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五世對保加利亞和阿拉伯人的極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得益於帝國集中考慮東方事務的外交政策。在拜占廷帝國歷史上，沒有一個君主像君士坦丁五世那樣極少顧及維持帝國在義大利的權力的。當君士坦丁五世慶祝其在東方取得的偉大勝利時，拜占廷人對義大利的控製以及與此伴隨的羅馬一統大帝國的觀念幾乎完全衰落了。羅馬和博斯普魯斯海峽上的毀壞聖像的首都之間的衝突持續升溫。隻要羅馬主教認為羅馬還不能離開拜占廷帝國的支持以抵抗倫巴底人的入侵，隻要羅馬還找不到其他強國以幫助自己的話，它似乎就可以圓滑地忽視宗教分歧，並對皇帝保持完全的忠誠。但是，751年拉文那被倫巴底人占領，該總督區不復存在。這使拜占廷帝國在義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區的統治被終結，也使羅馬主教徹底喪失了從拜占廷皇帝那裏尋求援助的希望。同時，法蘭克人勢力的崛起給羅馬主教的外交政策帶來了新的因素，法蘭克人的保護能給羅馬教區抵抗倫巴底人提供更有效的幫助，而且在其他許多方麵，他們比異端的拜占廷帝國更受羅馬教會歡迎。羅馬主教史蒂芬二世（stephenii）親自翻越阿爾卑斯山脈，於754年1月6日在滂鬆會見丕平。由於這次會見奠定了教廷世俗權力的基礎而具有極大的歷史意義。拜占廷人在西方的權力局限於義大利南部希臘化的地區。羅馬教廷拋棄了拜占廷帝國，轉而與法蘭克國王訂立同盟，不到半個世紀以後，該同盟就催化西部帝國的誕生。
[1]盡管拜占廷帝國在西部已經遭受到嚴重的挫折，但其在東方和南方的地位卻得到了加強。主張毀壞聖像的拜占廷政府由於與羅馬關係緊張而獲得時機採取對其未來發展極為重要的有效措施。西西裏、卡拉不裏亞，還有伊裏利亞等義大利南部省份早就希臘化了，此前這些地區屬於羅馬教區，如今這些地區被劃出了羅馬教區，轉歸君士坦丁堡教區控製（參見第167頁注釋1）。羅馬的一再抗議被置之不理。兩大教會中心管轄區的新邊界此時與希臘東方和拉丁西方的邊界相一致，歷史事件早就確定了這兩大世界的分野。這樣，通過將君士坦丁堡教區管轄權擴大到巴爾幹半島伊裏利亞省份和義大利南部希臘化地區，拜占廷教會權力就發展到其頂峰，也奠定了毀壞聖像派重大勝利的基礎。拜占廷教會一旦度過了毀壞聖像運動的危機，就經歷了一個快速的復興，緊接著出現了拜占廷影響和文明在巴爾幹半島斯拉夫人中強勁的傳播。[74]
這樣，拜占廷毀壞聖像運動就加深了兩大世界中心之間的裂痕，最終造成了羅馬被希臘東方所排斥和拜占廷帝國被拉丁西方所排斥的局麵。這意味著拜占廷帝國普世主義和羅馬教會普世主義兩者同時喪失了存在的理由。
這些事件都碰巧發生在拜占廷帝國爆發毀壞聖像運動的高潮時期並不是巧合。毀壞聖像鬥爭在君士坦丁五世時期達到最高潮。從一開始，在帝國歐洲部分，特別是在首都城內爆發的阿爾塔巴斯杜斯叛亂就預先發出了警告。君士坦丁五世像其父親一樣非常了解應該如何等待時機，直到他50歲時才將其計劃付諸實施。利奧時期曾頒布了禁止使用聖像的法令，此時則召開了支持毀壞聖像的宗教會議。為了確保在宗教會議上形成統一戰線，皇帝設法在各個教區任命自己的追隨者。另外，他下令建立新教區，任命擁護毀壞聖像教義的狂熱分子擔任主教。與這些實際措施相適應的是，開展了多種形式的神學文學和宣傳活動，在不同地方先後舉行各種會議，毀壞聖像派的領袖們到處向民眾宣講，兩派還舉行了激烈的辯論會。[75]這類辯論會的結局一般是逮捕那些敢於公開抗議的人，或者是在整個會議期間都保持沉默的人。
皇帝本人在撰寫神學文章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完成了至少13篇神學論文。其中隻有兩篇，顯然是最重要的兩篇保留了下來，但也殘缺不全。[76]君士坦丁五世的作品是為擬議中將要召開的宗教會議的決議撰寫的指導性文件，它們對深刻理解毀壞聖像派的觀點提供了實質上的意見。針對崇拜聖像者對聖像及其精神原形做出基本劃分並認為聖像就是新柏拉圖觀念中的象徵的理論，君士坦丁五世在神秘的東方觀念影響下，堅持認為畫像甚至其同質體都必定與其精神原形完全統一。