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不親風格分。陽明潛心修道，比席進步快，現在雖然席官階高，但覺悟比王低，他能夠屈身向王討教，算有真水平，非一般的官崽能做到的。共同的思想基礎是"緣"。他的努力是"增上緣"。
往返四次，一次比一次深入，終於，席書豁然大悟，說:"聖人之學復睹於今日!朱陸異同，各有得失，沒必要辨析再糾纏下去，求之吾性本自可以明了。"
他是個敢做敢為說幹就幹的人，他迴到貴陽，與按察副使毛應奎一起修復貴陽文明書院，正式禮聘王主持書院。席率領全體生員，向王行拜師大禮。年長於王，官高於王，終生以師禮待王。了不起。
陽明這條被迫的"潛龍"開始露頭了。他一生都品嚐著"學"的這種實用的甜頭。後來，在嘉靖朝席書以"大禮"得貴，力薦陽明入閣。他說:"今諸大臣皆中材，無足以計大事。定亂濟時，非守仁不可。"盡管他舉薦沒有成功，但他這幾句話確實說得既公平又動人。
因為我們和他們沒有生活在相同的思想背景中，其實根本無法領會陽明的新教旨的真實含義，也無法領會席書何以感動到親自下拜為徒的地步。
就紙麵的情況而言，陽明指責的是科場中的理學，而理學的本是專講自身修養的內聖之學。宋初元氣淋漓的諸位大儒以先天下憂樂的承當精神開創了道學政事合為一事的新局麵，若說，中國有過什麽"內聖外王"一體化的好時期，那就是他們那一時期。什麽"為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綱紀世界，全要是非明白。"是他們的共識。宋學的精神實質大端有二:革新政令，創通經義。其根據地則在書院。朱陸共鳴時期，外王的風頭已減，但內聖之勁頭正健。理學又稱作性理之學或性命之學，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人格，並強調用紮紮實實的修養功夫，在日用中不斷克盡人慾，體察天理，變化氣質，化血氣為義理。而且朱子也說過"理具於心"之類的話。
但都不夠了，因為那些至理名言一成為"現成思路""現成詞語"，便成了套話空話現成話，便成了人皆可說而並不做的"說教"，哄老實人還可以，是絕對不能滿足充滿躁動
的"戾氣"的明代士夫們的心理要求了。明代士人的整體文化思想水平，個性氣質可以說空前的高--至少陽明這一路的人覺得他們那一套玩不轉了，需要再"翻"一個身了。
人類思想史的演進都是如此，中國還算新陳代謝得最慢的國度。在中國儒學又是最慢的。因為儒家話語與大一統政權息息相關，極不利於形成個性化的學派。儒學的生存與發展是靠政權的維持與推動，盡管幾次大的轉變是由新的學派發起，但也就那麽幾次，漫長的歲月都撐著"官學"這個大架子。遠不像隻有幾百年歷史的禪宗，那麽宗派林立，各自占山為王，自說自話，總能不斷地有新奇的說法"哄"一撥又一撥的人。儒學沒有這個"自由"，聖學本身不允許，每個聖徒也不允許，來"翻"的人都說自己是真正聖學，別的是偽學(是假馬克思主義)。今文經，古文經，理學，都是不成則已，成則必是取得"國家級"的官學地位。別看陽明很淡泊，好象是專為安頓自己的心而修練自己的道行，其實，其誌也正在於此。
隻是他很真誠，覺悟到了必須自明誠才能實現這個理想。任何苟取的辦法都適足以自敗而已。即使能僥倖成功，也悖道害義，隻是名教罪人而已。這從他對一個急於要"立言"的學生的批評中就能看得出來。他說:"此弊溺人，其來非一日矣。不求自信，而急於人知，正所謂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也。恥其名之無聞於世，而不知知道者視之，反自貽笑耳。宋之儒者，其製行磊犖，本足以取信於人。故其言雖未盡，人亦崇信之，非專以空言動人也。但一言之誤，至於誤人無窮，不可勝我，亦豈非汲汲於立言者之過耶?"(1178頁)
他還說:"言不可以偽為。且如不見道之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說出和平話?縱然做得出來，後一兩句，露出病痛，便覺破此文原非充養得來。若養得此心中和，則其言自別。"(同上)
這些話都涉及到陽明哲學的一個根本路徑:抗拒口耳之學，堅持身心之學。而且看似簡易，做到卻著實難。譬如，"修辭立其誠"這則聖人古訓，代代有人標榜，不真誠地信奉之，便是一句學童都能搬弄的口號。真誠地信奉之，連王陽明後來的許多的話都是要打折扣的。
