納粹打到底、盟軍將占領德國，粉碎舊統治機構，由盟軍直接管理行政。美國對德國比較了解，這一方麵沒有什麽大問題。但是對待日本卻不同了。美國對日本不大了解。兩國的國情很不相同。當時有兩個問題：日本政府會不會投降？對日本能不能用對德國的辦法？倘若日本不投降，盟軍要直接用武力攻占日本本土，那就是同對德國一樣。假如日本承認戰敗而投降，那麽，還要不要照對德國的樣子實行打垮舊行政機構而由盟軍直接統治？為了製定最後決策，美國政府動員了各方麵的專家來研究日本，提供資料和意見，其中包括了這位人類學家。
她接受了任務，但這是一個難題。她是文化人類學家，曾在太平洋的小島上作過調查，卻沒有研究過日本，戰時更不可能去實地調查；而且人類學一向是研究比較原始的社會的，這次卻麵對著一個能同美國打現代戰爭的日本。怎麽進行工作？這位夫人根據她自己的“文化類型”理論，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把戰時在美國拘禁的日本人作為調查對象和直接資料，同時也大量讀書和看日本文學及電影。她工作的結果是一份報告。這份根據人類學觀點的“日本文化的一些類型”(本書副標題)的報告中推斷出的結論是：日本政府會投降；美國不能親自直接統治日本；要保存並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機構。因為日本跟德國不同，不能用對付德國的辦法對付日本。假如那樣，日本人會拚命打到底，而且美國人也無法直接統治。美國人不了解日本國情，兩國的文化類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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