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發誓不出來做官。但他還不夠入隱逸傳的資格，四世祖遁石翁為守父誌且不滿永樂奪權。然而，仕可逃，而世則難逃，除非不活。是以，真正“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絕頂隱士極為少見。
陽明若真當隱士也要當大隱士，也得是他真信了莊周，抱樸子，以及什麽《沖虛經》《文始經》《通玄經》，還得有了當神仙的誌向，從情到理都重肉身勝於一切才可能。他有這種可能性:
第一，遺傳基因不可抗拒。六世祖王綱“善識鑒”能先知;五世祖王彥達“粗衣惡食，終身不仕。”“有隱操”;四世祖王與準精《周易》，“嚐得筮書於異人”“為人筮，無不奇中。”著《易微》;筮居秘圖湖。
第二，世俗世風的影響不可低估。明代從宮廷到市井道教極風靡，士子士大夫亦以相尚。
第三，他本人從八歲即好神仙，結婚前後曾沉溺難返。而且他事實上終身未改此“業餘愛好”，後來隻是不以此教人罷了。而他終於沒走上隱以求仙之路，不是他不投入，不當真，而是他的英雄夢，聖人夢難以平伏;神仙之道的理論強度和現實效驗無法使他心誠樂服。他的學生胡鬆說的好:“夫道一而已，通則皆通，塞則皆塞。”陽明幸好在好養生喜仙道時正好“塞”著，不然，中國隻會多一個名道，而少了一個影響歷史的大儒。但是當他從儒家這邊通了時，與佛道也通了。
他37歲在龍場時寫的《答人問神仙》的信中明晰表述了這個好而未通的歷程:“仆誠八歲而即好其說，而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發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他此時固然已歸心儒學，是在現身說法，證明神仙之道不足憑。但他當年曾認為:若從佛，老二氏中“有所得，謂儒者為不足學。”(答蕭惠語)
可見，他從八歲開始形成的精神傾向，一直延續了三十年，盡管時斷時續，卻也算癡心不改了。這中間曾悟過“二氏之非”，但到龍場後，又覺得“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隻有毫釐之間。”這種對“二氏之學”的評價差不多是來自儒家隊伍中的最高考語了。這是他已龍場大悟之後的判斷，自然是做準的。這個講良知的人是明誠不做欺心語的。
他因曾潛心出入二氏才見得真切，他又是個極善“化敵為友”的轉化大師。從而能夠萬物皆備於我。他的學生都說他的聖雄全才來自其“學問全功”。如胡鬆說:“先生之才之全，蓋出於其學如此。”他也的確從二氏之中汲取了不少營養。能夠百川歸海融會貫通的人才能成就聖雄全功。
當然，對於成功了的，後世隻會覺得他每一步都在走向那個輝煌的頂峰。
現在，27歲的王陽明可沒有融會貫通的愜意與從容。他很痛苦，他四處出擊處處碰壁，找不到步入“第一等事”的門徑。辭章之學是虛文，兵學雖是有用之學卻無用武之地，他也並不去考什麽武進士，去也考不上。再攻朱子之學，卻落了個“益委聖賢有分”。到目前為止，他除了落了一身病，什麽也沒幹成。他看不起的"隻管一世"的狀元，也在排斥他。他也許是用道教養身術來舔傷口吧。《年譜》盡量平淡地寫了一句:“偶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意。”假如他次年沒考上進士，他也許真會一跺腳徹底遺世入山去了。他此時對政局，對自己的前程，對理學等等，都還是失望尚未絕望。
3.觀政
弘治十二年，他28歲，春天會試，他本來入了一甲，因“徐穆爭之，落第二，然益有聲”(湛若水《陽明先生墓誌銘》)所謂落第二，是入了二甲，“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政工部。”這個紹興“性僻而野”的青年終於步入“承天之門”(即清朝“天安之門”，亦即天安門)。工部在東朝房，他當時的家在長安西街，跟他父親在一起。觀政，相當於見習實習。工部管都邑建設，治漕總河，鐵廠織造，屯田鑄錢，植樹造林等等，對想發財的人來說是肥缺美差。歷朝都屬工部最富。但陽明一生不在乎錢，他想的是像流星一樣劃向天空，像李東陽那樣一篇文章震撼朝廷，從而幹一番大事業。他是個不甘庸碌爭分奪秒創建功業的性急之人。明朝也是個可以靠一篇文章驟起也因一篇文章而倒血黴的朝代。
明朝的皇帝一遇大的異象，如地震，日蝕，水旱等等就下詔讓群臣直言，提合理化建議。董仲舒嚇唬皇帝的天人感應災異示警的學說到這時才形式上當了真。王陽明在《陳言邊務疏》的開頭就先對皇上“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表示感動，因為皇帝這樣做是以天下為重的最有誠意的表現。當然也有把皇帝當順毛驢來撫摸的意思。下麵的內容就像一篇“假如我是宰相”的徵文。就宰相文章而言，王已很到位。但這些與時俱滅的話頭，不必詳加評說。倒可以作為了解王的“時代背景”來細看，自然也顯示了王的政治藝術。“邊務”是最讓皇帝頭痛的事情，不僅顯示出皇權的限度，更暴露出大帝國低能的本質。陽明就從邊務不振乃內務腐敗這個關係展開他的宏論:
