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接著說：身之主宰是心，心產生意，意的本質是知，知之所在就是物。如意在事親，事親便是一物。所以我我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所以關鍵是個誠意。誠意之功隻是個格物--去其心之不正。致知就是使良知無障礙，得以充分發揮，也就是意誠--“勝私復理”。
--林彪要全國人民“狠鬥私字一閃念”就是從這個車轍上、河床裏跑出來的。
王陽明“原則上”讚揚秦始皇的焚書之舉，他做的不對的是出於私心，又不該燒《六經》，若當時誌在明道，把那些反經叛理的邪說，都統統禁毀了，倒正符合孔子刪削古籍的本意。孔子筆削《春秋》就是筆其舊、削其繁;孔子於《詩》《書》《禮》《樂》何嚐添過一句話?隻是刪削那些繁文，隻怕繁文亂天下。春秋以後，繁文日盛天下日亂--秦始皇要是能像孔子那樣保留、表彰一些差不多的，那些怪誕邪說便漸漸自廢了「譬如說像明修《永樂大典》清朝修《四庫全書》那樣」。 後來，王形成他的“拔本塞源”論，以徹底重建儒家德育為首的教育方針。他痛恨孔孟之後，聖學晦而邪說橫，他們竊取近似聖學的話頭裝扮成先王之學，以遂其私心己欲「打扮成馬列主義的假馬列主義」，日求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用獵取聲利之術來欺天罔人，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被“霸術”深深遮蔽。後世儒者想用訓詁考證“追憶”恢復聖學，卻讓人入了百戲之場，看見的是各種讓人精神恍惚的雜耍。聖人之學日遠日晦，功利之習愈趣愈下。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於是出現這個意義上的“知識越多越反動”：
“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見聞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 飾其偽也。”「《傳習錄》中」
王還絕對是真誠的為了讓人人都成為君子，讓國家成為君子國，為了正人心、美風俗。他認為繁文就是精神汙染，有《六經》就夠了，註解經的傳疏都是多餘的。
徐愛說，許多經沒有傳疏就難明了，《春秋》若無《左傳》就難知道原委。
陽明說，《春秋》若須《左傳》的解釋才能明白，那《春秋》經就成了歇後謎語了。孔子又何必刪削它?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再說那個過程。聖人述《六經》隻為正人心，為了存天理、去人慾。對於那些縱人慾、滅天理的事，又怎肯詳細廣而告之，那便是助長暴亂引導奸邪了--就犯了導向錯誤。孔門家法是不講齊桓、晉文之事，抹去那種歷史。後儒隻講得一個“霸術”，所以要研究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
這與德國人占領法國不讓他們講法語，蘇聯占了捷克不讓他們講本國的歷史並不相同。隻是與文革大破四舊，燒毀一切非毛澤東的著作相類似。這是一種道德至上的反智論，旨在建立“帝國與教士一致的政府”。這種政府顯然是最危險的政府，法國大革命時驗證過一次，中國文化大革命時又驗證過一次。其實王明在蘇區搞肅反，想隻用蘇聯一本經來統一黨內的思想、來統治全黨全軍，也是這麽個思路。現在討論“中國革命史”這門課到底是算理論課、還是算歷史課也是同一慣性。
但這種智量就不如王陽明通達了。王對徐愛講：“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羲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他還說“五經隻是史，用史來明善惡，示訓戒”。其實還是把史納入了經、把事變成了道，把事實價值化，把歷史倫理化--所謂中國的倫理本質主義的真相在此。
就個人修養而言，也是把功夫論與本體論一體化，從而才高度一元化，而且王學認為是最有效的一元化。
徐愛這樣總結老師的思想和教誨魔力：
愛因舊說汩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驚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 ，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知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旁溪小徑、斷港 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功夫，明善是聖身的功夫，窮理是盡性的功夫， 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約禮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諸如此 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3.“持誌如心痛”
他們走了一個多月，次年即雞年「癸酉」二月迴到山陰老家。 自然見過祖母、父親還有他後娘。據馮夢龍說，他跟他後娘關係不好，他小時候還曾耍花招兒報復她。這些恐怕是小說家言，他小時固然很淘氣，但他的父親很嚴厲，又是大家高官的家庭，沒有那麽多小戶人家的是非矛盾。陽明對他的父親既怕且敬，不會讓他父親難堪的。他是個豪邁不羈的人，不會陷入家庭糾紛之中。在山水和家庭之間，他大概更重視山水。
現在，一迴來就想去遊天台山、雁盪山，去找黃綰，大概還有看看黃給他蓋的“別墅”的意思。因為他曾與黃、湛相約在那裏相聚講學明道。讓黃在那裏替他“結廬”，黃是否真蓋了，未可知。他是否有一去不迴的打算?不然的話，為什麽家裏人都反對他去?反正因為宗族親友不同意，他沒去成。具體原因已難確知，他們的理由自然能找出許多，這個“心”能勝天的哲學家過不了親情這一關。當年想出家，因過不了這一關而作罷，現在也因此而上不了雁盪山。
能做的還隻是在家裏坐而論道。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 可以算主一之功麽?”
