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乘坐電梯直上到16樓。本來,那廣告上麵早就寫得清清楚楚,招聘人員直接與辦公室人員聯繫,但我卻特意繞開負責招聘的辦公室,直接找到了上麵懸掛著“副主編”辦公室的牌子。那兒門正大開著,仿佛正在專門等候我進去似的。裏麵坐著一位30多歲、戴著一副玳瑁近視眼鏡、文質彬彬的青年人,他正埋頭寫什麽。我鼓起勇氣,輕輕地敲了敲門,接著像在部隊時那樣,脫口而出地喊了聲“報告”。沒錯,這就是朱德付,因為我早在《南方周末》上看到過他的照片。朱德付馬上抬起頭來,和顏悅色地說了聲“請進”。我剛一進去,用洪亮的聲音作了簡短明了的自我介紹後,就將自己的材料遞交過去。沒想到,聽到我的介紹後,朱德付不但沒有推辭,反而為我倒了杯水。他握著我的手高興地說:“我平時很喜歡與軍人打交道,沒想到你還是海軍陸戰隊員呀!”他的這一句話一下就消除了我的拘束和膽怯。就這樣,我們在歡快的氛圍中交談了半個多小時,末了,朱德付打趣地問我:“你不直接去辦公室應聘,怎麽一下子衝到我這兒來了呢?你不怕我怪你越級來訪嗎?”我笑了笑:“朱總,不瞞你說,我上次就來過一次,但人家沒有錄用我。因為我沒有文憑。這次我是特意沖你來的,希望朱總能給我一個機會,我相信自己一定能成為南方都市報最好的記者。沒文憑的人並不一定比那些本科生差的……”朱德付聽到我這話,高興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說:這才像個軍人說的話!他微笑地看著我這張由於東跑西跑而被南國灼熱的太陽曬得黑黝黝的麵孔,看著我此時由於急促的趕路而正從額頭涔涔流下的汗水,說道:“看得出,你是一個特能吃苦的人,也是個誠實的人。這樣吧,石野,你的材料我先看看,由於這幾天前來應聘的人太多,我要與辦公室的人商量一下再答覆你。”當他獲知我連聯繫電話都沒有時,又叮囑我:“你明天上午10點打電話給我,我會給你答覆的……”


    朱德付和藹的態度令我心情很是舒暢。為了能在第二天外出,我當即與人換了夜班。夜裏值了一整夜的班,直到早上8時許我才上床睡了兩個鍾頭。我揉著惺忪的雙眼,懵懵懂懂地爬起來時,從那隻廉價的電子表看到,此時已是上午9時40分了。我胡亂地洗漱了一番,就準備到外麵去給朱德付打電話。又是一個陽光明媚的好晴天,我特意換了一件從沒有穿過的白色短袖海軍夏服,把自己打扮得更有精神。我照了照鏡子,發現兩隻眼睛由於過度熬夜而布滿了血絲。但我毫不在乎。我用開水泡了兩大包方便麵,飽餐一頓後就出門了。我來到附近的一個公用電話前,看了看鍾,離我們約定的時間還有10多分鍾。我買了幾份當天的報紙,站在馬路邊瀏覽著。眼看還差兩分鍾就是10點了,迫不及待的我就撥通了朱德付辦公室的電話。


    第二章 從民工到流浪記者第17節 羊城再圓記者夢(2)


    聽到我的聲音,朱德付在電話那頭高興地說:“你提前了兩分鍾呀!不過,我很欣賞你的這種時間意識。我已看完了你的作品,文筆很優美,寫作水平不錯。我剛才已把你的情況與辦公室的負責人協商了一下,決定破例給你一個機會。你馬上帶著相關證件到報社來辦理一下手續……”這個遲來的喜訊,就像天空中那束和煦的春日陽光一樣,一下子驅散了很長時間壓抑在我心頭的那層陰影,溫暖的陽光照得我心花怒放。我從沒有感覺到羊城的天空是這麽的潔淨和高慡,我周圍的各色風景物是那樣的美輪美奐,綠色花叢是那樣香氣迷人。我,一個連高中都沒有畢業的鄉下人,一個平時摸槍扛炮的退伍兵,一個在建築工地灰頭土麵地扛水泥的民工,現在終於成為了省委機關報的一員。


    我還了解到,這次都市報招人,主要是副刊和體育版,而採訪部當時就招了兩個人,一個就是我,另一個是魏東。魏東也是一名軍人,他是廣州軍區副團級軍官轉業,上過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新聞係,擅長攝影,文字功夫也不錯,是都市報當時少有的既能拍又能寫的記者,他與我在同一間辦公室。


    這個時候的我從部隊出來後,雖然也做過保安、文員、保鏢,也在《廣州紅綠燈報》、《廣東法製報》等報紙做過記者,小試牛刀,在《廣東法製報》時我還曾得到過原羊城晚報總編周文韶老生生的幫助,但那大體不固定,說起來是一種不穩定的流浪生活。為什麽流浪?是因為我無法找到一家能讓我得心應手的報社。在外流浪了許多年後,我極想選擇一家能適合我又能供我鍛鍊的新聞單位,元旦剛改為日報的《南方都市報》無疑是我最熱衷的陣地。因此我像珍惜我的初戀一樣,對這次來之不易的機會備加珍惜。