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於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為左右者(主要指內官)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為奸。憂世者，謂之狂;進言者，謂之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
這種議論可謂代代有人拚著老命都在講，歷代變法家，改革家都這樣提出問題，說明這是頑症，是體製性結構性的病源性的病毒，實難革治又不得不治。直到慈禧太後西狩西安後也這樣提出問題。
官場官場，官已成了“場”，所謂“場”是說在其中的各種各樣的關係在結構和功能上都是同源關係。早就有人說過:中國的官場，隻有人事的變化而無製度的更新。朱元璋大殺百官，打掉了貪賄風、官僚氣，也同樣"沮抑了正大剛直之氣"。官場中也有因因循誤事落職的，但總體上還是因循最安全，遂成為不言之教。陽明想讓皇帝把邊務危機變成“改轅易轍之機”“痛革蔽源”，是個聰明的建議。但遇上劉備是個好主意，預上劉禪便是一篇廢話。
弘治皇帝不算壞，但也不是什麽有作為的主兒。再說越是根本性的問題越難以改變。陽明拿出八條措施，都是切實可行的高招兒。其基本“藝術”原則就是“轉化”:順勢禦馬，讓藥物的力道推動原肌體向好的方向運轉。他前一年學的《孫子兵法》都用上了。
這時他已意識到人們不肯“知行合一”，正是常理正道不得通行的根源，道理人所共見，不去做的原因卻每個人都有一大套自己的小算盤。最常見的就是拉客觀:“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為因循苟且。是以玩習馳廢，一至於此。”他希望皇帝將他的八項建議交兵部審議，“斟酌施行”。他耽心自己竭忠盡智的建白成為虛文，還真了解行情。已不再勤於政事的皇帝能否看到這篇新進士的大作，本身就是問題。皇帝有無足夠的耐心和體力看或聽完他這六千餘字的高論，也是個實際問題。到目前為止，看到關於這篇《邊務疏》效果的評論就是湛若水的《陽明先生墓誌銘》中這樣幾個字:“疏邊務朝政之失，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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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若真當隱士也要當大隱士，也得是他真信了莊周，抱樸子，以及什麽《沖虛經》《文始經》《通玄經》，還得有了當神仙的誌向，從情到理都重肉身勝於一切才可能。他有這種可能性:
第一，遺傳基因不可抗拒。六世祖王綱“善識鑒”能先知;五世祖王彥達“粗衣惡食，終身不仕。”“有隱操”;四世祖王與準精《周易》，“嚐得筮書於異人”“為人筮，無不奇中。”著《易微》;筮居秘圖湖。
第二，世俗世風的影響不可低估。明代從宮廷到市井道教極風靡，士子士大夫亦以相尚。
第三，他本人從八歲即好神仙，結婚前後曾沉溺難返。而且他事實上終身未改此“業餘愛好”，後來隻是不以此教人罷了。而他終於沒走上隱以求仙之路，不是他不投入，不當真，而是他的英雄夢，聖人夢難以平伏;神仙之道的理論強度和現實效驗無法使他心誠樂服。他的學生胡鬆說的好:“夫道一而已，通則皆通，塞則皆塞。”陽明幸好在好養生喜仙道時正好“塞”著，不然，中國隻會多一個名道，而少了一個影響歷史的大儒。但是當他從儒家這邊通了時，與佛道也通了。
他37歲在龍場時寫的《答人問神仙》的信中明晰表述了這個好而未通的歷程:“仆誠八歲而即好其說，而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發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他此時固然已歸心儒學，是在現身說法，證明神仙之道不足憑。但他當年曾認為:若從佛，老二氏中“有所得，謂儒者為不足學。”(答蕭惠語)
可見，他從八歲開始形成的精神傾向，一直延續了三十年，盡管時斷時續，卻也算癡心不改了。這中間曾悟過“二氏之非”，但到龍場後，又覺得“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隻有毫釐之間。”這種對“二氏之學”的評價差不多是來自儒家隊伍中的最高考語了。這是他已龍場大悟之後的判斷，自然是做準的。這個講良知的人是明誠不做欺心語的。
他因曾潛心出入二氏才見得真切，他又是個極善“化敵為友”的轉化大師。從而能夠萬物皆備於我。他的學生都說他的聖雄全才來自其“學問全功”。如胡鬆說:“先生之才之全，蓋出於其學如此。”他也的確從二氏之中汲取了不少營養。能夠百川歸海融會貫通的人才能成就聖雄全功。