王說“好色一心在好色上，好貨一心在好貨上，能算主一之功麽? 那隻是逐物，不是主一。主一是專主一個天理。”
陸問：“怎樣立誌?”
王說：“隻念念不忘天理，久則自然心中凝聚，好象道家所謂結聖胎。然後可以進入美大神聖之境。”他大概想起了當年在長安街那位相麵先生說他鬍子到胸口、丹田結聖胎的話。現在，他自感心中已結了聖胎。
問：“聖人應變無窮，是否都須預先準備?”
答：“如何能準備得過來。隻因為聖人心如明鏡才照啥啥亮。隻要是聖人，碰上啥事都是聖人作為「血管理流的都是血」。義理無定在，無窮盡。聖人隻是應時成就。所以，隻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
問：“靜時感覺心存天理了，一遇事就又亂了。怎麽辦?”
答：“這是隻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的原故。因此事到臨頭就顛倒糊塗。所以，人須在事上磨練，才立得住。才能靜亦定，動亦定。”
他接著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聖學隻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做兩件事。”--孫中山死後有這樣一句輓聯：若將學問與事業分做兩件事便非我黨精神。
喜靜厭動是讀書人成為聰明的廢物的一大病因。王說，“以循理為主，處事中亦可寧靜。但隻以寧靜為主未必就是在循理。”他後來說：“誌立得時，良知千事萬事隻是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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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要全國人民“狠鬥私字一閃念”就是從這個車轍上、河床裏跑出來的。
王陽明“原則上”讚揚秦始皇的焚書之舉，他做的不對的是出於私心，又不該燒《六經》，若當時誌在明道，把那些反經叛理的邪說，都統統禁毀了，倒正符合孔子刪削古籍的本意。孔子筆削《春秋》就是筆其舊、削其繁;孔子於《詩》《書》《禮》《樂》何嚐添過一句話?隻是刪削那些繁文，隻怕繁文亂天下。春秋以後，繁文日盛天下日亂--秦始皇要是能像孔子那樣保留、表彰一些差不多的，那些怪誕邪說便漸漸自廢了「譬如說像明修《永樂大典》清朝修《四庫全書》那樣」。 後來，王形成他的“拔本塞源”論，以徹底重建儒家德育為首的教育方針。他痛恨孔孟之後，聖學晦而邪說橫，他們竊取近似聖學的話頭裝扮成先王之學，以遂其私心己欲「打扮成馬列主義的假馬列主義」，日求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用獵取聲利之術來欺天罔人，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被“霸術”深深遮蔽。後世儒者想用訓詁考證“追憶”恢復聖學，卻讓人入了百戲之場，看見的是各種讓人精神恍惚的雜耍。聖人之學日遠日晦，功利之習愈趣愈下。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於是出現這個意義上的“知識越多越反動”：
“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見聞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 飾其偽也。”「《傳習錄》中」
王還絕對是真誠的為了讓人人都成為君子，讓國家成為君子國，為了正人心、美風俗。他認為繁文就是精神汙染，有《六經》就夠了，註解經的傳疏都是多餘的。
徐愛說，許多經沒有傳疏就難明了，《春秋》若無《左傳》就難知道原委。
陽明說，《春秋》若須《左傳》的解釋才能明白，那《春秋》經就成了歇後謎語了。孔子又何必刪削它?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再說那個過程。聖人述《六經》隻為正人心，為了存天理、去人慾。對於那些縱人慾、滅天理的事，又怎肯詳細廣而告之，那便是助長暴亂引導奸邪了--就犯了導向錯誤。孔門家法是不講齊桓、晉文之事，抹去那種歷史。後儒隻講得一個“霸術”，所以要研究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
這與德國人占領法國不讓他們講法語，蘇聯占了捷克不讓他們講本國的歷史並不相同。隻是與文革大破四舊，燒毀一切非毛澤東的著作相類似。這是一種道德至上的反智論，旨在建立“帝國與教士一致的政府”。這種政府顯然是最危險的政府，法國大革命時驗證過一次，中國文化大革命時又驗證過一次。其實王明在蘇區搞肅反，想隻用蘇聯一本經來統一黨內的思想、來統治全黨全軍，也是這麽個思路。現在討論“中國革命史”這門課到底是算理論課、還是算歷史課也是同一慣性。
