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常跟學生說：“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因為善能實實的好，是無念不善，惡能實實的惡，是無念及惡矣，隻要能誠，便是聖人。
他說：“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卻是有根本的學問。日長進一日，愈久愈覺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尋討，卻是無根本的學問。方其壯時，雖能外麵修飾，不見有過，老則精神衰邁，終須放倒。譬如無根之樹，移栽水邊，雖暫時鮮好，終久要憔悴。”「以上均見《傳習錄》下」
6.人有虛靈 方有良知
他則剛因一慟而絕，再加上朝廷不斷地以各種方式刺激他。他心勞力悴，大事已了，頂不住勁了，終於臥床躺倒。他誠懇地寫了個“揭帖”：
某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四方同誌之辱臨者，皆不敢見;或 不得已而見，亦不敢喲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可矣。夫孔、孟之訓， 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誌於聖人之學者，外 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熒炬之微也，不亦繆乎?
除了他確實病著這個原因外，還因為有的禦史、給事受閣臣的指使，提議禁錮王學，陽明不是怕事之人但也不是好事之徒，他能夠平靜地化解任何事情，但不願意沾惹更多的事情。而且他一直認為他的“真理”一人信之不為少，天下信之不為多。隨便，“我之依良知而行”，率性之謂道，過分委屈自己即不是良知的本意。 當然，他也並不總病著，心情也在改變。尤其是日益增多的學生，使他不忍辜負，而且薪盡火傳全靠學生，他現在的事業也就是教學了。教學水平是出神入化的高了。尤其是他這種求根本的獨創性心靈學問，更是思想水平有多高，“學術”水平便有多麽高。張嘴就是，不用搬書本，更不用講知識，隻是促進學生自身的正確理解，就是讓學生的體驗日見“精明”，調出良好的精神狀態。對心學來說，全部的問題的關鍵之處要認識到在人本身存在著一種獨立的精神生活，它植根於人的心靈，又是獨立的能超越主觀個體的、能與宇宙真理相聯結的。人的義務和特權就是要以自己的全部機能，不僅以理智，更需要以意誌和直覺的努力，能動地追求更高的精神水平。這就是他的既根本又簡易的“致良知”法門。
有的學生太衿持，陽明則說這是毛病，因為“人隻有許多精神，若專在容貌上用功，則於胸中照管不及者多矣。”有的太隨便直率，陽明又說是毛病--“如今講此學，卻外麵全不檢束，又分心與事為二矣。”
有的學生作文送別朋友，覺得這種做法有問題，一是作文時費心思，二是過了一兩天後還想著，就請教該怎麽辦?王說：“文字思索益無害。但作了常記在懷，則為文所累，心中則有一物矣，此則未可也。”有的作詩送人，王看過說：“凡作文字要我分限所及，若說得太過，亦非修辭立誠矣。”
宋儒說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是“雖知亦問，敬謹之至。”陽明說不對，“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他精神水平高，能理解禮樂的本質，一些知識性的東西一問即知而已。
他不主張強行致良知，而是“今日良知見在如此，隻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良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隻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若用一桶水一下子去澆一個小芽，便澆壞了它。
有人問：“您說讀書隻是調攝此心，但總有一些意思牽引出來，不知怎麽克服。”王說，“關鍵是立誌。誌立得時，千事萬為隻是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爾。”“隻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為心累。縱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強記之心、欲速之心、誇多鬥靡之心，有良知即知其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隻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個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隻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說完這一套，他浩嘆一聲：“此學不明，不知此處耽擱了幾多英雄漢!”
所謂虛靈不昧正是指這種超越的能力。這個超越的本源在哪裏?既在玄虛的形而上又在確實的心性中。用陽明的話說，則是“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嚐做得天的障礙。聖人隻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嚐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做得障礙?”
