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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看我的臉》第三十八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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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故意鎖得很慢，哐啷一聲，又哐啷一聲，鎖上了。
我畫幾筆就會扭頭去看看那把鎖。我覺得它不但吊在我眼皮上，還壓在我心裏。一般情況下，他們都不打開這把鎖，要給我拿什麽東西進來，比如一小盒顏料、幾隻繃好了的畫框或幾本畫冊，都是從兩根鋼筋之間塞進來。快餐盒也是塞進來的。送快餐的不是快餐店的夥計，而是畫店裏的人。大致的情形是快餐店把快餐送到畫店裏，畫店裏又派人給我送過來。我不懂他們為什麽不要快餐店直接送過來，非要費這一番周折。無論送什麽，包括快餐，都是那個腦袋圓圓的小夥子送來的。這小夥子總是笑嘻嘻的，連讓我按手印時都是笑嘻嘻的。他腰裏別著許多東西，右邊是一隻手機，左邊是一塊玉，屁股上是一串謔啷謔啷響著的鑰匙。
就這樣，我來到了一個陌生的城市，連這個城市的模樣都沒看清楚，便被人鎖在一個房間裏。我隻是從一個南方城市來到了一個北方的房間裏，從一個乞丐變成了一個囚犯。
正如圓腦袋小夥子說的那樣，這裏什麽都有，一個不足兩平米的衛生間，兩隻水龍頭，一個有點裂縫的蹲坑；靠牆有鏽跡斑斑的暖氣片，有一張一躺上去就咯吱咯吱叫喚的硬板床；還有一隻硬木凳子，一大一小兩隻畫架，調色板和各種型號的畫筆，一盒盒顏料；我床上的毯子枕頭之類據說也是名牌，其它的還有水瓶、晾衣繩、肥皂……把一個人關在這裏畫畫，以及他日常要用的東西，這裏基本上都有了。我為此按了不少手印，欠下了一屁股債。
從夏天到秋天，我給他們畫了很多畫。他們要我畫的都是裸體女人，給我找來了許多畫冊，無論古典主義的大師還是現當代其他大師的作品，無一例外地都是挑這一類的讓我畫。他們甚至要求剔除作品中的神性和某些獨特的精神氣質，盡量表現得世俗一些肉感一些。他們尤其要我注意乳房、臀部、大腿以及腰腹等部位的用色，要求幹淨、明亮、醒目，即便跟原作有出入也沒關係。我盡量按照他們的要求做。我發現繪畫作為一門技藝是不會輕易地從你手裏跑掉的，我丟了這麽多年，一拿起來照樣畫得很好，僅僅一個上午之後便熟稔自如。
我畫過馬薩喬的《失樂園》、波提切利的《維納斯的誕生》、喬爾喬納的《睡之維納斯》、提香的《烏爾賓美神》、魯本斯的《劫奪呂西普的女兒》、《瑪利亞·梅第奇的教育》、《披皮大衣之女》、倫勃朗的《達娜婭》、《維爾薩維亞》、普桑的《花神的王國》、柯羅的《黛安娜出浴》、庫爾貝的《浴女》、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和《奧林比亞》、雷諾瓦的《浴女》、高庚的《王後》……有的還不止畫過一幅，比如雷諾瓦的《浴女》，我至少畫過五幅，柯羅的《黛安娜出浴》則畫過七幅。
一開始我畫得很快，如果不是斷了一個指頭，手還沒有完全消腫，我會畫得更快。他們很滿意，把第一批畫拿走的當天晚上給了我兩個快餐盒，一個快餐盒裏全是油乎乎的紅燒肉。圓腦袋小夥子說：“想吃紅燒肉你就這麽畫吧，我們老闆說了，隻要畫得快，畫得好，以後還要獎你燒雞呢。”