但這種智量就不如王陽明通達了。王對徐愛講：“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羲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他還說“五經隻是史，用史來明善惡，示訓戒”。其實還是把史納入了經、把事變成了道，把事實價值化，把歷史倫理化--所謂中國的倫理本質主義的真相在此。
就個人修養而言，也是把功夫論與本體論一體化，從而才高度一元化，而且王學認為是最有效的一元化。
徐愛這樣總結老師的思想和教誨魔力：
愛因舊說汩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驚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 ，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知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旁溪小徑、斷港 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功夫，明善是聖身的功夫，窮理是盡性的功夫， 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約禮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諸如此 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3.“持誌如心痛”
他們走了一個多月，次年即雞年「癸酉」二月迴到山陰老家。 自然見過祖母、父親還有他後娘。據馮夢龍說，他跟他後娘關係不好，他小時候還曾耍花招兒報復她。這些恐怕是小說家言，他小時固然很淘氣，但他的父親很嚴厲，又是大家高官的家庭，沒有那麽多小戶人家的是非矛盾。陽明對他的父親既怕且敬，不會讓他父親難堪的。他是個豪邁不羈的人，不會陷入家庭糾紛之中。在山水和家庭之間，他大概更重視山水。
現在，一迴來就想去遊天台山、雁盪山，去找黃綰，大概還有看看黃給他蓋的“別墅”的意思。因為他曾與黃、湛相約在那裏相聚講學明道。讓黃在那裏替他“結廬”，黃是否真蓋了，未可知。他是否有一去不迴的打算?不然的話，為什麽家裏人都反對他去?反正因為宗族親友不同意，他沒去成。具體原因已難確知，他們的理由自然能找出許多，這個“心”能勝天的哲學家過不了親情這一關。當年想出家，因過不了這一關而作罷，現在也因此而上不了雁盪山。
能做的還隻是在家裏坐而論道。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 可以算主一之功麽?”
王說“好色一心在好色上，好貨一心在好貨上，能算主一之功麽? 那隻是逐物，不是主一。主一是專主一個天理。”
陸問：“怎樣立誌?”
王說：“隻念念不忘天理，久則自然心中凝聚，好象道家所謂結聖胎。然後可以進入美大神聖之境。”他大概想起了當年在長安街那位相麵先生說他鬍子到胸口、丹田結聖胎的話。現在，他自感心中已結了聖胎。
問：“聖人應變無窮，是否都須預先準備?”
答：“如何能準備得過來。隻因為聖人心如明鏡才照啥啥亮。隻要是聖人，碰上啥事都是聖人作為「血管理流的都是血」。義理無定在，無窮盡。聖人隻是應時成就。所以，隻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
問：“靜時感覺心存天理了，一遇事就又亂了。怎麽辦?”
答：“這是隻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的原故。因此事到臨頭就顛倒糊塗。所以，人須在事上磨練，才立得住。才能靜亦定，動亦定。”
他接著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聖學隻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做兩件事。”--孫中山死後有這樣一句輓聯：若將學問與事業分做兩件事便非我黨精神。
喜靜厭動是讀書人成為聰明的廢物的一大病因。王說，“以循理為主，處事中亦可寧靜。但隻以寧靜為主未必就是在循理。”他後來說：“誌立得時，良知千事萬事隻是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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