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上麵的最後一個“春”字，像一束明媚的春陽，明晃晃的照耀著我的心房。我的一位從事宣傳工作的朋友，看到沈姐為我送錦旗，當即用隨身攜帶的相機拍下了這感人的一幕。
在我的十年記者生涯中，我曾收到過多位熱心讀者贈送的錦旗。是的，一張小小的錦旗，似乎不算什麽，但它卻是讀者們對我這個記者的一片真心實意。當他們為自己的冤屈四處求告無門時，當他們為自己所遭遇到的不平而走投無路時，他們總會向被稱之為“人民喉舌”的新聞媒體，向新聞記者伸出求援之手。當媒體排除種種阻力和壓力對有關內幕進行深入調查並最終公之於眾時，一些被地方有關部門推而不理，拖之不決的問題，一般來說總會有個結果，不管這種處理的結果是揚眉吐氣，還是半遮半掩；不管是差強人意，還是遙遙無期，抑或無人理睬，但畢竟，那些事實的真相，那誰是誰非的內情已被記者以文字、圖片、畫麵的形式公布於天下，呈現在社會大眾的眼前。用那些當事人和讀者們的話是，“終於有人過問我的事了”、“記者為我們說了公道話”、“事情曝光後，我們終於出了一口氣”……對於那些批評和揭露性的報導，當事人是完全耳聞目睹了記者是如何的經過艱難採訪，並終於歷盡曲折的發出了稿子的。這個時候，他們往往會對記者的感激之情發自肺腑，讚頌之情溢於言表，而給媒體和記者送錦旗成為他們最好的表示謝意的方式。
我記得，1999年4月，當我頂著種種壓力和威脅，冒著被黑惡勢力叫賣人頭和追殺的危險，在報社有關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對那宗獨家披露的廣州天河區銀河村治安員“吃霸王飯打無辜人”的惡情事件，連續追蹤報導了幾個月，並最終使8名行兇者被繩之以法，傷者黎世冬等人得到了9萬多元的賠償。因我多次拒絕當事人的感謝，拒收了他2萬元的紅包。有關此事，曾與我一起臥底歷過險的、後來又成為生死冤家的鄧世祥曾以《石野三次拒收大紅包》為題，寫了篇稿子發表在1998年4月28日《南方報人》的“記者新風贊”欄中。後來，傷愈的黎世冬和家人送了一麵大紅錦旗給我，上書“執言仗義”幾個金色大字，曾令我感慨良久，那句話更成為了十年記者生涯中的採訪宗旨。
我從南方來到北方後，雖然也在多家新聞單位不止一次收到過讀者送來的錦旗，但麵前這錦旗上麵的兩行字，又一次令我感慨不已，靜思良久。特別是那“俠客記者”四個字，更令我慚愧萬分。
這個時候，我突然想起了唐朝詩人元稹的那首《俠客行》：“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我非竊賊誰夜行。白日堂堂殺袁盎，九衢糙糙人麵青。”我也想起了李白的詩篇“縱死俠骨香，不愧世上英”……其實，像我這樣的流浪記者哪能稱得上什麽俠客呢？說來慚愧，盡管我們也曾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中為那些弱者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但我們又哪能與古代那些揮刀殺戮匪盜的英雄相提並論呢？我們隻不過是做了一些應該做的事，真實記錄了一些社會生活中的真實現狀。
第十五章 我的正義之旅第114節 春暖花開的季節（1）
一束溫暖和煦的春日陽光，鑽入我暫居的陋室。我的心在這灼目的亮麗中又一次平復如初了。我這不足10多個平方的低矮屋裏堆滿了煤球，咫尺天地。這天地盡管也有寒冷和陌生，但我仍覺親切和溫暖。我從未放棄心中那遼闊的願望。
人生是快樂的，但人生又是痛苦的。作為一名直麵人生，直接調查許許多多虛偽、冤屈、兇惡、醜陋和邪惡的記者，我們的心靈深處不僅要忍受著那一幕幕血淋淋的折磨，更頂著來自各方的壓力，甚至危險。我覺得危險無處不在。但我總看到，危險的深處，隱藏著正義的火焰。
是的，我並非像曹雪芹、魯迅、尼采等思考型的作家，我隻是一個記者，並無半點戲弄人生之意。現在，為了要說出真相，為了那些仍沒有了結的案件，為了那些結了案但仍沒有解決問題的當事人，為了那些我無能為力的人性尊嚴，我隻有通那些為弱勢群體唿籲的文字才能表達我作為一名政法記者的感嘆。
尼采說：人認識自己到什麽程度，他認識世界也就到什麽程度。我想，這世界可不應該有我一樣的厭倦心緒。因為生活本來是美好的。