事實上後來我沒有吃到他們的燒雞。我又犯了從前的老毛病，畫著畫著便開始摳細節。我有迷戀細節的傾向。於是他們便罰了我一頓晚飯。第二天早晨圓腦袋小夥子給我送饅頭時。我問他為什麽不給我送晚飯，他隔著鋼筋防盜門笑著，“不是不送，是罰你的飯。你好幾天才畫一幅，能掙到一天三餐嗎？”
他們找到了一個治我的好辦法，從此以後動不動就罰我的飯，有時候還連著罰兩頓。罰過之後再送飯來的時候，圓腦袋小夥子都要這樣問我，知道為什麽罰你的飯嗎？我必須說知道，否則他端著快餐盒轉身就走。他接著又問我，改嗎？我也必須說改。我餓得頭昏眼花，而他手裏有一盒飯，所以他要我說什麽我就得說什麽，要我做什麽我就得做什麽。
有一天畫店老闆來了，說要找些模特兒來讓我畫。我說要畫模特兒可以，但你們要給錢，哪怕少給點都行。他說我們不是有協議嗎？我說協議上沒有說上鎖，也沒有說罰飯，可你們不但鎖我，還動不動就罰飯。老闆的說法跟圓腦袋小夥子一模一樣，他說你這樣說也行，你把欠我的錢還我，我們解除協議。我說我哪有錢？他笑道，你又還錢，又不畫模特兒，就別怪我們要罰我的飯，我是小本經營，養不起一個隻能臨畫的。我說，那你就罰我的飯吧，你們幹脆把我餓死算了。
他點點頭，沒說什麽，笑著走了。
他們連著餓了我三天，把我餓得奄奄一息，看什麽都是黑糊糊的。我想我要死在這個北方的房間裏了。第四天臉色灰白的老闆親自提著四五個快歺盒來了，把快歺盒一個個打開放在我鼻子底下，讓香氣熏我。他說：
“這是醬肘子，這是醬驢肉，這是炒麵，這一盒是燒魚塊，就看你吃不吃了。”
我張了張嘴，用力吐出一個字，“吃。”
他笑著說：“我以為你會說不吃。”
我聲音像蚊子似地說：“說那些幹嗎，我畫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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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看我的臉》第三十八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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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故意鎖得很慢，哐啷一聲，又哐啷一聲，鎖上了。
我畫幾筆就會扭頭去看看那把鎖。我覺得它不但吊在我眼皮上，還壓在我心裏。一般情況下，他們都不打開這把鎖，要給我拿什麽東西進來，比如一小盒顏料、幾隻繃好了的畫框或幾本畫冊，都是從兩根鋼筋之間塞進來。快餐盒也是塞進來的。送快餐的不是快餐店的夥計，而是畫店裏的人。大致的情形是快餐店把快餐送到畫店裏，畫店裏又派人給我送過來。我不懂他們為什麽不要快餐店直接送過來，非要費這一番周折。無論送什麽，包括快餐，都是那個腦袋圓圓的小夥子送來的。這小夥子總是笑嘻嘻的，連讓我按手印時都是笑嘻嘻的。他腰裏別著許多東西，右邊是一隻手機，左邊是一塊玉，屁股上是一串謔啷謔啷響著的鑰匙。
就這樣，我來到了一個陌生的城市，連這個城市的模樣都沒看清楚，便被人鎖在一個房間裏。我隻是從一個南方城市來到了一個北方的房間裏，從一個乞丐變成了一個囚犯。
正如圓腦袋小夥子說的那樣，這裏什麽都有，一個不足兩平米的衛生間，兩隻水龍頭，一個有點裂縫的蹲坑；靠牆有鏽跡斑斑的暖氣片，有一張一躺上去就咯吱咯吱叫喚的硬板床；還有一隻硬木凳子，一大一小兩隻畫架，調色板和各種型號的畫筆，一盒盒顏料；我床上的毯子枕頭之類據說也是名牌，其它的還有水瓶、晾衣繩、肥皂……把一個人關在這裏畫畫，以及他日常要用的東西，這裏基本上都有了。我為此按了不少手印，欠下了一屁股債。
