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利爾死於444年，最初，亞歷山大教區的權力由其繼任者迪奧斯克魯（dioscorus）控製。帝國中央政府承認這次失敗，並接受了亞歷山大派的主張。該派在君士坦丁堡的代表尤提西斯（eutyches）在朝廷中權傾一時。但是君士坦丁堡和羅馬教區很快就結成了反對亞歷山大派的聯合陣線，找到了抵消其過分強大的權力的共同立場。作為教會政治家，迪奧斯克魯和尤提西斯無疑都是希利爾的忠實追隨者，但是他們在神學教義方麵比他走得更遠，主張基督的神、人兩性在其肉身中轉化為單一的神性。聶斯脫利並沒有強調基督的神性，亞歷山大神學家也沒有強調基督的人性，因此為了反對聶斯脫利派，基督一性論異端從此開始出現。君士坦丁堡專題大公會議（）為此舉行，譴責尤提西斯為異端，羅馬主教利奧一世在其著名的《書卷》中公開支持君士坦丁堡大教長，宣稱具有肉身的基督是單一的人格，其中神、人兩性可以被區分開。這樣，在這場反對亞歷山大強大勢力的鬥爭中，羅馬教會站在了君士坦丁堡教會一邊。亞歷山大教會的政策，在449年所謂的以弗所羅伯特會議上也勝出一籌，這次會議在迪奧斯克魯主持下擊敗所有對手，正式宣布了基督一性論信仰。而後，出現了激烈的反應，主要是因為塞奧多西二世於450年去世，強悍的將領馬爾西安（marcian）成為皇帝，並與精力充沛的前任皇帝的姐姐普爾西利亞結婚。[84]
451年，新皇帝（450～457年在位）在察爾西頓召集第四次基督教大公會議，確定了基督具有至善且不可分割，但相互獨立的神性和人性的信條。會議既譴責了基督一性論，也指責聶斯脫利派為異端。其本身提倡的信條教義介於這兩者之間，認為拯救人類隻能通過同時具有至善神性和完美人性的救世主基督來實現。[32]
君士坦丁堡不僅在製定教義方麵，而且在確定基督教方針事務方麵成為勝利者。新羅馬的至高地位和在東方教會中的領導位置也在381年第二次基督教大公會議上得到認可：會議第三條款宣稱，君士坦丁堡大教長位在羅馬大主教之後，擁有基督教教會最高地位。它在羅馬教會幫助下戰勝亞歷山大教會，這表明其權利不僅僅是神學的。君士坦丁堡此時進一步主張其權利，因而就導致其羅馬盟友的不滿，徹底破壞了已經取得的共同勝利。察爾西頓會議決議第28條款事實上已承認羅馬教會的最高名義，但另一方麵提出新老羅馬地位完全平等。[85]這樣，由此可以洞悉兩大基督教中心深刻的對立。察爾西頓會議決議的直接結果，是擴大了拜占廷帝國中心地區與東方省區之間的裂痕。不僅埃及，而且一度成為聶斯脫利派據點的敘利亞都支持基督一性論，批判察爾西頓信條。君士坦丁堡的基督兩性論教會與東方的一性論各教會之間的衝突，因此變成拜占廷帝國早期基督教政治和世俗政治生活中突出的問題。基督一性論學說成為埃及和敘利亞政治分離傾向的表現形式，同時也成為柯普特教會和敘利亞教會反對拜占廷統治而發出的重整旗鼓的吶喊。
除了這些宗教問題外，帝國還麵臨著蠻族遷徙造成的瓦解國家的影響，這在5世紀的東部拜占廷帝國如同西部帝國一樣嚴重。到了公元400年，帝國的東半部似乎已經歷了遷徙暴風雨的洗禮，並設法解決了入侵者問題，但是，隨著匈奴帝國的垮台，一股新的日耳曼部落遷徙的浪潮滾滾而來，這一因素再度對拜占廷的政治和軍事事務產生了巨大影響。正當西羅馬帝國拚死進行最後掙紮之際，東羅馬帝國也再次麵臨如何控製日耳曼人的難題。至5世紀中期前後，阿蘭人阿斯帕爾（aspar the n）已經是對君士坦丁堡政府具有極大影響的人物。[86]馬爾西安上台靠的就是他，利奧一世（leo i，457～474年在位）在相當大程度上也是靠他成為皇帝的。
