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慾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 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這裏又把夜氣日常化,作為一種沉靜境界的象徵了。後來，他更簡練的說法是“良知就是獨知”時。人們常說的夜深人靜你想一想——也是這個意思。孤獨的陽明不以夜氣為苦的心態悠然可見。靜功是動功的本錢亦悠然可見。
“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隻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 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的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為氣所亂,便常做個羲皇已上人。”這裏又用“夜”來比方社會狀況， 用道德眼看世界的人都有慕古的傾向。陽明是在用社會狀況比方人的精神境界。 而且人的精神境界是可以獨立地超越社會此狀況臻達彼狀況的。
正德十年(乙亥)，陽明為天澤作《夜氣說》又強調夜氣與白天的相互依存的辯證關係，他先從感性知覺說文人喜歡的“夜晚現象”：師友相聚，談玄論道，靜謐的夜晚賦於了文人超越的情思。這有點像黑格爾說哲學家是夜晚起飛的貓頭鷹，美學家們所傾心的最適宜靈魂的創造性活動的“夜晚”。但他轉而告誡天澤，不能太迷戀夜晚這種孤寂的狀態，太離群索居必意怠誌喪，這就失去了陽氣的滋養。陽明的哲學是：萬物皆備於我，化任何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要想長，就得想辦法得全麵的“養”。任何故意跑偏樹敵的做法都是自作孽的傻瓜行為。陽明在強調轉化時的藝術造詣儼然像老子復生，道家與儒家的最大的區別是，道家隻重視事物的關係間性，而儒家強調不變的原則性。陽明還相信禪宗“達則遍境是，不悟永乖疏”的智量。
心學就像心一樣不可把握。 細密地領會消化他這些象徵性的哲思,是以後的事情,
現在要說的是:若一腔子羲皇世界的心誌,偏偏遭遇了“日中以後”“漸漸昏夜”的年頭,
怎麽辦?——那個無拳的打那個無舌的,那個無舌的怎麽說?
而且,打人不一定用拳,說話「廣義的表達」也不一定用舌。但是無論用甚麽, 都用的是心!在理不清弄不明的文化權力網絡中，人心——絕不是那塊帶血的紅肉,——到底該怎樣把捉?
2.夜光曲
對於一般的人來說,要提示關於陽明時代的直接感性印象,至少得打出三種側光。就市民生活而言，最現成的是想想《金瓶梅》,“三言”,所描述的社會生活,還有唐伯虎等名士的風流生活,都有一股子“街死街埋,路死路埋”的不管不顧的氣概。當然這種世俗生活與陽明沒有直接關係，但這個市民社會是當時的空氣和土壤，也是後來官府壓製王學，但王學照樣在社會上流傳的基礎——明代有了社會，不是國家即社會那個大薄餅了。就思想領域的大氣候而言是“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述朱期。但是林下的岩穴之士在傳遞著心學的火把，陳獻章、吳康齋、婁一齋，獨自克己省察，默默地為成聖而刻苦自修著。他們這個譜係倒是直接與陽明相關——因為人們勢必首先從思想家的角度來打量王陽明，盡管這已經是倒果為因了。最後一道主光是政治，明代的政治以流氓成性著稱久矣。皇帝翻臉不認人，朝廷江湖化的厲害，幹絕戶活兒的宦官，爭鬥不已的文官……
王陽明之所以成為王陽明就因為他是主旋律的邊緣人。市民生活以商業發達地區為典型。而他出身在古越蠻地的陽明,受不到這種風氣的汙染。換句話說,若他生活在吳中,也可能以一名士了之。自然吳中也不全是名士,個人秉性有來自遺傳、家教的因素。而且他一生的基業都在蠻荒之地創立，貴州、江西、兩廣、古越。他在北京、南京的日子極短，也沒非打入中心的意必。他也是述朱的經院哲學、學院學術這個主旋律的邊緣人。他不僅更是流氓政治的邊緣人，還是其受害者。用誇張的語言說，他是正因痛恨世間正在流氓化而創立他的良知學的。
不管怎麽說,他沒有走向市井生活、沒有走入名士隊伍，也沒成了閣臣台輔。他雖演出一套軍政大戲，卻隻是個標準的詩人哲學家。成熟的官僚隊伍嫌他名士氣太重，真名士又笑他可憐無補費精神。他自有他的一套活法和追求。