[77]他特別強調基督的任何表象，因而就將基督教神學爭論引入自己的觀點，為了做到這一點，他甚至把老一代毀壞聖像派以聖像是死灰復燃的偶像為由拒絕聖像的觀點向前推進了一步。君士坦丁五世否定存在任何基督表象的可能性，理由是其惟一的神性，而崇拜聖像派如大教長日耳曼努斯和大馬士革的約翰以基督肉體的美德證明基督畫像的合法性，他們認為救世主的這一人類形式的表象證明了其肉體的真實與完美。這樣，雙方都將聖像問題與基督教神學教義聯繫起來，古老的基督教神學爭論以新的方式繼續進行。毀壞聖像派理論最極端的形式已經屬於一性論派的理論了，例如，毀壞聖像的極端理論代表君士坦丁五世的作品就帶有確鑿的一性論傾向。[78]毫不奇怪，它使人聯想起拜占廷的敘利亞和亞美尼亞邊境地區強烈的一性論勢力，及其對伊斯蘭教教義的影響，[79]還有它在帝國本土的長期存在，正像腓力皮克斯時期出現的一誌論反應一樣。
圖23 表現東正教洗禮儀式的穹頂鑲嵌畫，大約完成於458願年，現存拉文那的教堂 精心包裝的宗教會議於754年2月10日在博斯普魯斯海峽亞洲一側的海爾利亞皇宮舉行，其最後的閉幕式則是於8月8日在君士坦丁堡的布拉赫奈教堂舉行的。帝國政府預先採取的措施相當成功，參加本次會議的338名主教都支持毀壞聖像派，以弗所主教、已故皇帝提比略的兒子塞奧多西主持會議，大教長阿納斯塔修斯在會議召開前死於753年年底，因此，他和羅馬教皇都沒有派出代表參加。他們的缺席導致正統派戲稱這次會議是“無頭會議”。盡管如此，這次會議仍然要求被認定為基督教大公會議。在起草會議決議時，採用皇帝的作品為其導言，因此，使基督教神學問題成為其精心思慮的核心問題，同時，它避免所有有爭議的斷言，尤其是君士坦丁五世作品中表現出的一性論傾向。會議堅持基督不能用聖像表現的思想，但是也小心謹慎地迴避任何與前幾次宗教大公會議決議有衝突的提法。它以極大的靈活性解釋說，聖像崇拜者必定要導致一性論派或聶斯脫利派異端，因為他們或者是在聖像中表現基督人性，這樣就會像聶斯脫利派那樣使基督的神、人兩性分裂開來，或者把基督的神性包含在他們的畫像中，從而像一性論派那樣把基督在單一人格中有所區別的兩性混合起來。[80]會議決議還從《聖經》和教父文獻中摘抄浩繁的內容加以討論，最後明確拒絕任何基督、聖母和聖徒的聖像。在閉幕式上，自認為是教會主人的皇帝推薦以前的修道士、現在的塞萊翁主教君士坦丁（constantine）為君士坦丁堡大教長。他憑藉其皇帝權力任命此人為最高教士，並安排主教們在其到會時向他歡唿。而後，8月29日，在君士坦丁堡廣場正式頒布會議法令，命令摧毀所有宗教內容的聖像，包括大教長日耳曼努斯和大馬士革的約翰在內的正統派領袖被開除教籍。同時，皇帝像使徒一樣受到歌頌，聖像崇拜者不是受到罷官免職和開除教籍的威脅，就是被交給世俗當局嚴加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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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盡管拜占廷帝國在西部已經遭受到嚴重的挫折，但其在東方和南方的地位卻得到了加強。主張毀壞聖像的拜占廷政府由於與羅馬關係緊張而獲得時機採取對其未來發展極為重要的有效措施。西西裏、卡拉不裏亞，還有伊裏利亞等義大利南部省份早就希臘化了，此前這些地區屬於羅馬教區，如今這些地區被劃出了羅馬教區，轉歸君士坦丁堡教區控製（參見第167頁注釋1）。羅馬的一再抗議被置之不理。兩大教會中心管轄區的新邊界此時與希臘東方和拉丁西方的邊界相一致，歷史事件早就確定了這兩大世界的分野。這樣，通過將君士坦丁堡教區管轄權擴大到巴爾幹半島伊裏利亞省份和義大利南部希臘化地區，拜占廷教會權力就發展到其頂峰，也奠定了毀壞聖像派重大勝利的基礎。拜占廷教會一旦度過了毀壞聖像運動的危機，就經歷了一個快速的復興，緊接著出現了拜占廷影響和文明在巴爾幹半島斯拉夫人中強勁的傳播。[74]
這樣，拜占廷毀壞聖像運動就加深了兩大世界中心之間的裂痕，最終造成了羅馬被希臘東方所排斥和拜占廷帝國被拉丁西方所排斥的局麵。這意味著拜占廷帝國普世主義和羅馬教會普世主義兩者同時喪失了存在的理由。