當然，對於成功了的，後世隻會覺得他每一步都在走向那個輝煌的頂峰。
現在，27歲的王陽明可沒有融會貫通的愜意與從容。他很痛苦，他四處出擊處處碰壁，找不到步入“第一等事”的門徑。辭章之學是虛文，兵學雖是有用之學卻無用武之地，他也並不去考什麽武進士，去也考不上。再攻朱子之學，卻落了個“益委聖賢有分”。到目前為止，他除了落了一身病，什麽也沒幹成。他看不起的"隻管一世"的狀元，也在排斥他。他也許是用道教養身術來舔傷口吧。《年譜》盡量平淡地寫了一句:“偶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意。”假如他次年沒考上進士，他也許真會一跺腳徹底遺世入山去了。他此時對政局，對自己的前程，對理學等等，都還是失望尚未絕望。
3.觀政
弘治十二年，他28歲，春天會試，他本來入了一甲，因“徐穆爭之，落第二，然益有聲”(湛若水《陽明先生墓誌銘》)所謂落第二，是入了二甲，“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政工部。”這個紹興“性僻而野”的青年終於步入“承天之門”(即清朝“天安之門”，亦即天安門)。工部在東朝房，他當時的家在長安西街，跟他父親在一起。觀政，相當於見習實習。工部管都邑建設，治漕總河，鐵廠織造，屯田鑄錢，植樹造林等等，對想發財的人來說是肥缺美差。歷朝都屬工部最富。但陽明一生不在乎錢，他想的是像流星一樣劃向天空，像李東陽那樣一篇文章震撼朝廷，從而幹一番大事業。他是個不甘庸碌爭分奪秒創建功業的性急之人。明朝也是個可以靠一篇文章驟起也因一篇文章而倒血黴的朝代。
明朝的皇帝一遇大的異象，如地震，日蝕，水旱等等就下詔讓群臣直言，提合理化建議。董仲舒嚇唬皇帝的天人感應災異示警的學說到這時才形式上當了真。王陽明在《陳言邊務疏》的開頭就先對皇上“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表示感動，因為皇帝這樣做是以天下為重的最有誠意的表現。當然也有把皇帝當順毛驢來撫摸的意思。下麵的內容就像一篇“假如我是宰相”的徵文。就宰相文章而言，王已很到位。但這些與時俱滅的話頭，不必詳加評說。倒可以作為了解王的“時代背景”來細看，自然也顯示了王的政治藝術。“邊務”是最讓皇帝頭痛的事情，不僅顯示出皇權的限度，更暴露出大帝國低能的本質。陽明就從邊務不振乃內務腐敗這個關係展開他的宏論:
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於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為左右者(主要指內官)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為奸。憂世者，謂之狂;進言者，謂之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
這種議論可謂代代有人拚著老命都在講，歷代變法家，改革家都這樣提出問題，說明這是頑症，是體製性結構性的病源性的病毒，實難革治又不得不治。直到慈禧太後西狩西安後也這樣提出問題。
官場官場，官已成了“場”，所謂“場”是說在其中的各種各樣的關係在結構和功能上都是同源關係。早就有人說過:中國的官場，隻有人事的變化而無製度的更新。朱元璋大殺百官，打掉了貪賄風、官僚氣，也同樣"沮抑了正大剛直之氣"。官場中也有因因循誤事落職的，但總體上還是因循最安全，遂成為不言之教。陽明想讓皇帝把邊務危機變成“改轅易轍之機”“痛革蔽源”，是個聰明的建議。但遇上劉備是個好主意，預上劉禪便是一篇廢話。
弘治皇帝不算壞，但也不是什麽有作為的主兒。再說越是根本性的問題越難以改變。陽明拿出八條措施，都是切實可行的高招兒。其基本“藝術”原則就是“轉化”:順勢禦馬，讓藥物的力道推動原肌體向好的方向運轉。他前一年學的《孫子兵法》都用上了。
這時他已意識到人們不肯“知行合一”，正是常理正道不得通行的根源，道理人所共見，不去做的原因卻每個人都有一大套自己的小算盤。最常見的就是拉客觀:“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為因循苟且。是以玩習馳廢，一至於此。”他希望皇帝將他的八項建議交兵部審議，“斟酌施行”。他耽心自己竭忠盡智的建白成為虛文，還真了解行情。已不再勤於政事的皇帝能否看到這篇新進士的大作，本身就是問題。皇帝有無足夠的耐心和體力看或聽完他這六千餘字的高論，也是個實際問題。到目前為止，看到關於這篇《邊務疏》效果的評論就是湛若水的《陽明先生墓誌銘》中這樣幾個字:“疏邊務朝政之失，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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