有明三百年之活劇,像任何戲文一樣有它的堂皇的開端,略為沉悶的發展,好戲連台的高潮和引人深長思之的結尾。整個大故事都有“夜”“光”之兩麵性。朝綱整肅時,社會蕭條;政治糜爛時,社會又有新芽。直到明亡,都充滿著這種兩麵性:土崩之中有砥柱,瓦解之際有堅心,魚爛之內有珍珠。從正德朝開始明王朝開始衰敗也“好看”起來。漫漫長夜,人們渴望光。於是,陽明應運而生了“心學”之光。這是在開端發展時期不太可能的。結尾時隻能出現顧,黃,王那樣的反思大師,他們要締造新的思想之光。
現在要說的是,夜光乃並體聯生的統一體，不可作兩事看。同理,宦官有忠奸,文官有邪正。每一個體和一切事理都有“二象性”。包括我們要為之“樹碑立傳”的心學也是正邪兩賦的，既是“光”也含著“夜”。天下沒有不包含互反性的東西，陽明想解決這個問題卻製造了更大的問題。洪武爺也是如此,他想打掉宦官和文官,卻反彈這兩樣都空前的活躍。洪武,永樂兩度開國,基本上奠定了明製的輪廓,但每朝都有新變，每一種變化在當時都是至關重要的。洪武爺這個最窮苦的孩子終於開拓了漢人復興的重要時代。這個牧童、乞兒、和尚與傳統的文官精英政治及他們那套文化傳統沒有多少共同語言,他的一個基本指導思想就是聯合農民鬥地主,打散那個給過像他一樣窮苦的百姓諸多壓迫的官僚層。如果說廢除宰相是怕篡權的話,那大殺貪官則是為國為民除害。他殺貪官的幅麵和力度,持久性都是曠古未有的。但以小過殺大臣成了他的家常便飯時，他就象江湖的“老大”了。從小吃苦太多必養成反社會反政府的性格,長期的軍事殺伐也助長了他殘酷的品性。他活著時文官的“故事”已充滿戲劇性,他死後就更別提多熱鬧了。他從農村的社戲中就知道了宦官禍政的教訓,他當了皇帝後嚴禁宦官,規定宮中宦官的數量不得超過百人,不準他們讀書受教育,想砍斷他們幹政典兵的道路。結果卻造成文盲收拾文化人的怪異國情。他認為宦官中好的“百無其一”,他自信他定的規矩會永世長存，絕沒想到事實上卻是及身而絕。自從永樂用鄭和下西洋找建文後,宦官漸起。也還因為洪武造成的內官外官的空隙,經靖難之變後,越發空虛。因不與永樂合作,被永樂滿門抄斬的數十家,避官而逃的400多人。永樂便大用燕王府的舊人,這又形成明政的又一個慣性:新登基的皇帝必用東宮舊人或藩邸舊人。幾個掌握全國大權的宦官都是這麽發達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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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隻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 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的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為氣所亂,便常做個羲皇已上人。”這裏又用“夜”來比方社會狀況， 用道德眼看世界的人都有慕古的傾向。陽明是在用社會狀況比方人的精神境界。 而且人的精神境界是可以獨立地超越社會此狀況臻達彼狀況的。
正德十年(乙亥)，陽明為天澤作《夜氣說》又強調夜氣與白天的相互依存的辯證關係，他先從感性知覺說文人喜歡的“夜晚現象”：師友相聚，談玄論道，靜謐的夜晚賦於了文人超越的情思。這有點像黑格爾說哲學家是夜晚起飛的貓頭鷹，美學家們所傾心的最適宜靈魂的創造性活動的“夜晚”。但他轉而告誡天澤，不能太迷戀夜晚這種孤寂的狀態，太離群索居必意怠誌喪，這就失去了陽氣的滋養。陽明的哲學是：萬物皆備於我，化任何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要想長，就得想辦法得全麵的“養”。任何故意跑偏樹敵的做法都是自作孽的傻瓜行為。陽明在強調轉化時的藝術造詣儼然像老子復生，道家與儒家的最大的區別是，道家隻重視事物的關係間性，而儒家強調不變的原則性。陽明還相信禪宗“達則遍境是，不悟永乖疏”的智量。
心學就像心一樣不可把握。 細密地領會消化他這些象徵性的哲思,是以後的事情,
現在要說的是:若一腔子羲皇世界的心誌,偏偏遭遇了“日中以後”“漸漸昏夜”的年頭,
怎麽辦?——那個無拳的打那個無舌的,那個無舌的怎麽說?
而且,打人不一定用拳,說話「廣義的表達」也不一定用舌。但是無論用甚麽, 都用的是心!在理不清弄不明的文化權力網絡中，人心——絕不是那塊帶血的紅肉,——到底該怎樣把捉?