從夏天到秋天，我給他們畫了很多畫。他們要我畫的都是裸體女人，給我找來了許多畫冊，無論古典主義的大師還是現當代其他大師的作品，無一例外地都是挑這一類的讓我畫。他們甚至要求剔除作品中的神性和某些獨特的精神氣質，盡量表現得世俗一些肉感一些。他們尤其要我注意乳房、臀部、大腿以及腰腹等部位的用色，要求幹淨、明亮、醒目，即便跟原作有出入也沒關係。我盡量按照他們的要求做。我發現繪畫作為一門技藝是不會輕易地從你手裏跑掉的，我丟了這麽多年，一拿起來照樣畫得很好，僅僅一個上午之後便熟稔自如。
我畫過馬薩喬的《失樂園》、波提切利的《維納斯的誕生》、喬爾喬納的《睡之維納斯》、提香的《烏爾賓美神》、魯本斯的《劫奪呂西普的女兒》、《瑪利亞·梅第奇的教育》、《披皮大衣之女》、倫勃朗的《達娜婭》、《維爾薩維亞》、普桑的《花神的王國》、柯羅的《黛安娜出浴》、庫爾貝的《浴女》、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和《奧林比亞》、雷諾瓦的《浴女》、高庚的《王後》……有的還不止畫過一幅，比如雷諾瓦的《浴女》，我至少畫過五幅，柯羅的《黛安娜出浴》則畫過七幅。
一開始我畫得很快，如果不是斷了一個指頭，手還沒有完全消腫，我會畫得更快。他們很滿意，把第一批畫拿走的當天晚上給了我兩個快餐盒，一個快餐盒裏全是油乎乎的紅燒肉。圓腦袋小夥子說：“想吃紅燒肉你就這麽畫吧，我們老闆說了，隻要畫得快，畫得好，以後還要獎你燒雞呢。”
事實上後來我沒有吃到他們的燒雞。我又犯了從前的老毛病，畫著畫著便開始摳細節。我有迷戀細節的傾向。於是他們便罰了我一頓晚飯。第二天早晨圓腦袋小夥子給我送饅頭時。我問他為什麽不給我送晚飯，他隔著鋼筋防盜門笑著，“不是不送，是罰你的飯。你好幾天才畫一幅，能掙到一天三餐嗎？”
他們找到了一個治我的好辦法，從此以後動不動就罰我的飯，有時候還連著罰兩頓。罰過之後再送飯來的時候，圓腦袋小夥子都要這樣問我，知道為什麽罰你的飯嗎？我必須說知道，否則他端著快餐盒轉身就走。他接著又問我，改嗎？我也必須說改。我餓得頭昏眼花，而他手裏有一盒飯，所以他要我說什麽我就得說什麽，要我做什麽我就得做什麽。
有一天畫店老闆來了，說要找些模特兒來讓我畫。我說要畫模特兒可以，但你們要給錢，哪怕少給點都行。他說我們不是有協議嗎？我說協議上沒有說上鎖，也沒有說罰飯，可你們不但鎖我，還動不動就罰飯。老闆的說法跟圓腦袋小夥子一模一樣，他說你這樣說也行，你把欠我的錢還我，我們解除協議。我說我哪有錢？他笑道，你又還錢，又不畫模特兒，就別怪我們要罰我的飯，我是小本經營，養不起一個隻能臨畫的。我說，那你就罰我的飯吧，你們幹脆把我餓死算了。
他點點頭，沒說什麽，笑著走了。
他們連著餓了我三天，把我餓得奄奄一息，看什麽都是黑糊糊的。我想我要死在這個北方的房間裏了。第四天臉色灰白的老闆親自提著四五個快歺盒來了，把快歺盒一個個打開放在我鼻子底下，讓香氣熏我。他說：
“這是醬肘子，這是醬驢肉，這是炒麵，這一盒是燒魚塊，就看你吃不吃了。”
我張了張嘴，用力吐出一個字，“吃。”
他笑著說：“我以為你會說不吃。”
我聲音像蚊子似地說：“說那些幹嗎，我畫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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