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40 製作於4世紀晚期的羅馬風格首飾盒，現存倫敦大英博物館 君士坦丁九世·莫諾馬庫斯曾與一個叫斯克萊林娜的女人有過第二次婚姻，通過她與羅曼努斯三世·阿爾吉魯斯結為親戚，他像後者一樣是拜占廷官僚貴族的成員。他瀟灑地生活，瀟灑地擔任皇帝，無憂無慮地行走在鮮花之路上。[29]他沒有對兩位皇後進行任何限製，因為他名義上是與她們一起分享皇帝權力的，而她們與喜好愉快生活的皇帝一起揮霍著國家財富。對於鄒伊來說，隨著年齡的增加，她變得更加寬容，對於君士坦丁九世相當公開地與其第二任妻子的侄女、美麗迷人且聰明伶俐的斯克萊林娜（sclerina）的戀愛也無動於衷。這在民眾看來卻是一樁醜聞。皇帝的這個情婦被加封為專門為她量身設立的“塞巴斯特”封號，並安排她在所有宮廷典禮儀式上坐在兩位皇後身邊。當她去世後，她的頭銜和地位同時被授予了一個美麗的阿蘭人公主。
性格輕鬆，生活典雅的君士坦丁九世一定有極大的魅力，正是在這個時期，在瓦西裏二世軍事統治的強大影響逐漸消退後，出現了文化活動的新繁榮。引領時尚的首都官僚貴族們無疑是拜占廷帝國最有文化的階層。皇帝周圍聚集著一批真正的學問人，例如指導國家事務的首相君士坦丁·雷庫德斯（constantine leichudes）、傑出的法學家約翰·西非林努斯（john xiphili-nus）、著名哲學家米哈伊爾·頗塞羅斯。頗塞羅斯是他那個時代的典型人物，他對當時的文化發展具有特殊的積極影響，但其政治活動極其不幸，其人品道德極其墮落。[30]他沒有任何忠孝憐憫之心，但卻始終會為其先人的宗教信仰深深打動，而那隻是出於審美理論的考量。當雷庫德斯集團在君士坦丁九世統治末期一度失勢丟權時，頗塞羅斯竟因一時的心灰意冷而隱退江湖，過上了修道士的生活，與其好友西非林努斯一起進入修道院。但是其全部生活過去是而且繼續保持與現實世界的事務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他對世俗學問具有無窮的渴求欲望，他正確無誤地觀察分析其同僚和追隨者們的動機，利用其知識達到自己的政治目標。作為作家和演說家，他是無與倫比的，在極為崇尚修辭藝術的拜占廷世界，他在這方麵的嫻熟技巧就成為銳不可擋、所向披靡的武器。作為政治家，他充分利用這些才能，確實也常常濫用這些才能，從而招致強烈的詬病。與此同時，這個傑出人物的智能受到充分肯定。其包羅萬象的知識涵蓋一切領域，使其同時代的人驚訝萬分。他全身心狂熱崇尚古代世界的智慧和文學。古典傳統在拜占廷帝國從來沒有完全衰退過，而頗塞羅斯與古希臘文化的關係卻與此不同，因為他是以直接的原創性知識為基礎的。他不滿足於研究新柏拉圖主義，而是直接從史料中學習並了解柏拉圖，故而使自己聞名遐邇，這樣做的結果不僅對其同時代人，而且對子孫後代產生了不可估量的益處。他是最偉大的拜占廷哲學家和第一位偉大的人文主義者。
皇帝朝廷重臣的學者圈子包括頗塞羅斯、西非林努斯和雷庫德斯，以及頗塞羅斯的老師、傑出的詩人和學者約翰·毛羅普斯，正是這些學者推動了重建高等教育機構。1045年，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新的大學，其中包括哲學和法學教員。哲學課程是以“三通”、“四藝”為基礎的，課程提綱開篇即為語法、修辭和詭辯術，而後是算術、幾何、音樂和天文，最高級課程是各門知識的最終綜合學問：哲學。該教授隊伍由頗塞羅斯領銜，他被授予崇高的頭銜“首席哲學家”。法律學院的首腦是約翰·西非林努斯，他被稱為“法學督導”。一個新中心就這樣建立起來，促進了希臘學問和羅馬法的發展，這兩者的保存和發展得益於拜占廷帝國。新建立的大學也具有重要的服務於現實的目的，它為國家輸送了高水平的法官和行政官員。[31]