陽明似乎並不是聞召即至，他已變得很沉著"淵默"，沒多少少年的任俠峻急了。他已經有了"吾性自足"不動如山的鎮物雅量。更重要的是他對現行政府有了"賓賓"自處的分離意識。這從他給自己的居室起名"賓陽堂"即可看出。他在《賓陽堂記》中用《尚書*堯典》"寅賓出日"的話頭，說了一通君子小人的道理，無非是說自己每當擁抱太陽時都滋長君子之元氣。這隻是在說可以說的話，用"可以明言的"表麵意思來掩蓋其不可明言的深曲的內心"態度"。他在文中屢次提到"賓賓"，但隻做哲學式的發揮，此時正在重溫五經四書的他，不可能忘記孟子唿籲士子要跟君主要求"賓賓"之道，要求對待性關係，要甘心以客卿自居---你就是家天下的"賓"，道相同則相與為謀，這叫做和則留，否則，不和則去。朱元璋憎惡孟子也包括這一條。朱要求士夫臣子象家生子奴才一樣別無選擇地主子。受了王陽明許多啟發的龔自珍專門寫了一篇《賓賓》奇文，將箇中道理及意義說得相當明白，正好是陽明這個"賓陽堂"及其《記》的上等註解。現在陽明不會再去做雞蛋碰石頭的傻事情去了。他要為全人類而工作而弘揚聖學，在一朝的得失窮通已不值得再費神計較。至少當年揚才露己，自我顯白的著急勁一去不復反了。
他在《答毛拙庵見招書院》中先是謙虛自己已疏懶學荒，不配做師範;然後又說移居到貴陽正好可以方便找醫生，隻是讓學生跟著我肯定一無所獲。他現在還真是又病得難以招架了。當地人和學生勸他用土巫為他作法卻病，他拒絕了。他用孔子的我每天都在祈禱從而拒絕祈禱的典故來迴答那些迂闊的"眾議紛紛"。不知是因為他的病，還是因為辦理"調動手續"有個過程，他在龍場自己的"玩易窩"中又住了些時。
玩易窩是與何陋軒等同時建成的，他照例有篇《記》，既很好的記載了他的心思也有足夠後人共享的精神營養。"精粗一，外內翕"的生生之"易道"，給予了他"視險若夷"的洞明通透的慧眼，他激動地"撫幾而嘆曰:嗟乎!此古君子之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以終吾身矣!"--自己聲明了這種處境的"進修"作用。關於《易》，他隻用了這樣幾句話就說透了它的全方位的功能和意義:
夫"易"，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跡。無方，則象辭基焉。無跡，則占變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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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返四次，一次比一次深入，終於，席書豁然大悟，說:"聖人之學復睹於今日!朱陸異同，各有得失，沒必要辨析再糾纏下去，求之吾性本自可以明了。"
他是個敢做敢為說幹就幹的人，他迴到貴陽，與按察副使毛應奎一起修復貴陽文明書院，正式禮聘王主持書院。席率領全體生員，向王行拜師大禮。年長於王，官高於王，終生以師禮待王。了不起。
陽明這條被迫的"潛龍"開始露頭了。他一生都品嚐著"學"的這種實用的甜頭。後來，在嘉靖朝席書以"大禮"得貴，力薦陽明入閣。他說:"今諸大臣皆中材，無足以計大事。定亂濟時，非守仁不可。"盡管他舉薦沒有成功，但他這幾句話確實說得既公平又動人。
因為我們和他們沒有生活在相同的思想背景中，其實根本無法領會陽明的新教旨的真實含義，也無法領會席書何以感動到親自下拜為徒的地步。
就紙麵的情況而言，陽明指責的是科場中的理學，而理學的本是專講自身修養的內聖之學。宋初元氣淋漓的諸位大儒以先天下憂樂的承當精神開創了道學政事合為一事的新局麵，若說，中國有過什麽"內聖外王"一體化的好時期，那就是他們那一時期。什麽"為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綱紀世界，全要是非明白。"是他們的共識。宋學的精神實質大端有二:革新政令，創通經義。其根據地則在書院。朱陸共鳴時期，外王的風頭已減，但內聖之勁頭正健。理學又稱作性理之學或性命之學，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人格，並強調用紮紮實實的修養功夫，在日用中不斷克盡人慾，體察天理，變化氣質，化血氣為義理。而且朱子也說過"理具於心"之類的話。
但都不夠了，因為那些至理名言一成為"現成思路""現成詞語"，便成了套話空話現成話，便成了人皆可說而並不做的"說教"，哄老實人還可以，是絕對不能滿足充滿躁動
的"戾氣"的明代士夫們的心理要求了。明代士人的整體文化思想水平，個性氣質可以說空前的高--至少陽明這一路的人覺得他們那一套玩不轉了，需要再"翻"一個身了。
