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從宋太宗親判賠豬案就可以看出，一位市民和家奴之間的經濟糾紛，這種事在前代哪需要告官，家奴和那母豬一樣都是你的私有財產，要打要殺都沒人管。但在宋代，主僕之間的糾紛已不能私裁，而須官府依法裁決。
全社會解除了人身依附關係，更需要高水平的公共管理體係，而原來官場上的主力——門閥世族已經退出歷史舞台，那誰來組成新的官僚隊伍？宋太祖曾說：“作相須讀書人。”豈止是宰相，龐大的中華帝國需要大量讀書人來當官，科舉正好成為從民間察舉人才的好途徑。隋唐科舉取士很少，官源還是以門閥蔭舉為主。宋太宗擴大科舉錄取，最多的一次就錄取了五六百名進士。這些從民間選拔出來的知識分子很快就占據了各種官位，形成了一個知識分子掌握行政權力的氛圍，拚爹的市場就小多了。盡管宋朝仍有一些人憑恩蔭入仕，可如果這些人想在政治上有所發展，還是得先去考個進士。比如名相呂公著、文彥博、範純仁、史彌遠等均出身宰執世家，成年即可獲得恩蔭的小官，但他們又不吝精力去考中進士，才能獲得普遍認可，否則也隻能永遠領個六七品的俸祿混日子而已。所以，我們看到宋朝的廟堂之上，晏殊、曾鞏、歐陽修、範仲淹、龐籍、包拯、司馬光、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總是閃耀著一長串熠熠生輝的名字，沒人靠家族背景，沒人靠資本支持，我相信這是某些整天叫囂著“民主自由”“普世價值”的國家至今乃至今後很長一段時間都遠遠無法企及的政治文明高峰。
這不僅意味著良好的官場風氣，更意味著良性的社會狀態，宋仁宗（趙禎）《勸學詩》雲：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全民都有相對公平的機會參與到高層政治，高層和底層的順暢交流使社會充滿活力。相比之下，西方傳統封建社會階級隔閡固化，千百年來所有家族從不改變階級身份，整個社會始終被牢牢禁錮在強硬的階級框架內，直到腐朽成渣亦絕無半點變化。所以，西方自古羅馬、古希臘時代先於中國數千年建立起的領先優勢，在唐宋時代被中華帝國遠遠拋在身後，豈是偶然。
當然，社會形態是上層建築，生產力發展也起著更重要的基礎性作用。比如四大發明中的三個成熟於宋代，正是造紙術和印刷術的成熟，書籍才能普及民間，形成全民讀書的文化氛圍。《漢書·韋賢傳》雲：“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這不是誇張，在宋代造紙、印刷術成熟前，滿籝黃金真還買不到一部經書，所以宋代以前全民識字率一般不超過3%。盡管隋唐也有科舉，但97%的窮苦百姓就算走上考場，也隻能望著那一個個方塊字發呆，要參加科舉首先還得靠爹媽有錢。而宋代由於書本價格降低，全民識字率驟增至35%，才讓窮人有了讀書的物質基礎，才真正讓億萬“田舍郎”買得起“登天子堂”的門票，從此才讓這個社會“將相本無種”，也才能激起全民族“男兒當自強”。
當然，有人說科舉禁錮了中國人的思維，讓聰明人都去鑽官道，導致科學不發達。這真是個天大的笑話，正因為有科舉的激勵，才有大量中國人捧起書本，考上當官的畢竟是少數，就算還有很多考不上還繼續鑽牛角尖的人，剩下的哪怕有一小半投身科研，都比歐洲的總人口多。所以宋明科學昌明，讓既沒有人讀書考官，更沒有人讀書獻身科學的野蠻歐洲遠遠落在了身後，豈是偶然。
而航海技術的發展讓中國人開闢了印度洋航線，將商業的觸角伸向了更加遼遠的海洋，更廣闊的市場又反過來促進了國內經濟。漢唐巔峰時期，中原王朝實際控製的人口最多約至五六千萬，宋朝由於長期國內和平、水利和耕作技術進步、熱帶稻種引進等因素，終於突破一億。這就造成大量的農村富餘勞動力，與之相應的卻是高速城市化和工商業勞動力緊缺。宋代的煤煉鋼、灌鋼法和深井鑽探等工業技術得到發展，形成了一波強有力的產業革命，經濟史學稱之為“煤鐵革命”。據估計宋朝鋼鐵產量最高可達十五萬噸，接近18世紀工業革命後歐洲十八萬噸的水平。這顯然又會帶來煤炭、有色金屬、化工催化劑等各種工礦開採業和下遊加工行業的大發展，這對工業勞動力提出了極大需求。信州（今江西上饒）曾出現過一個銅鉛礦，僱傭了十萬工人，分成三班日夜不停地開採。大量的工礦企業又造成大量產業工人集中居住在城市中，這對城市服務業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清明上河圖》中不僅有享受都市繁華的東京市民，更有為招工而焦急的掌櫃。
麵對這個前無經驗可借鑑的重大社會問題，宋太宗給出了一個令人擊節讚嘆的解決方案——不抑兼併。