利奧一世是第一位接受君士坦丁堡大教長加冕的皇帝。[87]他以前的那些皇帝雖然都青睞基督教，但是更願意沿襲羅馬傳統，或者是從某位高級官吏或將軍手中接受皇冠，或者是被軍隊將士用盾牌抬起並受軍隊、民眾和元老院的歡唿。[88]由大教長加冕這項創舉可以反映出君士坦丁堡大教長在最近這次基督教大公會議上取得的有利地位。從此以後，拜占廷皇帝都要被首都大教長加冕，而加冕儀式則要採取宗教典禮方式。一種宗教儀式就是這樣與有軍隊參加的羅馬世俗加冕儀式相結合，此後被一再強化，逐漸延續成為定製，在中世紀遂被當作拜占廷皇冠授予的最重要活動。
利奧一世決心擺脫阿斯帕爾及東哥特人的監護，他利用尚武的伊蘇裏亞人設法做到了這一點。因此，伊蘇裏亞人酋長塔拉西科迪撒（tarasicodissa）率領強大的軍隊進入首都，他還起了個希臘名字澤諾（zeno），並於466年與皇帝的大女兒阿麗亞德尼（ariadne）結婚。[89]阿斯帕爾的失勢促使帝國政策的轉變。東部帝國政府改變了長期向西部帝國求援的衰敗趨勢，開始了向非洲汪達爾王國發動大規模軍事遠征的新時期。這次遠征除了占有軍事力量上的優勢外，完全是一次痛苦的失敗經歷，部分是由於汪達爾王國國王蓋塞裏克（gaiseric）的軍事技巧，部分是由於帝國統帥、利奧一世的舅哥瓦西裏斯克斯（basiliscus）真正的無能。[90]阿斯帕爾開始東山再起，其子帕特裏修斯（patricius）與皇帝的次女結婚，並被任命為愷撒即皇帝繼承人，而不顧其異族血統和阿裏烏派異端信仰。反對日耳曼人的情緒在君士坦丁堡再度高漲。471年，阿斯帕爾及其另一個兒子阿達布爾（ardabur）被殺害，同時帕特裏修斯身負重傷逃亡，他與皇帝女兒的婚姻被解除，其愷撒稱號被剝奪。澤諾此時控製了局勢，伊蘇裏亞人勢力占了上風。[91]474年初，利奧一世去世，傳位於其外孫利奧二世，也就是澤諾與阿麗亞德尼的兒子，伊蘇裏亞人澤諾任共治皇帝。但是，同年秋季，小皇帝病死，澤諾遂成為君士坦丁堡皇位的惟一繼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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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年，新皇帝（450～457年在位）在察爾西頓召集第四次基督教大公會議，確定了基督具有至善且不可分割，但相互獨立的神性和人性的信條。會議既譴責了基督一性論，也指責聶斯脫利派為異端。其本身提倡的信條教義介於這兩者之間，認為拯救人類隻能通過同時具有至善神性和完美人性的救世主基督來實現。[32]
君士坦丁堡不僅在製定教義方麵，而且在確定基督教方針事務方麵成為勝利者。新羅馬的至高地位和在東方教會中的領導位置也在381年第二次基督教大公會議上得到認可：會議第三條款宣稱，君士坦丁堡大教長位在羅馬大主教之後，擁有基督教教會最高地位。它在羅馬教會幫助下戰勝亞歷山大教會，這表明其權利不僅僅是神學的。君士坦丁堡此時進一步主張其權利，因而就導致其羅馬盟友的不滿，徹底破壞了已經取得的共同勝利。察爾西頓會議決議第28條款事實上已承認羅馬教會的最高名義，但另一方麵提出新老羅馬地位完全平等。[85]這樣，由此可以洞悉兩大基督教中心深刻的對立。察爾西頓會議決議的直接結果，是擴大了拜占廷帝國中心地區與東方省區之間的裂痕。不僅埃及，而且一度成為聶斯脫利派據點的敘利亞都支持基督一性論，批判察爾西頓信條。君士坦丁堡的基督兩性論教會與東方的一性論各教會之間的衝突，因此變成拜占廷帝國早期基督教政治和世俗政治生活中突出的問題。基督一性論學說成為埃及和敘利亞政治分離傾向的表現形式，同時也成為柯普特教會和敘利亞教會反對拜占廷統治而發出的重整旗鼓的吶喊。