人類思想史的演進都是如此，中國還算新陳代謝得最慢的國度。在中國儒學又是最慢的。因為儒家話語與大一統政權息息相關，極不利於形成個性化的學派。儒學的生存與發展是靠政權的維持與推動，盡管幾次大的轉變是由新的學派發起，但也就那麽幾次，漫長的歲月都撐著"官學"這個大架子。遠不像隻有幾百年歷史的禪宗，那麽宗派林立，各自占山為王，自說自話，總能不斷地有新奇的說法"哄"一撥又一撥的人。儒學沒有這個"自由"，聖學本身不允許，每個聖徒也不允許，來"翻"的人都說自己是真正聖學，別的是偽學(是假馬克思主義)。今文經，古文經，理學，都是不成則已，成則必是取得"國家級"的官學地位。別看陽明很淡泊，好象是專為安頓自己的心而修練自己的道行，其實，其誌也正在於此。
隻是他很真誠，覺悟到了必須自明誠才能實現這個理想。任何苟取的辦法都適足以自敗而已。即使能僥倖成功，也悖道害義，隻是名教罪人而已。這從他對一個急於要"立言"的學生的批評中就能看得出來。他說:"此弊溺人，其來非一日矣。不求自信，而急於人知，正所謂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也。恥其名之無聞於世，而不知知道者視之，反自貽笑耳。宋之儒者，其製行磊犖，本足以取信於人。故其言雖未盡，人亦崇信之，非專以空言動人也。但一言之誤，至於誤人無窮，不可勝我，亦豈非汲汲於立言者之過耶?"(1178頁)
他還說:"言不可以偽為。且如不見道之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說出和平話?縱然做得出來，後一兩句，露出病痛，便覺破此文原非充養得來。若養得此心中和，則其言自別。"(同上)
這些話都涉及到陽明哲學的一個根本路徑:抗拒口耳之學，堅持身心之學。而且看似簡易，做到卻著實難。譬如，"修辭立其誠"這則聖人古訓，代代有人標榜，不真誠地信奉之，便是一句學童都能搬弄的口號。真誠地信奉之，連王陽明後來的許多的話都是要打折扣的。
陽明似乎並不是聞召即至，他已變得很沉著"淵默"，沒多少少年的任俠峻急了。他已經有了"吾性自足"不動如山的鎮物雅量。更重要的是他對現行政府有了"賓賓"自處的分離意識。這從他給自己的居室起名"賓陽堂"即可看出。他在《賓陽堂記》中用《尚書*堯典》"寅賓出日"的話頭，說了一通君子小人的道理，無非是說自己每當擁抱太陽時都滋長君子之元氣。這隻是在說可以說的話，用"可以明言的"表麵意思來掩蓋其不可明言的深曲的內心"態度"。他在文中屢次提到"賓賓"，但隻做哲學式的發揮，此時正在重溫五經四書的他，不可能忘記孟子唿籲士子要跟君主要求"賓賓"之道，要求對待性關係，要甘心以客卿自居---你就是家天下的"賓"，道相同則相與為謀，這叫做和則留，否則，不和則去。朱元璋憎惡孟子也包括這一條。朱要求士夫臣子象家生子奴才一樣別無選擇地主子。受了王陽明許多啟發的龔自珍專門寫了一篇《賓賓》奇文，將箇中道理及意義說得相當明白，正好是陽明這個"賓陽堂"及其《記》的上等註解。現在陽明不會再去做雞蛋碰石頭的傻事情去了。他要為全人類而工作而弘揚聖學，在一朝的得失窮通已不值得再費神計較。至少當年揚才露己，自我顯白的著急勁一去不復反了。
他在《答毛拙庵見招書院》中先是謙虛自己已疏懶學荒，不配做師範;然後又說移居到貴陽正好可以方便找醫生，隻是讓學生跟著我肯定一無所獲。他現在還真是又病得難以招架了。當地人和學生勸他用土巫為他作法卻病，他拒絕了。他用孔子的我每天都在祈禱從而拒絕祈禱的典故來迴答那些迂闊的"眾議紛紛"。不知是因為他的病，還是因為辦理"調動手續"有個過程，他在龍場自己的"玩易窩"中又住了些時。
玩易窩是與何陋軒等同時建成的，他照例有篇《記》，既很好的記載了他的心思也有足夠後人共享的精神營養。"精粗一，外內翕"的生生之"易道"，給予了他"視險若夷"的洞明通透的慧眼，他激動地"撫幾而嘆曰:嗟乎!此古君子之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以終吾身矣!"--自己聲明了這種處境的"進修"作用。關於《易》，他隻用了這樣幾句話就說透了它的全方位的功能和意義:
夫"易"，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跡。無方，則象辭基焉。無跡，則占變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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