    《南方都市報》能發展到今天這個樣子,在短短的幾年間成為中國新聞界的一匹黑馬,與早期朱德付的嘔心瀝血和大張旗鼓的改革是分不開的。當時的都市報無論是在投資資金、人才資源、辦報經驗、廣告策劃上等都可以說是毫無經驗可談,一切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剛剛走馬上任的朱德付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先期的採訪工作中,他排除幹擾,勇於改革,把他在《南方周末》做記者時勇於執言仗義、義無反顧的冒險精神用到創辦都市報上。關於這些,我曾在我的第一本新作《臥底歷險——我的第四次死裏逃生》中有過詳盡的記錄。


    我在《南方都市報》做記者期間由於帶頭在都市報內進行改革,朱德付的鐵麵無情、剛正不阿自然得罪了不少人。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他在將一位違規的女記者清除出採訪部後,對方和家人糙擬了長達10多頁的告狀信,四處告他,但他依然不畏懼。他不徇私情,公私分明,平時能與記者們打成一片,但在工作上是個極為嚴謹的人。記得有一次,我為了趕稿子,沒有深入現場採訪,隻憑藉電話採訪,就匆匆地寫了一篇社會新聞,第二天發在了報紙上。到了本周的周會上,朱德付毫不給我麵子,當著採訪部幾十名記者的麵,將我狠狠地批評了一頓,並宣布我的這篇稿子不能算作本月的發稿任務,扣除有關稿費。這是我進入報社以後第一次當眾挨批(當然也是我惟一的一次),給我很大的觸動,也同時給採訪部所有同仁很大的震動,因為誰都知道平時朱德付很關心我,我是他直接招入採訪部的,也是他當時大力培養的重點對象。從此以後,採訪部的記者們,再也不敢隻憑一個電話,或是不深入採訪就匆匆地發那種“打擦邊球”的新聞稿件了。


    這個時候的我,雖然已成為了《南方都市報》的一名政法記者,但當時還不敢輕易辭去那家電鋸廠裏的保安工作,因為此時我不但還背負著600多元錢的債務,而且囊中更是羞澀,幾乎是身無分文,每天都是靠在借債過日子。如果隻是呆在工廠裏還好辦些,因為吃飯時我還可以在工廠食堂裏賒帳,而現在,我不可能每天都守在工廠裏等飯吃,我必須每天外出採訪,尋找新聞線索。那時,我所認識的朋友當中,除了生活都不穩定的流浪記者外,其餘的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普通打工者,大都是窮光蛋。因此,我從小劉那兒借來100元錢後,買了一輛半新的自行車花去了50多元,其餘的得用來吃飯、打電話用。不過因為有了自行車,使我每月可以節約一大筆車費錢了。就這樣,就像我當初在《廣州紅綠燈報》時一樣,夜裏我身著保安服在工廠裏巡邏,下班後我就埋頭大睡兩三個小時,然後,用冷水洗澡,揉著發困的布滿血絲的眼睛,騎著那輛除了車鈴不響什麽都吱吱響的破自行車,滿廣州城大街小巷穿梭,四處尋找新聞線索。從進入南方都市報社的第一天起,我就對自己立下了規矩:除了開會,每天下午都要外出找新聞,每天9時之前,一定要寫出二三篇新聞稿。盡管我知道,我的試用期是3個月,但我又給自己立下軍令狀,在頭一個月內,我不但要按時完成任務,還要超額發表稿件,多上頭條,成績一定要居前幾名。


    為了省錢,我每天最多也就吃兩頓,中午經常是躲藏到一個沒有人的地方,偷偷從包裏掏出一個早變得又冷又硬的饅頭來,就著一杯白開水,三下五除二地塞進肚子裏。到了晚上夜班時,我就趕緊跑迴工廠裏吃上一頓熱乎乎的飽飯;有時因為寫稿子迴去晚了,錯過了開飯時間,我就一邊上著夜班,一邊從附近的小賣部裏賒來兩包方便麵吃。當然,這樣長期下去,我的身體吃不消,但我必須通過這種無奈的方法,先對付完一個月再說,怎麽著也得熬到月底發工資,才能重新作打算。所幸的是,我當時打工的那個小工廠很少有人看報紙,再說當時的都市報還是剛改為日報,一般的老百姓還沒有多少人關注,要不,老闆看到我兼職,肯定得炒我的魷魚。


    也許是由於經常睡眠不足,也許是長期營養不良,也許是因為連日的勞累過度,我每天都是汗水涔涔,麵無血色,一付麵黃肌瘦的樣子。這些,一般同事是很難發現的,因為那個時候採訪部要求每個記者必須見報16篇文章,至少得上一個頭版頭條。不管是正式的還是招聘的,大家都為了完成任務而四處奔波;就是一個辦公室的同事,除了開會外,平時都難得見上一麵。但是,我的這些細微的變化沒想到卻引起了朱德付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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