可惜他沒有接觸過基督教，不知道什麽上帝是所有實存世界的製造者、價值發射者那一大套教義，他若知道一定說，我的良知就是那個上帝，它是世界的本源、人類倫理的根據。他隻能說些小說家言的話：“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藥可代?”--大可以與馬克思描繪的到了共產主義人性復歸之後的自由美感等量齊觀。
他利用了深入人心的佛教、道教的關於虛、無的思想成果，建立良知的本體論。“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家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聖人隻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一些意思在。”
所以，可以理解他說“善惡隻是一物”到底要幹什麽了。就是要用括號括去所有的陳見，從而幹掉所有的支離、外道的學說--無論是漢學，還是理學，都是人為配置的話語，都隻能見漢儒宋儒，而不能見聖道本身。我這個心學就是為了繞開那些東西，直指大道，直指“存在”本身。海德格爾的“在”是上帝的別名，陽明的這個“在”是說上帝在我心中--天理即是我心。在這一點上，他能與馬丁.路德說到一起去。
應該承認，陽明在努力論證“無”高於有時，更多地運用了《老子》的理路，他的良知就是老子那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道”--陽明馬上就會修正--道就是天地精神，良知就是道，一用什麽“與”呀“和”呀的就是分為二了。就支離了，上邪路了。
找不到無，就找不到有。
7.簡易直接 起死迴生
怎樣才能找到虛靈的“無”呢?靠複雜的知識學是隻能越找越糊塗，這叫做為學日彰，為道日損。隻有簡易的實踐學即做功夫才能求得我心。這與西方遠心的哲學卻成對比。自然陽明針對的不是西學，而是儒學內部的經學和理學。《易經》並舉了窮理與盡性;《書經》並舉了惟精與惟一;《論語》並舉了博文與約禮;《孟子》並舉了詳說與反約、知言與養氣;《中庸》並舉了尊德性與道問學。陽明堅持不懈地將這些對子融合成一個有機體。心既不能與物對立，更不能別個心對立，誰還在對立狀態誰就還在聖學的門外。
良知是虛的，功夫是實的。知行合一，就是要將知識與實踐、功夫與本體融為一體。良知前冠一“致”字，恰如其分、恰到好處地點出了要害。這個“一了百了”的功夫又正是活一天有一天新問題的需日新日日新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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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卻是有根本的學問。日長進一日，愈久愈覺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尋討，卻是無根本的學問。方其壯時，雖能外麵修飾，不見有過，老則精神衰邁，終須放倒。譬如無根之樹，移栽水邊，雖暫時鮮好，終久要憔悴。”「以上均見《傳習錄》下」
6.人有虛靈 方有良知
他則剛因一慟而絕，再加上朝廷不斷地以各種方式刺激他。他心勞力悴，大事已了，頂不住勁了，終於臥床躺倒。他誠懇地寫了個“揭帖”：
某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四方同誌之辱臨者，皆不敢見;或 不得已而見，亦不敢喲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可矣。夫孔、孟之訓， 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誌於聖人之學者，外 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熒炬之微也，不亦繆乎?
