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大家都是粗人，還可以互相忍受一下，但到了大文豪賈誼，他就不太好忍了。賈誼的《治安策》和另一篇更著名的《過秦論》都懇切地談到禮法建設工作，提出漢朝最起碼應該重新確定德性和主色調，不能一直跟著秦朝尚黑。“德性”這個概念大家千萬別以為是口語裏“瞧你那副德性”的“德性”，而是陰陽家的“五德始終”說。所謂五德和陰陽五行相對應，每個王朝對應五行中的一種，還蘊藏了王朝興替的神秘內在聯繫。雖然中國人也不是很信這類東西，但能裝酷也是一種功能，聊勝於無。比如周屬火德，色尚紅；而水克火，所以秦就屬水德，色尚黑；漢朝剛建立時沒有立即確定德性，服色禮儀繼承了秦朝的尚黑傳統，上朝時黑壓壓的一片。賈誼則提出土克水，所以漢朝應屬土，色尚黃。這個問題漢朝爭論了很久，因為各種理由改過很多次，直到東漢才確定下來——我大漢屬火（被秦朝克）。
而關於治國的基礎思想，中國自古都不提倡一元論，也從未進入宗教社會，但官方總會有一個傾向。秦朝是明確的法家統治，但深受後世詬病。漢初儒家和道家都極力想站上政治舞台的中心，漢高帝雖然對叔孫通、陸賈等大儒不甚恭敬，但還是採納了他們的建議，努力推廣儒式思想體係。而漢文帝卻似乎更傾向於道家，他認為春秋戰國數百年，人民受盡苦難，秦朝雖結束戰亂，實則對人民壓榨更加嚴酷，現在人民要的是休養生息，於是決定以德治國，與民生息。與民生息其實不難，隻要國家不要好大喜功，不要四處征戰、進行重大工程，行政機構不要亂花錢——總之就是不要，國家不要做這些事情，人民自然就得到了休息，這便是道家“無為而自治”的思想。
漢初推崇“無為”思想的最佳註腳其實還不是出現在漢文帝身上，而是前代的漢惠帝。蕭何是漢初第一名相，製定了漢朝的行政體係框架，將朝政打理得井井有條，社會欣欣向榮。漢惠帝根據蕭何臨終的推薦任命曹參為丞相，但曹參整天喝得大醉，基本不理朝政。漢惠帝剛開始認為是暫時現象，可曹參日復一日，漢惠帝實在忍不住了，前往請教曹丞相葫蘆裏賣的什麽藥。曹丞相醉醺醺地說：“皇帝小朋友，你沒事幹了怎麽就來打攪曹叔叔喝酒？”漢惠帝壓住火：“當初蕭何推薦曹先生為相，我也任命了，但先生現在這樣是不是有點辜負我們的信任？”曹參笑道：“那我問你，你覺得你當皇帝的水平比高帝如何？”漢惠帝連忙道：“那我是不如的！”曹參又道：“那你又覺得我當丞相的水平比蕭何如何？”漢惠帝小心道：“據說也要差那麽一點點。”曹參哈哈大笑：“那不就對了！你不如高帝，我又不如蕭何，那他們定下的規製我們又何必要去改動呢？”漢惠帝恍然大悟，不再過問，曹參也繼續大醉。朝政根據蕭何的設計繼續良好運轉，這就是著名的“蕭規曹隨”，被譽為管理學的一層極高境界，也是道家思想的一次絕佳範例。
當然，完全不改也不可能，不然就成了故步自封，皇帝、丞相什麽都不管也略顯誇張，“蕭規曹隨”隻是一種形象的比喻，告誡後世的公共管理者不要像太甲反伊尹那樣，為了彰顯自己的存在而把國家折騰來折騰去。歷史上漢惠帝、曹參、漢文帝的名氣不如漢高帝、蕭何，但他們沒有為了超越前輩而故意折騰，而是甘於寂寞，默默繼續執行既定國策，為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保駕護航。而漢武帝一改漢初“無為”思想，改用儒家“大有為”思想，成就一世偉業，以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之稱，功業之巨在太祖高皇帝之上。然武帝一朝使中國十室九空，人口減半，文景之治的百年積蓄一掃而空。所以，每當後人景仰漢武大帝的赫赫聲威時，切莫忘記其背後還有億萬子民的艱難呻吟，更莫忘這種瞬間的厚積薄發離不開前代的默默積累。
確定了好的思想、文化和法律基礎，漢文帝這才開始大力整頓財政經濟，在這方麵，文景之治是後世王朝一致稱讚的標杆。在無為而治的指導思想下，漢文帝包括其子漢景帝堅持輕徭薄賦，與民生息，農稅從十分之一降到十五分之一，後來又降到三十分之一。漢文帝十三年（前167），漢廷下詔全部免去田賦。漢朝和後來主要靠工商業收入的宋朝完全不同，田賦是財政收入的大頭。漢文帝勇敢地免去田賦，帶頭節衣縮食，還親自參與耕耘，正是他這種仁君氣度，受到時人和後世的景仰。
賈誼的《論積貯疏》指出：糧倉充實就知道禮節，隻有生產力發達，人民才能幸福安定。但漢代沒有袁隆平，也買不到金坷垃，更不搞轉基因食品，農業靠天吃飯，難免會有收成不好的年份，一旦打個仗，軍糧的缺口就很大，所以國家必須要有積貯，這就必須以農為本。賈誼還著力強調農業才是社會的根本，從事農業的人是“自食其力”，從事工商業的人是“末技遊食”，要讓這些人力資源盡量迴歸到農業這條主線上來。