除了這些宗教問題外，帝國還麵臨著蠻族遷徙造成的瓦解國家的影響，這在5世紀的東部拜占廷帝國如同西部帝國一樣嚴重。到了公元400年，帝國的東半部似乎已經歷了遷徙暴風雨的洗禮，並設法解決了入侵者問題，但是，隨著匈奴帝國的垮台，一股新的日耳曼部落遷徙的浪潮滾滾而來，這一因素再度對拜占廷的政治和軍事事務產生了巨大影響。正當西羅馬帝國拚死進行最後掙紮之際，東羅馬帝國也再次麵臨如何控製日耳曼人的難題。至5世紀中期前後，阿蘭人阿斯帕爾（aspar the n）已經是對君士坦丁堡政府具有極大影響的人物。[86]馬爾西安上台靠的就是他，利奧一世（leo i，457～474年在位）在相當大程度上也是靠他成為皇帝的。
利奧一世是第一位接受君士坦丁堡大教長加冕的皇帝。[87]他以前的那些皇帝雖然都青睞基督教，但是更願意沿襲羅馬傳統，或者是從某位高級官吏或將軍手中接受皇冠，或者是被軍隊將士用盾牌抬起並受軍隊、民眾和元老院的歡唿。[88]由大教長加冕這項創舉可以反映出君士坦丁堡大教長在最近這次基督教大公會議上取得的有利地位。從此以後，拜占廷皇帝都要被首都大教長加冕，而加冕儀式則要採取宗教典禮方式。一種宗教儀式就是這樣與有軍隊參加的羅馬世俗加冕儀式相結合，此後被一再強化，逐漸延續成為定製，在中世紀遂被當作拜占廷皇冠授予的最重要活動。
利奧一世決心擺脫阿斯帕爾及東哥特人的監護，他利用尚武的伊蘇裏亞人設法做到了這一點。因此，伊蘇裏亞人酋長塔拉西科迪撒（tarasicodissa）率領強大的軍隊進入首都，他還起了個希臘名字澤諾（zeno），並於466年與皇帝的大女兒阿麗亞德尼（ariadne）結婚。[89]阿斯帕爾的失勢促使帝國政策的轉變。東部帝國政府改變了長期向西部帝國求援的衰敗趨勢，開始了向非洲汪達爾王國發動大規模軍事遠征的新時期。這次遠征除了占有軍事力量上的優勢外，完全是一次痛苦的失敗經歷，部分是由於汪達爾王國國王蓋塞裏克（gaiseric）的軍事技巧，部分是由於帝國統帥、利奧一世的舅哥瓦西裏斯克斯（basiliscus）真正的無能。[90]阿斯帕爾開始東山再起，其子帕特裏修斯（patricius）與皇帝的次女結婚，並被任命為愷撒即皇帝繼承人，而不顧其異族血統和阿裏烏派異端信仰。反對日耳曼人的情緒在君士坦丁堡再度高漲。471年，阿斯帕爾及其另一個兒子阿達布爾（ardabur）被殺害，同時帕特裏修斯身負重傷逃亡，他與皇帝女兒的婚姻被解除，其愷撒稱號被剝奪。澤諾此時控製了局勢，伊蘇裏亞人勢力占了上風。[91]474年初，利奧一世去世，傳位於其外孫利奧二世，也就是澤諾與阿麗亞德尼的兒子，伊蘇裏亞人澤諾任共治皇帝。但是，同年秋季，小皇帝病死，澤諾遂成為君士坦丁堡皇位的惟一繼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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