除了他確實病著這個原因外，還因為有的禦史、給事受閣臣的指使，提議禁錮王學，陽明不是怕事之人但也不是好事之徒，他能夠平靜地化解任何事情，但不願意沾惹更多的事情。而且他一直認為他的“真理”一人信之不為少，天下信之不為多。隨便，“我之依良知而行”，率性之謂道，過分委屈自己即不是良知的本意。 當然，他也並不總病著，心情也在改變。尤其是日益增多的學生，使他不忍辜負，而且薪盡火傳全靠學生，他現在的事業也就是教學了。教學水平是出神入化的高了。尤其是他這種求根本的獨創性心靈學問，更是思想水平有多高，“學術”水平便有多麽高。張嘴就是，不用搬書本，更不用講知識，隻是促進學生自身的正確理解，就是讓學生的體驗日見“精明”，調出良好的精神狀態。對心學來說，全部的問題的關鍵之處要認識到在人本身存在著一種獨立的精神生活，它植根於人的心靈，又是獨立的能超越主觀個體的、能與宇宙真理相聯結的。人的義務和特權就是要以自己的全部機能，不僅以理智，更需要以意誌和直覺的努力，能動地追求更高的精神水平。這就是他的既根本又簡易的“致良知”法門。
有的學生太衿持，陽明則說這是毛病，因為“人隻有許多精神，若專在容貌上用功，則於胸中照管不及者多矣。”有的太隨便直率，陽明又說是毛病--“如今講此學，卻外麵全不檢束，又分心與事為二矣。”
有的學生作文送別朋友，覺得這種做法有問題，一是作文時費心思，二是過了一兩天後還想著，就請教該怎麽辦?王說：“文字思索益無害。但作了常記在懷，則為文所累，心中則有一物矣，此則未可也。”有的作詩送人，王看過說：“凡作文字要我分限所及，若說得太過，亦非修辭立誠矣。”
宋儒說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是“雖知亦問，敬謹之至。”陽明說不對，“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他精神水平高，能理解禮樂的本質，一些知識性的東西一問即知而已。
他不主張強行致良知，而是“今日良知見在如此，隻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良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隻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若用一桶水一下子去澆一個小芽，便澆壞了它。
有人問：“您說讀書隻是調攝此心，但總有一些意思牽引出來，不知怎麽克服。”王說，“關鍵是立誌。誌立得時，千事萬為隻是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爾。”“隻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為心累。縱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強記之心、欲速之心、誇多鬥靡之心，有良知即知其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隻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個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隻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說完這一套，他浩嘆一聲：“此學不明，不知此處耽擱了幾多英雄漢!”
所謂虛靈不昧正是指這種超越的能力。這個超越的本源在哪裏?既在玄虛的形而上又在確實的心性中。用陽明的話說，則是“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嚐做得天的障礙。聖人隻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嚐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做得障礙?”
可惜他沒有接觸過基督教，不知道什麽上帝是所有實存世界的製造者、價值發射者那一大套教義，他若知道一定說，我的良知就是那個上帝，它是世界的本源、人類倫理的根據。他隻能說些小說家言的話：“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藥可代?”--大可以與馬克思描繪的到了共產主義人性復歸之後的自由美感等量齊觀。
他利用了深入人心的佛教、道教的關於虛、無的思想成果，建立良知的本體論。“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家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聖人隻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一些意思在。”
所以，可以理解他說“善惡隻是一物”到底要幹什麽了。就是要用括號括去所有的陳見，從而幹掉所有的支離、外道的學說--無論是漢學，還是理學，都是人為配置的話語，都隻能見漢儒宋儒，而不能見聖道本身。我這個心學就是為了繞開那些東西，直指大道，直指“存在”本身。海德格爾的“在”是上帝的別名，陽明的這個“在”是說上帝在我心中--天理即是我心。在這一點上，他能與馬丁.路德說到一起去。
應該承認，陽明在努力論證“無”高於有時，更多地運用了《老子》的理路，他的良知就是老子那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道”--陽明馬上就會修正--道就是天地精神，良知就是道，一用什麽“與”呀“和”呀的就是分為二了。就支離了，上邪路了。
找不到無，就找不到有。
7.簡易直接 起死迴生
怎樣才能找到虛靈的“無”呢?靠複雜的知識學是隻能越找越糊塗，這叫做為學日彰，為道日損。隻有簡易的實踐學即做功夫才能求得我心。這與西方遠心的哲學卻成對比。自然陽明針對的不是西學，而是儒學內部的經學和理學。《易經》並舉了窮理與盡性;《書經》並舉了惟精與惟一;《論語》並舉了博文與約禮;《孟子》並舉了詳說與反約、知言與養氣;《中庸》並舉了尊德性與道問學。陽明堅持不懈地將這些對子融合成一個有機體。心既不能與物對立，更不能別個心對立，誰還在對立狀態誰就還在聖學的門外。
良知是虛的，功夫是實的。知行合一，就是要將知識與實踐、功夫與本體融為一體。良知前冠一“致”字，恰如其分、恰到好處地點出了要害。這個“一了百了”的功夫又正是活一天有一天新問題的需日新日日新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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