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仁義”，還有另外一種“法律範圍以外”的含意，即是在地痞流氓之間通用的道德標準。德川時代，那些以殺人越貨為生的惡棍（武土佩雙刀，十分威武，而無賴則隻佩單刀），就是這樣“行仁義”的。一個惡棍如果向另一個不屬於自己同夥的惡棍請求窩藏，後者為避免前者同夥將來尋釁報復，便把他藏了起來，這就是“行仁義”。在現代用法中，“行仁義”的地位更加低下，常在議及應受懲罰的不良行為時使用。日本報界寫道：“下等勞工至今仍在行什麽仁義。對此，必須加以嚴懲。警察應對此嚴加取締，禁止那些至今仍盛行於日本各個角落裏的仁義。”毫無疑義，這裏所指的就是那種流氓、黑幫社會中盛行的“強盜的榮譽”。尤其是現代日本的那些小規模的工頭，他們象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美國碼頭上的義大利籍工頭padrone那樣，與一些不熟練的工人訂立非法契約，承包工程，從中揩油。這些在日本也被稱作“行仁義”。中國的“仁”的概念，在此已被貶抑得無以復加了。（日本人在位用“知仁”一詞時，與中國的用法多少相近。佛教勸人“知仁”，意即慈悲。但正如日本辭典所說：“知仁，與其說是指行為，毋寧是指理想的人”。）日本人就是這樣全部篡改並貶抑中國體係中最重要的德目的，而且沒有其他足以代替“仁”來製約“義務”的德目。從而，孝道在日本就成了必須履行的義務，甚至包括寬看父母的惡行或無德。隻有在與對天皇的義務衝突時可以廢除孝道，此外，無論父母是否值得尊敬，是否破壞自己的幸福，都不能不奉行孝道。
日本現代電影中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位母親經營著一家規模頗為可觀的餐館，手頭亦很富裕。她的兒子是個鄉村學校教師，已經成了家。有一年，農村大災，一對農民父母，為了挽救一家人的性命，想把正在上學的女兒賣到妓院去。這位教師為救自己的學生，向村人籌集了一筆款子替她贖身。然而，這位教師的母親卻把這筆錢從兒子那裏偷走。兒子知道錢是母親偷的，卻不得不自己承擔懲罰。他的妻子發覺了真相，寫下了遺書，說丟錢的責任全在自己，然後懷抱嬰兒投河自盡。事件宣揚出去後，母親在這一悲劇中應負的責任卻無人過問。兒子在盡了孝道之後，隻身前往北海道，磨鍊自己的人格，以求日後堅強地經受同類考驗。這位兒子是個品德卓絕的英雄。我這個美國人認為，悲劇的全部責任者顯然是那個偷錢的母親。然而，我的那位日本朋友卻強烈反對我這種美國式判斷。他說，孝道常常會與其它道德發生衝突。如果電影中的主人公稍微聰明一點，也許能找到一條無損於自尊心的調和辦法。但是，他如果為此而譴責母親，哪怕隻是在心裏譴責，他的自尊心是不可能不受損害的。
青年人結完婚就背上了沉重的孝道義務，小說或現實生活中到處都是這樣的例子。除了少數“摩登”人物之外，一般良家子弟的婚姻對象都要由父母通過媒人來選擇。關心挑選一個好媳婦的，不是兒子本人，而是他的家庭。其原因不僅是涉及金錢，主要是因為那媳婦將載入家譜，生出男孩，傳宗接代。一般慣例是媒人安排一次仿佛偶然的機會，讓年輕的男女主角在各自父母的陪同下見麵。但並不交談。有時父母會為兒子安排一樁有利益的婚姻，女方父母可得錢財；男方則可與名門望族聯姻。也有男方父母看中姑娘人品的。善良的兒子必須報答父母之 恩，不能違抗父母之命，結婚以後，報恩義務仍然繼續。如果他是長子，則要繼承家業，和父母一起生活。如所周知，婆婆總是不喜歡媳婦的，她總要挑媳婦的毛病，縱然兒子和媳婦很和睦，極願與媳婦生活在一起，婆婆也可以把媳婦趕迴家，解除婚姻關係。日本的小說和自傳中，有許多這種故事，不僅描寫妻子的苦難，也強調丈夫的痛苦。當然，丈夫是遵守孝道，順從決定而解除婚約的。
有位“摩登”日本婦女，現住在美國。她在東京時曾收留一個被婆婆趕出來的年輕孕婦。這個兒媳被迫與悲痛難抑的年輕丈夫訣別。當時，兒媳身患疾病，遭此打擊，非常悲痛，卻並未責怪丈夫，她的心逐漸傾注在即將出生的嬰兒身上。誰知孩子剛生下來，婆婆就帶著俯首貼耳的兒子來要嬰兒。當然，嬰兒是屬於婆家的，婆婆把孩子帶定後，隨即送進了孤兒院。
上述種種行為都包括在孝道之內，都是子女必須償還的、受之於父母的債務。而在美國，這些都會被看成是個人正當幸福遭受外來幹涉的例子。日本人則不能把這種幹涉視為“外來的”，因為他們把“恩”視為第一前提。這些故事，就好象美國故事中描述那些誠實的人，不論經受如何難以置信的苦難也要還清欠債一樣，歌頌日本這些品德高潔者，說他們贏得了自尊，並證明其堅強意誌足以忍受特殊磨難。然而，這種磨難，無論如何崇高，也自然會留下憎惡和憤 慨。令人注意的是亞洲地區關於“最可恨之物”的諺語。比如，在緬甸是：“火災、洪水、盜賊、知事（官吏）、壞人”；在日本卻是：“地震、打雷、老頭（家長、父親）”。
