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略時代最重要的史料和惟一一部涉及其繼承者時期的希臘語史料，是塞奧發尼斯（theophanes）和大教長尼基弗魯斯（nicephorus）撰寫的兩部編年史。修道士塞奧發尼斯的編年史[3]寫於810～814年間，是大教長顧問喬治（george the syncellus）未完成的世界編年史的續篇。該書從喬治終止的地方即戴克裏先開始寫起，寫到利奧五世（leo v）即位時為止，也就是從284年寫到813年。塞奧發尼斯缺乏學術深度、歷史洞察力和客觀的方法，但是其作品以更早時代的史料為依據，因此具有極大的價值，特別是對7～8世紀的歷史極為重要。其作品最突出的特徵是精心按照年代順序寫作，這為兩個黑暗世紀中拜占廷歷史的編年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描述是按照逐年紀事的方式編排的，每一年的記載都以編年大事年表為開端，表中年代始於上帝創世，並列著基督誕生以後的年代，還有拜占廷皇帝在位的年代。此外，還有波斯人和阿拉伯君主、羅馬主教和4任君士坦丁堡大教長的在位年代。塞奧發尼斯不僅給出了年代，按照亞歷山大估算法計算出基督誕生於創世以後的5492年，而且提供了羅馬稅收財產評估年的數字，盡管他在大部分計算上未能精確地指明這類年代。我們應該注意，塞奧發尼斯計算中的一些錯誤，例如自上帝創造世界後的6102年（即公元後609或610年）到6265年（即公元後772年或773年）這段時間，由於他使用的材料中的劃分方法有誤，除了其中6207～6218年（即公元後714或715～725或726年）這個短暫階段，導致他提到或暗指的年代都比真實年代晚一年。另一方麵，他的其他計算卻十分精確，因此，如果使用他的編年信息計算某些有疑問的年代時，就應該在給定的年代上加上一年[4]。塞奧發尼斯的編年史在拜占廷帝國享有極高的聲譽，因為它構成了所有拜占廷後世編纂的基礎。9世紀70年代，教廷圖書館館長阿納斯塔修斯（anastasius）將塞奧發尼斯的編年史翻譯為拉丁文，使該書在西方變得聞名遐邇。該書的拉丁文本對現代拜占廷學家也具有相當高的價值，因為它依據的史料比現存任何史料都古老。
尼基弗魯斯於806年到毀壞聖像運動爆發的815年間擔任君士坦丁堡大教長，他完成了許多神學作品和一部簡史（），這部簡史涉及602～769年間的歷史，[5]和塞奧發尼斯的著作一樣，其依據的文獻也不為人知。尼基弗魯斯的作品不如塞奧發尼斯的作品寫得詳盡，但是它也具有幾乎同樣的史料意義，因為其整體上更加客觀。另一方麵，尼基弗魯斯的編年史摘要（）價值很低，該書涉及從亞當到作者去世的829年的歷史。
東方作家提供的信息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希臘史料的不足。其中最重要的作家是亞美尼亞主教塞貝奧斯（sebeos），他於7世紀60年代（可能是在661年）寫了《伊拉克略史》。[6]該書的主要議題是伊拉克略及其偉大的對手侯斯羅埃斯二世，當然它也涉及其他內容，還包括對其以前歷史的簡要概述，一直寫到穆亞維亞（muawija）於661年升任哈裏發。此外，還涉及亞美尼亞基督教教會事務的一些細節。
埃及主教尼基烏的約翰（john of nikiu）於7世紀末完成了一部世界編年史，[7]該書極為重要，特別是對伊拉克略統治初期的歷史十分重要。不幸的是，該書損毀嚴重，且隻有晚期衣索比亞語文本。還有一些同時代和晚期匿名作家的敘利亞編年史，[8]以及尼西比斯市長埃利亞斯（elias of nisibis）的編年史，[9]該書依據更早的記載和敘利亞人米哈伊爾（mi插el the syrian）極有價值的作品。[10]
關於斯拉夫人入侵巴爾幹半島的歷史最有價值的作品是聖迪米特裏教堂的《奇蹟》。該書各部分以新穎生動的文筆，記述了斯拉夫人對塞薩洛尼基進攻的細節。[11]第一部分是由塞薩洛尼基大主教約翰（john）寫於7世紀20年代，第二部分是7世紀80年代由不知名的作家完成的，第三部分是後來添加上去的，沒有什麽價值。[12]
第六次基督教大公會議文件，[13]以及懺悔者馬克西姆（maximus the con-fessor）的作品也是研究這個時期教會歷史的必備史料書。[14]
7世紀的法律文獻極為貧乏。但是，我們還是有理由將極有價值的《農業法》（）歸於這個時期。[15]惟一可以肯定推測的是，它起草於7世紀末或8世紀，一般來說，學者們一致認為它成書的時間最晚不會遲於8世紀上半葉，也許更應該將其年代確定在7世紀末，這種可能性由於該法律提到的名字大概指查士丁尼二世而大大增強了。[16]《羅得海洋法》（）也要給予應有的注意，[17]該法是關於航海規定的彙編，但是，我們不太可能確定它的準確年代，隻能說它大體屬於600～800年。[18]