最近兩個世紀，皇帝的尊嚴穩定攀升，結果使元老院隻能起點綴作用，但是此時由首都那些通常擁有元老頭銜和元老院席位的高官重臣組成的統治階層不再隻享有名譽職位。首都的官僚階層更積極地設法成為政府的骨幹力量，更多官僚獲得了元老階級的稱號，元老階級的大門也向更多的君士坦丁堡民眾敞開。用此方法，統治管理體係的基礎變得更加寬厚，新的因素逐漸致力於保持元老階級的控製權。
[1]當小土地持有者越來越衰落時，大地產卻獲得了持續不斷新的發展。到11世紀，中央政府越來越關注大封建地主的願望，更加慷慨地封授這種特權。世俗和教會大地產貴族獲得了越來越多的特權，他們規避某些捐稅，他們中最有權勢的人甚至逃避全部稅收和公共義務，在拜占廷帝國，這被稱為“免稅權”。這樣，這些大地產上的農奴所應繳納的捐稅和義務就不再流入帝國的國庫，而是被這些大地主截留了。除了免除納稅的特權外，這個時期還目睹了司法豁免權的開端：大土地貴族對其自己的佃戶行使法官權力。這樣，大地主階級得以通過獲得完全的免稅權，逃避中央朝廷當局的管理控製，甚至帝國官員也被拒絕進入這類免稅地產。
首都上層統治機構官員占據優勢地位並不意味反對封建貴族的中央集權得到了加強。世俗和教會大地產貴族獲得越來越多的特權，使他們自己的產業規避某些甚至全部稅收和公共義務。[32]大地主階級因此通過獲得完全免稅權逃避中央朝廷當局的管理控製權，甚至帝國官員也被拒絕進入這類免稅地產。正是在這個時期，所謂“普羅尼亞”依附農發展起來。作為某些勞役的迴報，地產被轉手給有權勢的拜占廷人進行經營（），連同轉手地產上的全部收益。[33]“普羅尼亞”土地的獲得不同於一般土地饋贈，後者由接收者在一定時間內占有，通常是終生占有，因此既不能轉讓也不能世襲。在更早時期，一些獨立的教堂或修道院非常普遍地享有免稅權，到了10世紀，某些地區的稅收徵集者征繳的收入也被轉交給修道院，這筆轉交的稅款就是所謂的“恩賜”（）。[34]另一方麵，世俗地主獲得免稅權的情況大體與早期拜占廷階段的情形類似，而與中期拜占廷黃金時代的中央集權情形不同，當它再度於11世紀出現時則標誌著中央集權的衰落。[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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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輕鬆，生活典雅的君士坦丁九世一定有極大的魅力，正是在這個時期，在瓦西裏二世軍事統治的強大影響逐漸消退後，出現了文化活動的新繁榮。引領時尚的首都官僚貴族們無疑是拜占廷帝國最有文化的階層。皇帝周圍聚集著一批真正的學問人，例如指導國家事務的首相君士坦丁·雷庫德斯（constantine leichudes）、傑出的法學家約翰·西非林努斯（john xiphili-nus）、著名哲學家米哈伊爾·頗塞羅斯。頗塞羅斯是他那個時代的典型人物，他對當時的文化發展具有特殊的積極影響，但其政治活動極其不幸，其人品道德極其墮落。[30]他沒有任何忠孝憐憫之心，但卻始終會為其先人的宗教信仰深深打動，而那隻是出於審美理論的考量。當雷庫德斯集團在君士坦丁九世統治末期一度失勢丟權時，頗塞羅斯竟因一時的心灰意冷而隱退江湖，過上了修道士的生活，與其好友西非林努斯一起進入修道院。但是其全部生活過去是而且繼續保持與現實世界的事務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他對世俗學問具有無窮的渴求欲望，他正確無誤地觀察分析其同僚和追隨者們的動機，利用其知識達到自己的政治目標。作為作家和演說家，他是無與倫比的，在極為崇尚修辭藝術的拜占廷世界，他在這方麵的嫻熟技巧就成為銳不可擋、所向披靡的武器。