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拜占廷研究的發展
以下總結隻能描述出一些主要的發展線索，涉及到一些更重要的個別作品和學者。關於拜占廷歷史研究總體發展的深入調查可以在下列作品中找到：瓦西列夫斯基（v.g.vasiljevskij）的《拜占廷史著作概述》、布萊赫爾（l.brehier）的《17～20世紀拜占廷史研究的發展》、瓦西列夫（a.a.vasiliev）的《拜占廷帝國史》、格藍德（e.gend）的《從人文主義到目前的拜占廷史研究》和斯塔德特穆勒（g.stadtmuller）的《東歐史》。關於個別國家或個別時期的拜占廷研究可參見：迪爾（ch.diehl）的《19世紀法國的拜占廷研究》和《1905年前的拜占廷史研究》，斯坦因（e.stein）的《最近一百年的拜占廷歷史科學》，卡枚利（g.cammelli）的《義大利的拜占廷研究》，烏斯本斯基（f.uspenskij）的《俄國拜占廷研究史詮釋》和《拜占廷國家內政史研究的熱點問題》，瓦爾登伯格（w.waldenberg）的《俄羅斯研究》，索科洛夫（i.sokolov）的《1914～1927年拜占廷研究的俄文作品》，沃納德斯基（g.vernadskij）的《1914年以來拜占廷研究作品綜述》，布萊赫爾的《拜占廷史：1922～1926年的出版物》、《1926～1930年的出版物》、《1930～1934年的出版物》、《1935～1938年的出版物》、《拜占廷史：1939～1947年的出版物》、《拜占廷研究年鑑：1939～1948年國際書目》，道爾格（f.dolger）和施奈德（a.m.schneider）的《拜占廷》，該書敘述了1938～1950年間拜占廷史料和歷史寫作的進展。關於1939年以後的研究情況在許多國家的研究工作概述中均有涉及：萊貝德夫（n.s.lebedev）的《1936～1946年蘇聯的拜占廷學》、格蘭諾夫（b.gorianov）的《蘇聯的拜占廷研究》、胡塞（j.m.hussey）和拜奈斯（m.h.baynes）的《1939～1945年大不列顛和愛爾蘭出版物的報告》、格拉巴爾（a.grabar）的《1939～1945年間法國拜占廷學領域發展概述》和《1940～1945年間法國拜占廷學》、奧斯特洛格爾斯基（g.ostrogorskij）的《1939～1945年南斯拉夫拜占廷研究發展報告》、索洛維夫（a.soloviev）的《1937～1947年南斯拉夫的拜占廷學》、仁西曼（s.runciman）的《1939～1945年土耳其的拜占廷研究》、保羅瓦（m.paulova）的《1939～1945年被占領時期捷克斯洛伐克的拜占廷研究》、查蘭尼斯（p.插ranis）的《戰爭期間美國的拜占廷研究及其未來發展》、安古埃洛夫（d.anguelov）和迪米特洛夫（d.dimitrov）的《1939～1949年間保加利亞拜占廷學領域出版物指南》、勞倫特（vurent）的《1946～1949年間保加利亞的拜占廷研究》、莫拉維奇斯科（gy.moravcsik）的《1939～1945年匈牙利的拜占廷研究》、桂安尼（m.gyoni）的《戰爭期間匈牙利的拜占廷研究》、埃利安（a.elian）的《1939～1945年間羅馬尼亞的拜占廷研究》、勞倫特（vurent）的《1939～1946年間羅馬尼亞的拜占廷研究》、恩斯林（w.ensslin）的《1943～1947年間德國羅馬拜占廷史研究綜述》、勞倫特（vurent）和達萊喬（e.daleggio）的《1940～1948年間希臘的拜占廷研究》、托平（p.w.topping）的《1940～1946年間希臘的歷史研究》。
拜占廷研究的學術探究興趣始於對古典世界的興趣。通向古希臘的道路也延續到拜占廷帝國，因為古典遺產正是在拜占廷帝國得到了保護，文藝復興時代的西方因此得以找到滿足其急於了解更多希臘文化願望的途徑。一旦學者們逐漸對整理希臘手抄本和編輯注釋古典文本興趣大增，他們就不由得轉向拜占廷史料來源，也正是研究拜占廷的學者，如曼努埃爾·赫裏索羅拉斯（manuel chrysoloras）、約翰·阿吉羅布魯斯（john argyropulus）和貝薩隆（bessarion）在西方肇始了希臘哲學研究。從一開始，拜占廷帝國在西方就被認為是發現古典世界寶藏的倉庫，西方人對持基督教分裂教義的拜占廷帝國本身沒有什麽興趣。隨著希臘語言在更廣泛範圍的傳播，旅行者更頻繁地參觀訪問拜占廷古老文化的中心，人們更多地通過拜占廷歷史的解釋者閱讀古典文獻，這一切都為真正致力於拜占廷帝國本身的研究鋪平了道路。而且，由於拜占廷歷史尚未占有其應有的地位，因此，人們常常不對古典作家和拜占廷作家做任何區分，古典文本的編輯中有時包括拜占廷作品。