2.夜光曲
對於一般的人來說,要提示關於陽明時代的直接感性印象,至少得打出三種側光。就市民生活而言，最現成的是想想《金瓶梅》,“三言”,所描述的社會生活,還有唐伯虎等名士的風流生活,都有一股子“街死街埋,路死路埋”的不管不顧的氣概。當然這種世俗生活與陽明沒有直接關係，但這個市民社會是當時的空氣和土壤，也是後來官府壓製王學，但王學照樣在社會上流傳的基礎——明代有了社會，不是國家即社會那個大薄餅了。就思想領域的大氣候而言是“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述朱期。但是林下的岩穴之士在傳遞著心學的火把，陳獻章、吳康齋、婁一齋，獨自克己省察，默默地為成聖而刻苦自修著。他們這個譜係倒是直接與陽明相關——因為人們勢必首先從思想家的角度來打量王陽明，盡管這已經是倒果為因了。最後一道主光是政治，明代的政治以流氓成性著稱久矣。皇帝翻臉不認人，朝廷江湖化的厲害，幹絕戶活兒的宦官，爭鬥不已的文官……
王陽明之所以成為王陽明就因為他是主旋律的邊緣人。市民生活以商業發達地區為典型。而他出身在古越蠻地的陽明,受不到這種風氣的汙染。換句話說,若他生活在吳中,也可能以一名士了之。自然吳中也不全是名士,個人秉性有來自遺傳、家教的因素。而且他一生的基業都在蠻荒之地創立，貴州、江西、兩廣、古越。他在北京、南京的日子極短，也沒非打入中心的意必。他也是述朱的經院哲學、學院學術這個主旋律的邊緣人。他不僅更是流氓政治的邊緣人，還是其受害者。用誇張的語言說，他是正因痛恨世間正在流氓化而創立他的良知學的。
不管怎麽說,他沒有走向市井生活、沒有走入名士隊伍，也沒成了閣臣台輔。他雖演出一套軍政大戲，卻隻是個標準的詩人哲學家。成熟的官僚隊伍嫌他名士氣太重，真名士又笑他可憐無補費精神。他自有他的一套活法和追求。
有明三百年之活劇,像任何戲文一樣有它的堂皇的開端,略為沉悶的發展,好戲連台的高潮和引人深長思之的結尾。整個大故事都有“夜”“光”之兩麵性。朝綱整肅時,社會蕭條;政治糜爛時,社會又有新芽。直到明亡,都充滿著這種兩麵性:土崩之中有砥柱,瓦解之際有堅心,魚爛之內有珍珠。從正德朝開始明王朝開始衰敗也“好看”起來。漫漫長夜,人們渴望光。於是,陽明應運而生了“心學”之光。這是在開端發展時期不太可能的。結尾時隻能出現顧,黃,王那樣的反思大師,他們要締造新的思想之光。
現在要說的是,夜光乃並體聯生的統一體，不可作兩事看。同理,宦官有忠奸,文官有邪正。每一個體和一切事理都有“二象性”。包括我們要為之“樹碑立傳”的心學也是正邪兩賦的，既是“光”也含著“夜”。天下沒有不包含互反性的東西，陽明想解決這個問題卻製造了更大的問題。洪武爺也是如此,他想打掉宦官和文官,卻反彈這兩樣都空前的活躍。洪武,永樂兩度開國,基本上奠定了明製的輪廓,但每朝都有新變，每一種變化在當時都是至關重要的。洪武爺這個最窮苦的孩子終於開拓了漢人復興的重要時代。這個牧童、乞兒、和尚與傳統的文官精英政治及他們那套文化傳統沒有多少共同語言,他的一個基本指導思想就是聯合農民鬥地主,打散那個給過像他一樣窮苦的百姓諸多壓迫的官僚層。如果說廢除宰相是怕篡權的話,那大殺貪官則是為國為民除害。他殺貪官的幅麵和力度,持久性都是曠古未有的。但以小過殺大臣成了他的家常便飯時，他就象江湖的“老大”了。從小吃苦太多必養成反社會反政府的性格,長期的軍事殺伐也助長了他殘酷的品性。他活著時文官的“故事”已充滿戲劇性,他死後就更別提多熱鬧了。他從農村的社戲中就知道了宦官禍政的教訓,他當了皇帝後嚴禁宦官,規定宮中宦官的數量不得超過百人,不準他們讀書受教育,想砍斷他們幹政典兵的道路。結果卻造成文盲收拾文化人的怪異國情。他認為宦官中好的“百無其一”,他自信他定的規矩會永世長存，絕沒想到事實上卻是及身而絕。自從永樂用鄭和下西洋找建文後,宦官漸起。也還因為洪武造成的內官外官的空隙,經靖難之變後,越發空虛。因不與永樂合作,被永樂滿門抄斬的數十家,避官而逃的400多人。永樂便大用燕王府的舊人,這又形成明政的又一個慣性:新登基的皇帝必用東宮舊人或藩邸舊人。幾個掌握全國大權的宦官都是這麽發達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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