作為政治家，他充分利用這些才能，確實也常常濫用這些才能，從而招致強烈的詬病。與此同時，這個傑出人物的智能受到充分肯定。其包羅萬象的知識涵蓋一切領域，使其同時代的人驚訝萬分。他全身心狂熱崇尚古代世界的智慧和文學。古典傳統在拜占廷帝國從來沒有完全衰退過，而頗塞羅斯與古希臘文化的關係卻與此不同，因為他是以直接的原創性知識為基礎的。他不滿足於研究新柏拉圖主義，而是直接從史料中學習並了解柏拉圖，故而使自己聞名遐邇，這樣做的結果不僅對其同時代人，而且對子孫後代產生了不可估量的益處。他是最偉大的拜占廷哲學家和第一位偉大的人文主義者。
皇帝朝廷重臣的學者圈子包括頗塞羅斯、西非林努斯和雷庫德斯，以及頗塞羅斯的老師、傑出的詩人和學者約翰·毛羅普斯，正是這些學者推動了重建高等教育機構。1045年，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新的大學，其中包括哲學和法學教員。哲學課程是以“三通”、“四藝”為基礎的，課程提綱開篇即為語法、修辭和詭辯術，而後是算術、幾何、音樂和天文，最高級課程是各門知識的最終綜合學問：哲學。該教授隊伍由頗塞羅斯領銜，他被授予崇高的頭銜“首席哲學家”。法律學院的首腦是約翰·西非林努斯，他被稱為“法學督導”。一個新中心就這樣建立起來，促進了希臘學問和羅馬法的發展，這兩者的保存和發展得益於拜占廷帝國。新建立的大學也具有重要的服務於現實的目的，它為國家輸送了高水平的法官和行政官員。[31]
最近兩個世紀，皇帝的尊嚴穩定攀升，結果使元老院隻能起點綴作用，但是此時由首都那些通常擁有元老頭銜和元老院席位的高官重臣組成的統治階層不再隻享有名譽職位。首都的官僚階層更積極地設法成為政府的骨幹力量，更多官僚獲得了元老階級的稱號，元老階級的大門也向更多的君士坦丁堡民眾敞開。用此方法，統治管理體係的基礎變得更加寬厚，新的因素逐漸致力於保持元老階級的控製權。
[1]當小土地持有者越來越衰落時，大地產卻獲得了持續不斷新的發展。到11世紀，中央政府越來越關注大封建地主的願望，更加慷慨地封授這種特權。世俗和教會大地產貴族獲得了越來越多的特權，他們規避某些捐稅，他們中最有權勢的人甚至逃避全部稅收和公共義務，在拜占廷帝國，這被稱為“免稅權”。這樣，這些大地產上的農奴所應繳納的捐稅和義務就不再流入帝國的國庫，而是被這些大地主截留了。除了免除納稅的特權外，這個時期還目睹了司法豁免權的開端：大土地貴族對其自己的佃戶行使法官權力。這樣，大地主階級得以通過獲得完全的免稅權，逃避中央朝廷當局的管理控製，甚至帝國官員也被拒絕進入這類免稅地產。
首都上層統治機構官員占據優勢地位並不意味反對封建貴族的中央集權得到了加強。世俗和教會大地產貴族獲得越來越多的特權，使他們自己的產業規避某些甚至全部稅收和公共義務。[32]大地主階級因此通過獲得完全免稅權逃避中央朝廷當局的管理控製權，甚至帝國官員也被拒絕進入這類免稅地產。正是在這個時期，所謂“普羅尼亞”依附農發展起來。作為某些勞役的迴報，地產被轉手給有權勢的拜占廷人進行經營（），連同轉手地產上的全部收益。[33]“普羅尼亞”土地的獲得不同於一般土地饋贈，後者由接收者在一定時間內占有，通常是終生占有，因此既不能轉讓也不能世襲。在更早時期，一些獨立的教堂或修道院非常普遍地享有免稅權，到了10世紀，某些地區的稅收徵集者征繳的收入也被轉交給修道院，這筆轉交的稅款就是所謂的“恩賜”（）。[34]另一方麵，世俗地主獲得免稅權的情況大體與早期拜占廷階段的情形類似，而與中期拜占廷黃金時代的中央集權情形不同，當它再度於11世紀出現時則標誌著中央集權的衰落。[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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