第一位將拜占廷歷史當作一門獨立的歷史並認識到其獨特性的學者是梅蘭西頓（mnchton）的學生赫羅尼姆斯·沃爾夫（hieronymus wolf，1516～1580年）。他是奧格斯堡的富格爾家族的圖書管理員和秘書，對拜占廷和古典作家有極其濃厚的興趣。他在安東·富格爾（anton fugger）的幫助下，出版了約翰·左納拉斯（john zonaras）的《編年史》、尼西塔斯·侯尼亞迪斯（nicetas choniates）的《歷史》和尼基弗魯斯·格裏高拉斯（nicephorus gre-goras）的《歷史》。沃爾夫是第一位認為拜占廷歷史應該占有自己獨特位置的學者，他醞釀了出版《拜占廷史料大全》的思想。
沃爾夫的工作為其他學者所繼續。新人文主義激發起研究精神，而在反對奧斯曼帝國的土耳其人鬥爭問題上的政治和教會利益、天主教統一運動和新教對反教皇的拜占廷帝國的同情也都進一步激發起研究的熱潮。西方人文主義者在16世紀末和17世紀在不同地區、以不同方法推動進行拜占廷歷史和法律的調查研究。這項工作的偉大先驅包括：在德國有沃爾夫的學生威爾海曼·赫爾茲曼（wilhelm holzmann）和大衛·赫施爾（david hoeschel），還有傑出的法學家約翰尼斯·倫克拉維烏斯（johannes leunvius）；在法國有博學的耶穌會士們如迪尼斯·比陶（denis petau）；在尼德蘭有沃爾坎努斯（b.vulcanius），特別是荷蘭的約翰尼斯·繆爾修斯（johannes meursius）；在義大利有希臘東儀天主教會信徒如尼古拉斯·阿林曼努斯（nichs ale-mannus）和利奧·阿拉提烏斯（leo atius）。
</br>
以下總結隻能描述出一些主要的發展線索，涉及到一些更重要的個別作品和學者。關於拜占廷歷史研究總體發展的深入調查可以在下列作品中找到：瓦西列夫斯基（v.g.vasiljevskij）的《拜占廷史著作概述》、布萊赫爾（l.brehier）的《17～20世紀拜占廷史研究的發展》、瓦西列夫（a.a.vasiliev）的《拜占廷帝國史》、格藍德（e.gend）的《從人文主義到目前的拜占廷史研究》和斯塔德特穆勒（g.stadtmuller）的《東歐史》。關於個別國家或個別時期的拜占廷研究可參見：迪爾（ch.diehl）的《19世紀法國的拜占廷研究》和《1905年前的拜占廷史研究》，斯坦因（e.stein）的《最近一百年的拜占廷歷史科學》，卡枚利（g.cammelli）的《義大利的拜占廷研究》，烏斯本斯基（f.uspenskij）的《俄國拜占廷研究史詮釋》和《拜占廷國家內政史研究的熱點問題》，瓦爾登伯格（w.waldenberg）的《俄羅斯研究》，索科洛夫（i.sokolov）的《1914～1927年拜占廷研究的俄文作品》，沃納德斯基（g.vernadskij）的《1914年以來拜占廷研究作品綜述》，布萊赫爾的《拜占廷史：1922～1926年的出版物》、《1926～1930年的出版物》、《1930～1934年的出版物》、《1935～1938年的出版物》、《拜占廷史：1939～1947年的出版物》、《拜占廷研究年鑑：1939～1948年國際書目》，道爾格（f.dolger）和施奈德（a.m.schneider）的《拜占廷》，該書敘述了1938～1950年間拜占廷史料和歷史寫作的進展。關於1939年以後的研究情況在許多國家的研究工作概述中均有涉及：萊貝德夫（n.s.lebedev）的《1936～1946年蘇聯的拜占廷學》、格蘭諾夫（b.gorianov）的《蘇聯的拜占廷研究》、胡塞（j.m.hussey）和拜奈斯（m.h.baynes）的《1939～1945年大不列顛和愛爾蘭出版物的報告》、格拉巴爾（a.grabar）的《1939～1945年間法國拜占廷學領域發展概述》和《1940～1945年間法國拜占廷學》、奧斯特洛格爾斯基（g.ostrogorskij）的《1939～1945年南斯拉夫拜占廷研究發展報告》、索洛維夫（a.soloviev）的《1937～1947年南斯拉夫的拜占廷學》、仁西曼（s.runciman）的《1939～1945年土耳其的拜占廷研究》、保羅瓦（m.paulova）的《1939～1945年被占領時期捷克斯洛伐克的拜占廷研究》、查蘭尼斯（p.