在我最消沉和痛苦的時候，我像魯迅一樣躲進小樓成一統，埋頭寫作，默默讀書，這個時候，精神的食糧成為了我生命的寄託，那些精美的書刊是我黑夜裏神馳夢遊的空間，是我在沉重的勞乏後的鬆弛與消遣；更是遊弋在我心靈深處的一尾美麗絕倫的小魚，是綻放在我的青春的心靈上的那一望無際的桃花源。
2002年底，我在簡陋的小平房裏，寫出了第一本書《臥底歷險——我的第四次死裏逃生》。在等候這本書的出版的同時，我忍著貧窮和別人的白眼，又忍不住寫出了本書，同時我的第三本書《新聞現場——我的北京記者生涯》也即將完稿。來京後，我打了五年官司，過著捉襟見肘、狼狽不堪的日子，采寫了五六十宗大案要案，發表了一百多萬字的新聞作品，也寫出了三部書稿。特別是這三本書，是我這十年記者生涯的一次總結，也是我的輿論監督報告文學三部曲，是我的青春旅途上的一道道帶淚的軌跡，是我心靈史上一條條帶血的烙印，是我銷蝕了30年生命曾困惑過的一種生活的載體，是我的那仍然佝僂著病痛的腰身每天還在鄂東貧乏的土地上勞作的父親和母親的無奈嘆息，更是我冥冥中感覺到的前世緣之集結。那裏麵留下的是一懷忐忑，一腔熱望，一息流連，一串嘆息。
春暖花開的季節，我憧憬著美好的未來
窗前半樹黃葉的伶仃搖顫，似乎又在提醒我，冬天已經過去了，春天即將來臨。季節的交替更迭，又使我記起流浪的艱辛。可眼下，我不但要為我的兩本新書嘔心瀝血，更要為我的那場已拖了四年之久的官司而苦苦奔波。
春天了。2004年北京的春天，少了昔日的塵沙天，是一個陽光明媚的美麗春天。五年前，我原為躲避煩擾，為尋覓心中美麗的夢想來到素昧的京城，但眼下身邊耳畔仍是一片紛擾。我陷入新的煩悶之中。所謂異鄉體驗的漂泊快感漸次被懷鄉之情替代。
流浪京都之際，我總會想起王勃的那首詩：“地勢極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
是呀，我不是什麽俠客，我隻不過是他鄉之客，就像我至今還是一個沒有正式編製的流浪記者。我隻不過是一個流浪他鄉的自由記者。我猛悟到自己一輩子都可能無法改變的現實。仰望天際，我不由發這樣的長嘆：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遙想當年王勃在滕王閣上作此佳句時，情思是何等凝重。如今即便是有風塵之嘆，我真的有什麽“失路”之悲嗎？哪裏有“關山”？怎麽就成了“他鄉之客”？我為自己心底的那份牽強默默苦笑，又在這似而非之間更覺悵惘。
我想，我在書稿中的那些曾似野火燃燒樣的激情，我的流淚帶血的獨特新聞從業經歷，也許很可能被讀者隨意戲言之，也可能被人在飯後茶餘當作閑聊笑談。也許有人不會理解我，不會接受我。是的，又有誰能理解我這個流浪記者靈魂上的痛苦呢？
記得，早在1997年春節，我曾窮得身上隻有1塊8角錢，度過了一個對我極有特殊意義的春節。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如今7年時間過去了，我依然沒有擺脫貧困。由於官司所耗精力和金錢太多，我在京城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困難，生活極為窘迫。2002年冬我臨時棲身於京郊大運河畔的一間廉價低矮的小平房裏。2003年，我仍然住在一間平房裏度過了一個春節。2004年，我還是在一個低小的平房裏，一個人，還有自己孤單的影子，度過了一個沒有燭光的春節。在寒冷的冬天，這兒沒有暖氣，沒有朋友，但床頭上卻有各地讀者寄來的數十封求援信。信比曖氣更能慰藉我，他們把我當成了他們知心的朋友。我依然心中暖意融融。
這個時候，我又想到了我的那些仍在為自己的冤情而不懈地抗爭的採訪對象。他們樂觀的精神總是感染著我。我想起了遠在千裏之外的曾傳耀老人，還有他的那位連普通話也不會說的妻子，這兩位年已76歲的老人，為了與當地有關部門對簿公堂，在訴訟路上艱難地跋涉了6年；於麗梅為了與北戴河醫院打官司，整整打了8年，終於取得了一審勝訴；北京航天二院幹部李秋芳為了維權，不惜與陝西鹹陽、三原當地的法院和有關部門“鬥法”，經歷了漫長的23年訴訟，從黑髮打到白髮，至今還在為官司奔波唿籲，其曲折坎坷過程甚是令人感慨。河北邯鄲的老工人鞏恩和，為了維權，不惜與自己的單位打了8年官司，去年底，他的這宗引起全國總工會及國內多位著名勞動法專家高度關注、被國內多家媒體譽為“中國第一勞動法”的民事訴訟案，終於取得一審勝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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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十年記者生涯中，我曾收到過多位熱心讀者贈送的錦旗。