賈誼的觀點無疑是當時把握國民經濟命脈、支撐社會生產力基礎的至理名言，農業當然是當時最根本的產業，也是支撐中國——這個當時世界上最龐大帝國的基石。不過最後一句略顯偏激，而且太有勇氣了。賈誼說隻有農業是自食其力，其他人是吃閑飯的，他自己顯然不是農民，那他算什麽？不過，這裏我們不是想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實現原理來批判兩千多年前的賈誼，恰恰相反，是要批判那些批判古人的現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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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關於治國的基礎思想，中國自古都不提倡一元論，也從未進入宗教社會，但官方總會有一個傾向。秦朝是明確的法家統治，但深受後世詬病。漢初儒家和道家都極力想站上政治舞台的中心，漢高帝雖然對叔孫通、陸賈等大儒不甚恭敬，但還是採納了他們的建議，努力推廣儒式思想體係。而漢文帝卻似乎更傾向於道家，他認為春秋戰國數百年，人民受盡苦難，秦朝雖結束戰亂，實則對人民壓榨更加嚴酷，現在人民要的是休養生息，於是決定以德治國，與民生息。與民生息其實不難，隻要國家不要好大喜功，不要四處征戰、進行重大工程，行政機構不要亂花錢——總之就是不要，國家不要做這些事情，人民自然就得到了休息，這便是道家“無為而自治”的思想。
漢初推崇“無為”思想的最佳註腳其實還不是出現在漢文帝身上，而是前代的漢惠帝。蕭何是漢初第一名相，製定了漢朝的行政體係框架，將朝政打理得井井有條，社會欣欣向榮。漢惠帝根據蕭何臨終的推薦任命曹參為丞相，但曹參整天喝得大醉，基本不理朝政。漢惠帝剛開始認為是暫時現象，可曹參日復一日，漢惠帝實在忍不住了，前往請教曹丞相葫蘆裏賣的什麽藥。曹丞相醉醺醺地說：“皇帝小朋友，你沒事幹了怎麽就來打攪曹叔叔喝酒？”漢惠帝壓住火：“當初蕭何推薦曹先生為相，我也任命了，但先生現在這樣是不是有點辜負我們的信任？”曹參笑道：“那我問你，你覺得你當皇帝的水平比高帝如何？”漢惠帝連忙道：“那我是不如的！”曹參又道：“那你又覺得我當丞相的水平比蕭何如何？”漢惠帝小心道：“據說也要差那麽一點點。”曹參哈哈大笑：“那不就對了！你不如高帝，我又不如蕭何，那他們定下的規製我們又何必要去改動呢？”漢惠帝恍然大悟，不再過問，曹參也繼續大醉。朝政根據蕭何的設計繼續良好運轉，這就是著名的“蕭規曹隨”，被譽為管理學的一層極高境界，也是道家思想的一次絕佳範例。
當然，完全不改也不可能，不然就成了故步自封，皇帝、丞相什麽都不管也略顯誇張，“蕭規曹隨”隻是一種形象的比喻，告誡後世的公共管理者不要像太甲反伊尹那樣，為了彰顯自己的存在而把國家折騰來折騰去。歷史上漢惠帝、曹參、漢文帝的名氣不如漢高帝、蕭何，但他們沒有為了超越前輩而故意折騰，而是甘於寂寞，默默繼續執行既定國策，為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保駕護航。而漢武帝一改漢初“無為”思想，改用儒家“大有為”思想，成就一世偉業，以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之稱，功業之巨在太祖高皇帝之上。然武帝一朝使中國十室九空，人口減半，文景之治的百年積蓄一掃而空。所以，每當後人景仰漢武大帝的赫赫聲威時，切莫忘記其背後還有億萬子民的艱難呻吟，更莫忘這種瞬間的厚積薄發離不開前代的默默積累。
確定了好的思想、文化和法律基礎，漢文帝這才開始大力整頓財政經濟，在這方麵，文景之治是後世王朝一致稱讚的標杆。在無為而治的指導思想下，漢文帝包括其子漢景帝堅持輕徭薄賦，與民生息，農稅從十分之一降到十五分之一，後來又降到三十分之一。漢文帝十三年（前167），漢廷下詔全部免去田賦。漢朝和後來主要靠工商業收入的宋朝完全不同，田賦是財政收入的大頭。漢文帝勇敢地免去田賦，帶頭節衣縮食，還親自參與耕耘，正是他這種仁君氣度，受到時人和後世的景仰。
賈誼的《論積貯疏》指出：糧倉充實就知道禮節，隻有生產力發達，人民才能幸福安定。但漢代沒有袁隆平，也買不到金坷垃，更不搞轉基因食品，農業靠天吃飯，難免會有收成不好的年份，一旦打個仗，軍糧的缺口就很大，所以國家必須要有積貯，這就必須以農為本。賈誼還著力強調農業才是社會的根本，從事農業的人是“自食其力”，從事工商業的人是“末技遊食”，要讓這些人力資源盡量迴歸到農業這條主線上來。
賈誼的觀點無疑是當時把握國民經濟命脈、支撐社會生產力基礎的至理名言，農業當然是當時最根本的產業，也是支撐中國——這個當時世界上最龐大帝國的基石。不過最後一句略顯偏激，而且太有勇氣了。賈誼說隻有農業是自食其力，其他人是吃閑飯的，他自己顯然不是農民，那他算什麽？不過，這裏我們不是想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實現原理來批判兩千多年前的賈誼，恰恰相反，是要批判那些批判古人的現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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