第一節 對波斯人和阿瓦爾人的戰爭：伊拉克略的重建業績
當拜占廷歷史上最偉大的君主之一伊拉克略（heraclius，610～641年在位）控製政府時，帝國已成一片廢墟。國家經濟和財政消耗殆盡，資源枯竭，陳舊的管理統治機器已經停止運轉。建立在僱傭兵招募製度基礎上的軍隊也不能作戰，因為帝國既無錢支付軍餉，也缺乏任何人力資源，過去還有的一些長期可用的些微資源已耗盡。對帝國生命攸關的中央省區遭到敵人的蹂躪，斯拉夫人和阿瓦爾人正在巴爾幹半島定居下來，波斯人則正在挺進小亞細亞心髒地帶。隻有進行內部的重建才能挽救帝國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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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基弗魯斯於806年到毀壞聖像運動爆發的815年間擔任君士坦丁堡大教長，他完成了許多神學作品和一部簡史（），這部簡史涉及602～769年間的歷史，[5]和塞奧發尼斯的著作一樣，其依據的文獻也不為人知。尼基弗魯斯的作品不如塞奧發尼斯的作品寫得詳盡，但是它也具有幾乎同樣的史料意義，因為其整體上更加客觀。另一方麵，尼基弗魯斯的編年史摘要（）價值很低，該書涉及從亞當到作者去世的829年的歷史。
東方作家提供的信息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希臘史料的不足。其中最重要的作家是亞美尼亞主教塞貝奧斯（sebeos），他於7世紀60年代（可能是在661年）寫了《伊拉克略史》。[6]該書的主要議題是伊拉克略及其偉大的對手侯斯羅埃斯二世，當然它也涉及其他內容，還包括對其以前歷史的簡要概述，一直寫到穆亞維亞（muawija）於661年升任哈裏發。此外，還涉及亞美尼亞基督教教會事務的一些細節。
埃及主教尼基烏的約翰（john of nikiu）於7世紀末完成了一部世界編年史，[7]該書極為重要，特別是對伊拉克略統治初期的歷史十分重要。不幸的是，該書損毀嚴重，且隻有晚期衣索比亞語文本。還有一些同時代和晚期匿名作家的敘利亞編年史，[8]以及尼西比斯市長埃利亞斯（elias of nisibis）的編年史，[9]該書依據更早的記載和敘利亞人米哈伊爾（mi插el the syrian）極有價值的作品。[10]
關於斯拉夫人入侵巴爾幹半島的歷史最有價值的作品是聖迪米特裏教堂的《奇蹟》。該書各部分以新穎生動的文筆，記述了斯拉夫人對塞薩洛尼基進攻的細節。[11]第一部分是由塞薩洛尼基大主教約翰（john）寫於7世紀20年代，第二部分是7世紀80年代由不知名的作家完成的，第三部分是後來添加上去的，沒有什麽價值。[12]
第六次基督教大公會議文件，[13]以及懺悔者馬克西姆（maximus the con-fessor）的作品也是研究這個時期教會歷史的必備史料書。[14]
7世紀的法律文獻極為貧乏。但是，我們還是有理由將極有價值的《農業法》（）歸於這個時期。[15]惟一可以肯定推測的是，它起草於7世紀末或8世紀，一般來說，學者們一致認為它成書的時間最晚不會遲於8世紀上半葉，也許更應該將其年代確定在7世紀末，這種可能性由於該法律提到的名字大概指查士丁尼二世而大大增強了。[16]《羅得海洋法》（）也要給予應有的注意，[17]該法是關於航海規定的彙編，但是，我們不太可能確定它的準確年代，隻能說它大體屬於600～800年。[18]
第一節 對波斯人和阿瓦爾人的戰爭：伊拉克略的重建業績
當拜占廷歷史上最偉大的君主之一伊拉克略（heraclius，610～641年在位）控製政府時，帝國已成一片廢墟。國家經濟和財政消耗殆盡，資源枯竭，陳舊的管理統治機器已經停止運轉。建立在僱傭兵招募製度基礎上的軍隊也不能作戰，因為帝國既無錢支付軍餉，也缺乏任何人力資源，過去還有的一些長期可用的些微資源已耗盡。對帝國生命攸關的中央省區遭到敵人的蹂躪，斯拉夫人和阿瓦爾人正在巴爾幹半島定居下來，波斯人則正在挺進小亞細亞心髒地帶。隻有進行內部的重建才能挽救帝國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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