是的，一張小小的錦旗，似乎不算什麽，但它卻是讀者們對我這個記者的一片真心實意。當他們為自己的冤屈四處求告無門時，當他們為自己所遭遇到的不平而走投無路時，他們總會向被稱之為“人民喉舌”的新聞媒體，向新聞記者伸出求援之手。當媒體排除種種阻力和壓力對有關內幕進行深入調查並最終公之於眾時，一些被地方有關部門推而不理，拖之不決的問題，一般來說總會有個結果，不管這種處理的結果是揚眉吐氣，還是半遮半掩；不管是差強人意，還是遙遙無期，抑或無人理睬，但畢竟，那些事實的真相，那誰是誰非的內情已被記者以文字、圖片、畫麵的形式公布於天下，呈現在社會大眾的眼前。用那些當事人和讀者們的話是，“終於有人過問我的事了”、“記者為我們說了公道話”、“事情曝光後，我們終於出了一口氣”……對於那些批評和揭露性的報導，當事人是完全耳聞目睹了記者是如何的經過艱難採訪，並終於歷盡曲折的發出了稿子的。這個時候，他們往往會對記者的感激之情發自肺腑，讚頌之情溢於言表，而給媒體和記者送錦旗成為他們最好的表示謝意的方式。
我記得，1999年4月，當我頂著種種壓力和威脅，冒著被黑惡勢力叫賣人頭和追殺的危險，在報社有關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對那宗獨家披露的廣州天河區銀河村治安員“吃霸王飯打無辜人”的惡情事件，連續追蹤報導了幾個月，並最終使8名行兇者被繩之以法，傷者黎世冬等人得到了9萬多元的賠償。因我多次拒絕當事人的感謝，拒收了他2萬元的紅包。有關此事，曾與我一起臥底歷過險的、後來又成為生死冤家的鄧世祥曾以《石野三次拒收大紅包》為題，寫了篇稿子發表在1998年4月28日《南方報人》的“記者新風贊”欄中。後來，傷愈的黎世冬和家人送了一麵大紅錦旗給我，上書“執言仗義”幾個金色大字，曾令我感慨良久，那句話更成為了十年記者生涯中的採訪宗旨。
我從南方來到北方後，雖然也在多家新聞單位不止一次收到過讀者送來的錦旗，但麵前這錦旗上麵的兩行字，又一次令我感慨不已，靜思良久。特別是那“俠客記者”四個字，更令我慚愧萬分。
這個時候，我突然想起了唐朝詩人元稹的那首《俠客行》：“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我非竊賊誰夜行。白日堂堂殺袁盎，九衢糙糙人麵青。”我也想起了李白的詩篇“縱死俠骨香，不愧世上英”……其實，像我這樣的流浪記者哪能稱得上什麽俠客呢？說來慚愧，盡管我們也曾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中為那些弱者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但我們又哪能與古代那些揮刀殺戮匪盜的英雄相提並論呢？我們隻不過是做了一些應該做的事，真實記錄了一些社會生活中的真實現狀。
第十五章 我的正義之旅第114節 春暖花開的季節（1）
一束溫暖和煦的春日陽光，鑽入我暫居的陋室。我的心在這灼目的亮麗中又一次平復如初了。我這不足10多個平方的低矮屋裏堆滿了煤球，咫尺天地。這天地盡管也有寒冷和陌生，但我仍覺親切和溫暖。我從未放棄心中那遼闊的願望。
人生是快樂的，但人生又是痛苦的。作為一名直麵人生，直接調查許許多多虛偽、冤屈、兇惡、醜陋和邪惡的記者，我們的心靈深處不僅要忍受著那一幕幕血淋淋的折磨，更頂著來自各方的壓力，甚至危險。我覺得危險無處不在。但我總看到，危險的深處，隱藏著正義的火焰。
是的，我並非像曹雪芹、魯迅、尼采等思考型的作家，我隻是一個記者，並無半點戲弄人生之意。現在，為了要說出真相，為了那些仍沒有了結的案件，為了那些結了案但仍沒有解決問題的當事人，為了那些我無能為力的人性尊嚴，我隻有通那些為弱勢群體唿籲的文字才能表達我作為一名政法記者的感嘆。
尼采說：人認識自己到什麽程度，他認識世界也就到什麽程度。我想，這世界可不應該有我一樣的厭倦心緒。因為生活本來是美好的。
在我最消沉和痛苦的時候，我像魯迅一樣躲進小樓成一統，埋頭寫作，默默讀書，這個時候，精神的食糧成為了我生命的寄託，那些精美的書刊是我黑夜裏神馳夢遊的空間，是我在沉重的勞乏後的鬆弛與消遣；更是遊弋在我心靈深處的一尾美麗絕倫的小魚，是綻放在我的青春的心靈上的那一望無際的桃花源。