小農經濟時代，耕地配發給農民進行生產，而隨著時間推移，有些人不斷兼併土地成為大地主，有些人失去土地成為佃農，當少數人占有多數土地的比例失衡時，就容易減產從而引發社會動亂。失地農民最易加入義軍，所以歷代最怕兼併，絞盡腦汁維護田製。宋朝農業勞動力過剩，按說應該更怕這個問題，宋太宗卻反其道而行之，不設保護性田製，任由兼併。據估計，到徽宗朝，1%的地主占有了70%的土地。不過，失地農民也並未大量參加叛亂，就算是水泊梁山，也隻收一百零八人而已——而且那隻是明朝人編的小說。大多數失地農民擁入城市，因為城裏正好有大量的工作崗位等著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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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會解除了人身依附關係，更需要高水平的公共管理體係，而原來官場上的主力——門閥世族已經退出歷史舞台，那誰來組成新的官僚隊伍？宋太祖曾說：“作相須讀書人。”豈止是宰相，龐大的中華帝國需要大量讀書人來當官，科舉正好成為從民間察舉人才的好途徑。隋唐科舉取士很少，官源還是以門閥蔭舉為主。宋太宗擴大科舉錄取，最多的一次就錄取了五六百名進士。這些從民間選拔出來的知識分子很快就占據了各種官位，形成了一個知識分子掌握行政權力的氛圍，拚爹的市場就小多了。盡管宋朝仍有一些人憑恩蔭入仕，可如果這些人想在政治上有所發展，還是得先去考個進士。比如名相呂公著、文彥博、範純仁、史彌遠等均出身宰執世家，成年即可獲得恩蔭的小官，但他們又不吝精力去考中進士，才能獲得普遍認可，否則也隻能永遠領個六七品的俸祿混日子而已。所以，我們看到宋朝的廟堂之上，晏殊、曾鞏、歐陽修、範仲淹、龐籍、包拯、司馬光、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總是閃耀著一長串熠熠生輝的名字，沒人靠家族背景，沒人靠資本支持，我相信這是某些整天叫囂著“民主自由”“普世價值”的國家至今乃至今後很長一段時間都遠遠無法企及的政治文明高峰。
這不僅意味著良好的官場風氣，更意味著良性的社會狀態，宋仁宗（趙禎）《勸學詩》雲：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全民都有相對公平的機會參與到高層政治，高層和底層的順暢交流使社會充滿活力。相比之下，西方傳統封建社會階級隔閡固化，千百年來所有家族從不改變階級身份，整個社會始終被牢牢禁錮在強硬的階級框架內，直到腐朽成渣亦絕無半點變化。所以，西方自古羅馬、古希臘時代先於中國數千年建立起的領先優勢，在唐宋時代被中華帝國遠遠拋在身後，豈是偶然。
當然，社會形態是上層建築，生產力發展也起著更重要的基礎性作用。比如四大發明中的三個成熟於宋代，正是造紙術和印刷術的成熟，書籍才能普及民間，形成全民讀書的文化氛圍。《漢書·韋賢傳》雲：“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這不是誇張，在宋代造紙、印刷術成熟前，滿籝黃金真還買不到一部經書，所以宋代以前全民識字率一般不超過3%。盡管隋唐也有科舉，但97%的窮苦百姓就算走上考場，也隻能望著那一個個方塊字發呆，要參加科舉首先還得靠爹媽有錢。而宋代由於書本價格降低，全民識字率驟增至35%，才讓窮人有了讀書的物質基礎，才真正讓億萬“田舍郎”買得起“登天子堂”的門票，從此才讓這個社會“將相本無種”，也才能激起全民族“男兒當自強”。
當然，有人說科舉禁錮了中國人的思維，讓聰明人都去鑽官道，導致科學不發達。這真是個天大的笑話，正因為有科舉的激勵，才有大量中國人捧起書本，考上當官的畢竟是少數，就算還有很多考不上還繼續鑽牛角尖的人，剩下的哪怕有一小半投身科研，都比歐洲的總人口多。所以宋明科學昌明，讓既沒有人讀書考官，更沒有人讀書獻身科學的野蠻歐洲遠遠落在了身後，豈是偶然。
而航海技術的發展讓中國人開闢了印度洋航線，將商業的觸角伸向了更加遼遠的海洋，更廣闊的市場又反過來促進了國內經濟。漢唐巔峰時期，中原王朝實際控製的人口最多約至五六千萬，宋朝由於長期國內和平、水利和耕作技術進步、熱帶稻種引進等因素，終於突破一億。這就造成大量的農村富餘勞動力，與之相應的卻是高速城市化和工商業勞動力緊缺。宋代的煤煉鋼、灌鋼法和深井鑽探等工業技術得到發展，形成了一波強有力的產業革命，經濟史學稱之為“煤鐵革命”。據估計宋朝鋼鐵產量最高可達十五萬噸，接近18世紀工業革命後歐洲十八萬噸的水平。這顯然又會帶來煤炭、有色金屬、化工催化劑等各種工礦開採業和下遊加工行業的大發展，這對工業勞動力提出了極大需求。信州（今江西上饒）曾出現過一個銅鉛礦，僱傭了十萬工人，分成三班日夜不停地開採。大量的工礦企業又造成大量產業工人集中居住在城市中，這對城市服務業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清明上河圖》中不僅有享受都市繁華的東京市民，更有為招工而焦急的掌櫃。
麵對這個前無經驗可借鑑的重大社會問題，宋太宗給出了一個令人擊節讚嘆的解決方案——不抑兼併。
小農經濟時代，耕地配發給農民進行生產，而隨著時間推移，有些人不斷兼併土地成為大地主，有些人失去土地成為佃農，當少數人占有多數土地的比例失衡時，就容易減產從而引發社會動亂。失地農民最易加入義軍，所以歷代最怕兼併，絞盡腦汁維護田製。宋朝農業勞動力過剩，按說應該更怕這個問題，宋太宗卻反其道而行之，不設保護性田製，任由兼併。據估計，到徽宗朝，1%的地主占有了70%的土地。不過，失地農民也並未大量參加叛亂，就算是水泊梁山，也隻收一百零八人而已——而且那隻是明朝人編的小說。大多數失地農民擁入城市，因為城裏正好有大量的工作崗位等著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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