日本的孝道和中國的不一樣，其範圍不包括幾百年前的祖先世係，也不包括所衍生的龐大宗族。日本人的祖先崇拜隻限於近祖。祖墳墓碑上的文字，每年都要見新，但如果是現存後代已無記憶的祖先，其墓碑也就無入過問了，家裏佛龕上也沒有他們的靈位了。日本所重視的孝道對象，隻限於記憶中的祖先；他們注重的是現時現地。許多專著都論述到，日本人缺乏抽象思辨和構想非現實形象的興趣。與中國對比，日本人的孝道觀恰好印證了這種論點。他們這種觀點的最大、最重要的現實意義就在於，孝道義務限於現存者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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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現代電影中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位母親經營著一家規模頗為可觀的餐館，手頭亦很富裕。她的兒子是個鄉村學校教師，已經成了家。有一年，農村大災，一對農民父母，為了挽救一家人的性命，想把正在上學的女兒賣到妓院去。這位教師為救自己的學生，向村人籌集了一筆款子替她贖身。然而，這位教師的母親卻把這筆錢從兒子那裏偷走。兒子知道錢是母親偷的，卻不得不自己承擔懲罰。他的妻子發覺了真相，寫下了遺書，說丟錢的責任全在自己，然後懷抱嬰兒投河自盡。事件宣揚出去後，母親在這一悲劇中應負的責任卻無人過問。兒子在盡了孝道之後，隻身前往北海道，磨鍊自己的人格，以求日後堅強地經受同類考驗。這位兒子是個品德卓絕的英雄。我這個美國人認為，悲劇的全部責任者顯然是那個偷錢的母親。然而，我的那位日本朋友卻強烈反對我這種美國式判斷。他說，孝道常常會與其它道德發生衝突。如果電影中的主人公稍微聰明一點，也許能找到一條無損於自尊心的調和辦法。但是，他如果為此而譴責母親，哪怕隻是在心裏譴責，他的自尊心是不可能不受損害的。
青年人結完婚就背上了沉重的孝道義務，小說或現實生活中到處都是這樣的例子。除了少數“摩登”人物之外，一般良家子弟的婚姻對象都要由父母通過媒人來選擇。關心挑選一個好媳婦的，不是兒子本人，而是他的家庭。其原因不僅是涉及金錢，主要是因為那媳婦將載入家譜，生出男孩，傳宗接代。一般慣例是媒人安排一次仿佛偶然的機會，讓年輕的男女主角在各自父母的陪同下見麵。但並不交談。有時父母會為兒子安排一樁有利益的婚姻，女方父母可得錢財；男方則可與名門望族聯姻。也有男方父母看中姑娘人品的。善良的兒子必須報答父母之 恩，不能違抗父母之命，結婚以後，報恩義務仍然繼續。如果他是長子，則要繼承家業，和父母一起生活。如所周知，婆婆總是不喜歡媳婦的，她總要挑媳婦的毛病，縱然兒子和媳婦很和睦，極願與媳婦生活在一起，婆婆也可以把媳婦趕迴家，解除婚姻關係。日本的小說和自傳中，有許多這種故事，不僅描寫妻子的苦難，也強調丈夫的痛苦。當然，丈夫是遵守孝道，順從決定而解除婚約的。
有位“摩登”日本婦女，現住在美國。她在東京時曾收留一個被婆婆趕出來的年輕孕婦。這個兒媳被迫與悲痛難抑的年輕丈夫訣別。當時，兒媳身患疾病，遭此打擊，非常悲痛，卻並未責怪丈夫，她的心逐漸傾注在即將出生的嬰兒身上。誰知孩子剛生下來，婆婆就帶著俯首貼耳的兒子來要嬰兒。當然，嬰兒是屬於婆家的，婆婆把孩子帶定後，隨即送進了孤兒院。
上述種種行為都包括在孝道之內，都是子女必須償還的、受之於父母的債務。而在美國，這些都會被看成是個人正當幸福遭受外來幹涉的例子。日本人則不能把這種幹涉視為“外來的”，因為他們把“恩”視為第一前提。這些故事，就好象美國故事中描述那些誠實的人，不論經受如何難以置信的苦難也要還清欠債一樣，歌頌日本這些品德高潔者，說他們贏得了自尊，並證明其堅強意誌足以忍受特殊磨難。然而，這種磨難，無論如何崇高，也自然會留下憎惡和憤 慨。令人注意的是亞洲地區關於“最可恨之物”的諺語。比如，在緬甸是：“火災、洪水、盜賊、知事（官吏）、壞人”；在日本卻是：“地震、打雷、老頭（家長、父親）”。
日本的孝道和中國的不一樣，其範圍不包括幾百年前的祖先世係，也不包括所衍生的龐大宗族。日本人的祖先崇拜隻限於近祖。祖墳墓碑上的文字，每年都要見新，但如果是現存後代已無記憶的祖先，其墓碑也就無入過問了，家裏佛龕上也沒有他們的靈位了。日本所重視的孝道對象，隻限於記憶中的祖先；他們注重的是現時現地。許多專著都論述到，日本人缺乏抽象思辨和構想非現實形象的興趣。與中國對比，日本人的孝道觀恰好印證了這種論點。他們這種觀點的最大、最重要的現實意義就在於，孝道義務限於現存者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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