插ranis）的《戰爭期間美國的拜占廷研究及其未來發展》、安古埃洛夫（d.anguelov）和迪米特洛夫（d.dimitrov）的《1939～1949年間保加利亞拜占廷學領域出版物指南》、勞倫特（vurent）的《1946～1949年間保加利亞的拜占廷研究》、莫拉維奇斯科（gy.moravcsik）的《1939～1945年匈牙利的拜占廷研究》、桂安尼（m.gyoni）的《戰爭期間匈牙利的拜占廷研究》、埃利安（a.elian）的《1939～1945年間羅馬尼亞的拜占廷研究》、勞倫特（vurent）的《1939～1946年間羅馬尼亞的拜占廷研究》、恩斯林（w.ensslin）的《1943～1947年間德國羅馬拜占廷史研究綜述》、勞倫特（vurent）和達萊喬（e.daleggio）的《1940～1948年間希臘的拜占廷研究》、托平（p.w.topping）的《1940～1946年間希臘的歷史研究》。
拜占廷研究的學術探究興趣始於對古典世界的興趣。通向古希臘的道路也延續到拜占廷帝國，因為古典遺產正是在拜占廷帝國得到了保護，文藝復興時代的西方因此得以找到滿足其急於了解更多希臘文化願望的途徑。一旦學者們逐漸對整理希臘手抄本和編輯注釋古典文本興趣大增，他們就不由得轉向拜占廷史料來源，也正是研究拜占廷的學者，如曼努埃爾·赫裏索羅拉斯（manuel chrysoloras）、約翰·阿吉羅布魯斯（john argyropulus）和貝薩隆（bessarion）在西方肇始了希臘哲學研究。從一開始，拜占廷帝國在西方就被認為是發現古典世界寶藏的倉庫，西方人對持基督教分裂教義的拜占廷帝國本身沒有什麽興趣。隨著希臘語言在更廣泛範圍的傳播，旅行者更頻繁地參觀訪問拜占廷古老文化的中心，人們更多地通過拜占廷歷史的解釋者閱讀古典文獻，這一切都為真正致力於拜占廷帝國本身的研究鋪平了道路。而且，由於拜占廷歷史尚未占有其應有的地位，因此，人們常常不對古典作家和拜占廷作家做任何區分，古典文本的編輯中有時包括拜占廷作品。
第一位將拜占廷歷史當作一門獨立的歷史並認識到其獨特性的學者是梅蘭西頓（mnchton）的學生赫羅尼姆斯·沃爾夫（hieronymus wolf，1516～1580年）。他是奧格斯堡的富格爾家族的圖書管理員和秘書，對拜占廷和古典作家有極其濃厚的興趣。他在安東·富格爾（anton fugger）的幫助下，出版了約翰·左納拉斯（john zonaras）的《編年史》、尼西塔斯·侯尼亞迪斯（nicetas choniates）的《歷史》和尼基弗魯斯·格裏高拉斯（nicephorus gre-goras）的《歷史》。沃爾夫是第一位認為拜占廷歷史應該占有自己獨特位置的學者，他醞釀了出版《拜占廷史料大全》的思想。
沃爾夫的工作為其他學者所繼續。新人文主義激發起研究精神，而在反對奧斯曼帝國的土耳其人鬥爭問題上的政治和教會利益、天主教統一運動和新教對反教皇的拜占廷帝國的同情也都進一步激發起研究的熱潮。西方人文主義者在16世紀末和17世紀在不同地區、以不同方法推動進行拜占廷歷史和法律的調查研究。這項工作的偉大先驅包括：在德國有沃爾夫的學生威爾海曼·赫爾茲曼（wilhelm holzmann）和大衛·赫施爾（david hoeschel），還有傑出的法學家約翰尼斯·倫克拉維烏斯（johannes leunvius）；在法國有博學的耶穌會士們如迪尼斯·比陶（denis petau）；在尼德蘭有沃爾坎努斯（b.vulcanius），特別是荷蘭的約翰尼斯·繆爾修斯（johannes meursius）；在義大利有希臘東儀天主教會信徒如尼古拉斯·阿林曼努斯（nichs ale-mannus）和利奧·阿拉提烏斯（leo atius）。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