這些事件都碰巧發生在拜占廷帝國爆發毀壞聖像運動的高潮時期並不是巧合。毀壞聖像鬥爭在君士坦丁五世時期達到最高潮。從一開始，在帝國歐洲部分，特別是在首都城內爆發的阿爾塔巴斯杜斯叛亂就預先發出了警告。君士坦丁五世像其父親一樣非常了解應該如何等待時機，直到他50歲時才將其計劃付諸實施。利奧時期曾頒布了禁止使用聖像的法令，此時則召開了支持毀壞聖像的宗教會議。為了確保在宗教會議上形成統一戰線，皇帝設法在各個教區任命自己的追隨者。另外，他下令建立新教區，任命擁護毀壞聖像教義的狂熱分子擔任主教。與這些實際措施相適應的是，開展了多種形式的神學文學和宣傳活動，在不同地方先後舉行各種會議，毀壞聖像派的領袖們到處向民眾宣講，兩派還舉行了激烈的辯論會。[75]這類辯論會的結局一般是逮捕那些敢於公開抗議的人，或者是在整個會議期間都保持沉默的人。
皇帝本人在撰寫神學文章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完成了至少13篇神學論文。其中隻有兩篇，顯然是最重要的兩篇保留了下來，但也殘缺不全。[76]君士坦丁五世的作品是為擬議中將要召開的宗教會議的決議撰寫的指導性文件，它們對深刻理解毀壞聖像派的觀點提供了實質上的意見。針對崇拜聖像者對聖像及其精神原形做出基本劃分並認為聖像就是新柏拉圖觀念中的象徵的理論，君士坦丁五世在神秘的東方觀念影響下，堅持認為畫像甚至其同質體都必定與其精神原形完全統一。[77]他特別強調基督的任何表象，因而就將基督教神學爭論引入自己的觀點，為了做到這一點，他甚至把老一代毀壞聖像派以聖像是死灰復燃的偶像為由拒絕聖像的觀點向前推進了一步。君士坦丁五世否定存在任何基督表象的可能性，理由是其惟一的神性，而崇拜聖像派如大教長日耳曼努斯和大馬士革的約翰以基督肉體的美德證明基督畫像的合法性，他們認為救世主的這一人類形式的表象證明了其肉體的真實與完美。這樣，雙方都將聖像問題與基督教神學教義聯繫起來，古老的基督教神學爭論以新的方式繼續進行。毀壞聖像派理論最極端的形式已經屬於一性論派的理論了，例如，毀壞聖像的極端理論代表君士坦丁五世的作品就帶有確鑿的一性論傾向。[78]毫不奇怪，它使人聯想起拜占廷的敘利亞和亞美尼亞邊境地區強烈的一性論勢力，及其對伊斯蘭教教義的影響，[79]還有它在帝國本土的長期存在，正像腓力皮克斯時期出現的一誌論反應一樣。
圖23 表現東正教洗禮儀式的穹頂鑲嵌畫，大約完成於458願年，現存拉文那的教堂 精心包裝的宗教會議於754年2月10日在博斯普魯斯海峽亞洲一側的海爾利亞皇宮舉行，其最後的閉幕式則是於8月8日在君士坦丁堡的布拉赫奈教堂舉行的。帝國政府預先採取的措施相當成功，參加本次會議的338名主教都支持毀壞聖像派，以弗所主教、已故皇帝提比略的兒子塞奧多西主持會議，大教長阿納斯塔修斯在會議召開前死於753年年底，因此，他和羅馬教皇都沒有派出代表參加。他們的缺席導致正統派戲稱這次會議是“無頭會議”。盡管如此，這次會議仍然要求被認定為基督教大公會議。在起草會議決議時，採用皇帝的作品為其導言，因此，使基督教神學問題成為其精心思慮的核心問題，同時，它避免所有有爭議的斷言，尤其是君士坦丁五世作品中表現出的一性論傾向。會議堅持基督不能用聖像表現的思想，但是也小心謹慎地迴避任何與前幾次宗教大公會議決議有衝突的提法。它以極大的靈活性解釋說，聖像崇拜者必定要導致一性論派或聶斯脫利派異端，因為他們或者是在聖像中表現基督人性，這樣就會像聶斯脫利派那樣使基督的神、人兩性分裂開來，或者把基督的神性包含在他們的畫像中，從而像一性論派那樣把基督在單一人格中有所區別的兩性混合起來。[80]會議決議還從《聖經》和教父文獻中摘抄浩繁的內容加以討論，最後明確拒絕任何基督、聖母和聖徒的聖像。在閉幕式上，自認為是教會主人的皇帝推薦以前的修道士、現在的塞萊翁主教君士坦丁（constantine）為君士坦丁堡大教長。他憑藉其皇帝權力任命此人為最高教士，並安排主教們在其到會時向他歡唿。而後，8月29日，在君士坦丁堡廣場正式頒布會議法令，命令摧毀所有宗教內容的聖像，包括大教長日耳曼努斯和大馬士革的約翰在內的正統派領袖被開除教籍。同時，皇帝像使徒一樣受到歌頌，聖像崇拜者不是受到罷官免職和開除教籍的威脅，就是被交給世俗當局嚴加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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