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是想找迴這個“學科”的靈魂,把學術問題變成身心問題, 而且這個轉化是不能把“外”當成“內”的,要從內心向外轉,擴良知於事事物物,而不是相反。怎麽克服自以為是的問題呢?隻有更真誠深入的信仰心中的上帝。用人人心中本有的無條件存在、無限綿延的大“是”--他後來管它叫良知--來收拾每個人的那點自以為是。王純甫就是支離外馳而不覺,以為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須逐個求個至善,才能得到“明善”--這類似後來唯物主義的無數相對真理之和就是絕對真


    理的說法,現在已基本被證明是幻想。陽明隻能是堅持他的唯心一元論:


    “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


    若將心與物分為二,必活得破綻百出,遇事便紛擾支拙。而盲目自以為是,是"認氣作理,冥悍自信."這種人其實是瞎牛. 所以,必須在事上練心,克服自以為是的良方是“必有事焉”,在實踐中矯正自以為是。“心外無事”既闡明了心是矛盾的主要方麵,又表明了事不在心外,幹事即是在練心。


    王陽明最反對“墮空虛”,他不滿於佛教的地方就在於他們一事不幹,既放棄了倫理責任,又無法找到活潑潑的“心”。這種辯證法形成了王學絕對唯心又絕對實用的那種實用形上學的身手。即非邏輯的也非經驗的,而是即先驗又管用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誠則成物矣,而不誠則無物。這就能直入堯舜之道了,而朱子的工作則隻是勾縫而已。


    12.大量者用之即同 小機者執之即異


    自得之學雖是陽明自得而來,卻得了湛不少強化訓練。所以,王總說湛使他去了邪僻,得入正道。這其中有客氣、推譽的成分。陽明在陽明洞中修煉時已了悟了自得的重要性。但要從思想史上說,自得之學的首創者是湛的老師陳白沙。白沙初年,由書本尋找入道門徑,像陽明遵從朱子的教誨循序格物一無所得一樣,累年無所得。他真誠的修練說出的話令人可信:我心與此理總不接茬、不搭界。他開始轉向,轉變與我心中自求的道兒上來。他的口號是:“道也者,自我得之。”


    湛甘泉一生極尊師道,弘揚師道不遺餘力,隻要有條件就建造白沙祠堂。從大方向上說,他與湛、上至白沙是一條道兒上的。但陽明有他的獨到之處。


    方叔賢去西樵山去修自得之學去了,黃宗賢去雁盪山、天台山之間去修自得之學去了,湛甘泉則在蕭山和湖湘之間蓋起了別墅,離王的陽明洞才幾十裏,書屋也將落成,八五八書房陽明“聞之喜極”。他曾與黃、湛有約,他們要繼續在一起聚講聖學,還將像在京城一樣--幾個人死纏爛打在一起,共進聖學之道。黃則聲稱是為他二人打前站的。王是信以為真的。他覺得人活著樂趣莫大同此,像孔子最欣賞曾點那逍遙的氣象一樣。


    他別方叔賢的詩說“請君靜後看〈羲〉畫(指八卦),曾有陳篇一字不? ”因為方有重書本的傾向,特提出規勸。關於自得的話頭是:“道本無為隻在人,自行自住豈須鄰?”這是化用“我道不孤,德必有鄰”的典故。他嘲笑那些想從知見覓虛靈的做法是在緣木求魚。


    他別湛甘泉的詩充滿了生離死別的憂傷,像劉備送徐庶一樣。在飛短流長的官場文人圈子中,像湛那樣淡泊的人,依然有人瞎猜疑,王的答覆是:“黃鶴萬裏逝,豈伊為稻粱?”陽明的緊迫感躍然紙上:“世艱變倏忽,人命非可常。斯文天未墜,別短會日長。”最後以他們幽居林泉講學論道,共輔斯文不墜作結。


    跟黃宗賢也說了協隱同遊、拂衣還舊山的話,更讓人琢磨的是劈頭兩句:“古人戒從惡,今人戒從善。”


    嗚唿!世風澆漓如此,已無外援可恃,隻能從本心“自得”道德意誌了,恰似蜻蜓自食其尾以汲取氧氣。


    第八迴 弼馬溫隨地指點良知


    1.開始革命


    羊年二月,他當了一次會試同考官,沒有了當年主試山東的豪興,他現在已看透了科舉考試的弊病,不再像年青時那樣充滿“假如我是宰相”的幻想了。再說,會試雖比鄉試高了一格,但他這個同考官位卑言輕,因為主考官往往是禮部尚書一類人物。他離那個位置還差得遠。


    十月,他升為文選司員外郎。次年,即猴年他又升了半格,成了考功司郎中。這些都是外在的,他真正的收穫是收了一批同誌。在他的門徒後來編的《同誌考》的記錄中,這一年入門弟子有十七、八個。隊伍拉起來了,他的“心”也既通且達了。


    經過高度艱難的痛苦摸索、尤其是過了“朱陸之辨”這一關,他知道該怎樣繞開宋儒的影響,尤其是朱子的纏繞,走自己的路了。他認定程伊川(小程)與朱子的路線不是儒奔正宗,周濂溪、程明道(大程)才是正宗,陸九淵方向對頭,但工作不夠。


    他終於心明眼亮了。自龍年(1508年)龍場悟道以來,這三、四年間,他找到了登堂入室的精微問題:伊川、朱子以《大學》為中心,特別是朱拚命將格物窮理,形成了支離外馳的走向,元明以後影響全國。官學、私學為對應科舉考試都不得不用講知識的方式來講道德,造成整個士林、整個官僚隊伍道德大滑坡!


    他認為這種割裂是致命的割裂,聞見之智、經驗之知、辭章記誦之學對養育道德、砥勵良知有害無益--這是“知識越多越反動”這種思路的先聲。但王陽明這樣說時卻是相當革命的。他要想辦法給全民灌注充實的道德意誌--走培養自由意誌這條路,而不是走知識積累的路。


    他自己是絕對在真誠的為天地立命,為百姓立心,為往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 平。憑他的良知而言,這絕不是自以為是, 而是他十幾年在不得不動心忍心的錘鍊中總結出來的復歸聖學的金光大道。像試驗新藥一樣,他在自己身上試驗成功,便把他拿出來向全世界推廣。而且,他切身體驗過朱子的藥不靈光--就是把自身變成儒學辭典,也未必能擁有儒學的真精神、真骨血。


    他養足了足夠的定力與活力--不動如山的定,動如脫兔的活。定,是把握住了儒學精髓的從容鎮定,動,是有了萬變不離其宗的把握之後的機動靈活。真正有了這種實力,才能瀟灑而不走板。他也自感可以隨心所欲不逾矩了--既自得於心又絕非小小的自以為是了。用酸辭說,就是能既合目的又合規律了。


    他那買盡千秋兒女心的《傳習錄》中的高見也在從他嘴裏開始噴射了。後人眼中的王陽明,作為百世之師的王陽明,其實是從現在才開始。前麵的都隻是鋪墊,隻是序曲,是個“我從哪裏來”的問題--對於想學做聖雄的凡人來說,會產生一種親切感,產生一種大家都是親兄弟、梅香拜把子的感覺。


    事實上也是如此,覺得他了不的是水落石出後露出了崢嶸。當時,日子還是一天一天的過。那些排擠他的同僚要知道他死後如此受人禮拜,也早就跟他成了好兄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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