2002年底，我在簡陋的小平房裏，寫出了第一本書《臥底歷險——我的第四次死裏逃生》。在等候這本書的出版的同時，我忍著貧窮和別人的白眼，又忍不住寫出了本書，同時我的第三本書《新聞現場——我的北京記者生涯》也即將完稿。來京後，我打了五年官司，過著捉襟見肘、狼狽不堪的日子，采寫了五六十宗大案要案，發表了一百多萬字的新聞作品，也寫出了三部書稿。特別是這三本書，是我這十年記者生涯的一次總結，也是我的輿論監督報告文學三部曲，是我的青春旅途上的一道道帶淚的軌跡，是我心靈史上一條條帶血的烙印，是我銷蝕了30年生命曾困惑過的一種生活的載體，是我的那仍然佝僂著病痛的腰身每天還在鄂東貧乏的土地上勞作的父親和母親的無奈嘆息，更是我冥冥中感覺到的前世緣之集結。那裏麵留下的是一懷忐忑，一腔熱望，一息流連，一串嘆息。
春暖花開的季節，我憧憬著美好的未來
窗前半樹黃葉的伶仃搖顫，似乎又在提醒我，冬天已經過去了，春天即將來臨。季節的交替更迭，又使我記起流浪的艱辛。可眼下，我不但要為我的兩本新書嘔心瀝血，更要為我的那場已拖了四年之久的官司而苦苦奔波。
春天了。2004年北京的春天，少了昔日的塵沙天，是一個陽光明媚的美麗春天。五年前，我原為躲避煩擾，為尋覓心中美麗的夢想來到素昧的京城，但眼下身邊耳畔仍是一片紛擾。我陷入新的煩悶之中。所謂異鄉體驗的漂泊快感漸次被懷鄉之情替代。
流浪京都之際，我總會想起王勃的那首詩：“地勢極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
是呀，我不是什麽俠客，我隻不過是他鄉之客，就像我至今還是一個沒有正式編製的流浪記者。我隻不過是一個流浪他鄉的自由記者。我猛悟到自己一輩子都可能無法改變的現實。仰望天際，我不由發這樣的長嘆：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遙想當年王勃在滕王閣上作此佳句時，情思是何等凝重。如今即便是有風塵之嘆，我真的有什麽“失路”之悲嗎？哪裏有“關山”？怎麽就成了“他鄉之客”？我為自己心底的那份牽強默默苦笑，又在這似而非之間更覺悵惘。
我想，我在書稿中的那些曾似野火燃燒樣的激情，我的流淚帶血的獨特新聞從業經歷，也許很可能被讀者隨意戲言之，也可能被人在飯後茶餘當作閑聊笑談。也許有人不會理解我，不會接受我。是的，又有誰能理解我這個流浪記者靈魂上的痛苦呢？
記得，早在1997年春節，我曾窮得身上隻有1塊8角錢，度過了一個對我極有特殊意義的春節。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如今7年時間過去了，我依然沒有擺脫貧困。由於官司所耗精力和金錢太多，我在京城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困難，生活極為窘迫。2002年冬我臨時棲身於京郊大運河畔的一間廉價低矮的小平房裏。2003年，我仍然住在一間平房裏度過了一個春節。2004年，我還是在一個低小的平房裏，一個人，還有自己孤單的影子，度過了一個沒有燭光的春節。在寒冷的冬天，這兒沒有暖氣，沒有朋友，但床頭上卻有各地讀者寄來的數十封求援信。信比曖氣更能慰藉我，他們把我當成了他們知心的朋友。我依然心中暖意融融。
這個時候，我又想到了我的那些仍在為自己的冤情而不懈地抗爭的採訪對象。他們樂觀的精神總是感染著我。我想起了遠在千裏之外的曾傳耀老人，還有他的那位連普通話也不會說的妻子，這兩位年已76歲的老人，為了與當地有關部門對簿公堂，在訴訟路上艱難地跋涉了6年；於麗梅為了與北戴河醫院打官司，整整打了8年，終於取得了一審勝訴；北京航天二院幹部李秋芳為了維權，不惜與陝西鹹陽、三原當地的法院和有關部門“鬥法”，經歷了漫長的23年訴訟，從黑髮打到白髮，至今還在為官司奔波唿籲，其曲折坎坷過程甚是令人感慨。河北邯鄲的老工人鞏恩和，為了維權，不惜與自己的單位打了8年官司，去年底，他的這宗引起全國總工會及國內多位著名勞動法專家高度關注、被國內多家媒體譽為“中國第一勞動法”的民事訴訟案，終於取得一審勝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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