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後勤的老王憋不住了，一直讓一個迴單位實習的大學生打遊擊找住處是他的失職，他與藍峰也熟，有一天他問藍峰為什麽不趁勢把婚結了，學校不是對學生結不結婚不管不是有人結了婚才去上學的嗎？
藍峰說學校是不管，可我上學又不帶工資，就每月十三塊五毛錢的生活費，我拿什麽結婚？
老王把藍峰的話透給了我。
既然結婚的障礙是錢，那麽就由我提出來吧，我想。他距畢業還有半年，半年以後正式分配迴來，每月的工資是三十五元，由於家境貧窮，三年的上學期間不但家裏分文沒有給他，他還因父親有病借有外債，即使他畢了業，沒有三五年手中也不會有積蓄的，我們總不能為錢的事再等三年五載。
再簡單，也不能光領個結婚證吧？總也得……他不好意思往下說。是的，再簡單，也須給單位的同誌們說一下，給縣直的要好同學說一下，給大家散發些“喜糖”，作為我們結束單身的新聞發布；新房當然是我的單身宿舍，也要稍稍布置一下吧？譬如添置一個新床單，一對新枕頭，兩床新被窩，按說還得舉行個簡單的儀式，即使不宴賓客，起碼晚上要在新房裏拉開桌子擺出幾盤小菜，讓“來坐坐”的同學和同事們喝一杯喜酒……可是，我們兩個手中都沒有錢，沒錢置辦床鋪，沒錢沽酒買菜，甚至連買張吃飯用的小木桌也買不起，這真是太難堪了。
幹脆，迴你們家辦！我終於想出了一個好辦法。
……
藍峰麵露難色，欲言又止。
對你父母講，不讓他們作難，不必為我們鋪張，就說我們在單位已經辦了，僅僅是迴去小住幾天……從家裏迴來我們就說已在家裏舉行了婚禮，隻須買二斤糖果散發給同誌們就行了。
沒有比這個辦法更好！
就這樣商量定了。
第十九章 國家出了大事(1)
正是在這段充滿派性的明爭暗鬥中，迎來了藍峰的正式畢業。前麵說過，藍峰的畢業迴本單位是曾得到我們單位當時的領導，也就是“整頓”時期新的領導班子“三駕馬車”同意的，當時何止是同意，簡直就是幾個主要領導的慫恿和渴求，是龐大的行務會議上的眾口一詞，但當真的分配迴來的時候，也就是組織關係已經到了縣委組織部的時候，卻出現了問題：遲遲不見消息之後，是接到限期到一個偏僻的公社當社幹的通知。
藍峰百思不得其解，去問行長（即彼時的三駕馬車之首），行長說他也不知道。
我是單位送出去的，學的又是本單位的專業，是單位在我們學校的徵求意見函上籤注的意見，現在落得個這麽個荒唐的結果，我即使個人不說什麽，你們當領導的難道不應該去分配部門問個究竟嗎？藍峰氣憤之下把這帶情緒的話說給了行長聽。
行長再告訴他的時候，更是一副公事公辦、距人於千裏之外的神氣：這是縣委的意見，今年的大學生原則上都不留縣城。
到基層可以，但我學的金融專業，我不願意轉行，請你們以一級組織的名義去縣組織部門協調。藍峰說。
這樣的要求無可厚非。幾天之後結果來了，讓他到雞河營業所去。藍峰頭上的血管瞬間變粗變紫，因為他知道，由於行政區域的調整，雞河營業所早已決定撤銷，其業務人員已分散到別處，現在那裏隻有一個看院子的勤雜工。
簡直混蛋透頂！……盛怒的藍峰開始出言不遜，在一位副行長對他惡語相加時，藍峰一步向前拽著了他的胳臂說，走，我們到縣委講理去！
副行長當然不會被藍峰脅迫著去縣委，藍峰自然也不會服從分配到雞河營業所去廝守著那所荒蕪的院落，就這樣，藍峰與單位當權者弄僵了。
本不願捲入單位派性爭鬥、試圖超脫以“實業救國”的大學生藍峰，在麵臨自己畢業分配的重要關頭，明顯地感到有一股勢力在對他進行排擠和迫害。
而西照銀行以老a為首、以我們的兩個同學為副的所謂“知識分子造反派”的“非正規”內閣，對藍峰的歸來，表示的則是大力的歡迎和支持，他們委任他為業務改革小組組長進行吸儲和信貸改革實驗，他們說你大可不必在乎“三駕馬車”不負責任的屁話。所以，在西照銀行相互對立的兩大派在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兩年間正醉心於當時的“復辟與反覆辟”爭鬥時，藍峰是帶領著他的業務小組在努力地搞他的改革實驗而且還真搞出了幾項卓有成效的改新成果。
也就是在這時候，國家出現了天大的事：毛澤東主席逝世了！
舉國悲痛。正在營業的女儲蓄員們，聞訊號啕大哭，哭得眼睛紅腫，雙手顫抖得都點不成鈔票了！
與其說是悲痛，不如說是恐懼，像一個大家庭突然死了當家人一樣，誰不害怕本來就不和睦的弟兄姑嫂妯娌們窩裏打起來呢？
一貫鬥得烏眼雞似的西照縣的兩大派，在沉痛悼念毛澤東主席逝世的非常日子裏，表現得是空前的團結一致。我們單位也是一樣，前一階段因受衝擊而棄權賦閑在家的“三駕馬車”，以及從來坐不到一起的代表本單位兩個山頭在冊的六位行長、副行長領導班子一行九人，空前規矩地每天都按時來到各自的辦公室，如饑似渴地翻閱報紙，或各懷心事忐忑地坐在一起研究工作，謹慎地約束著自己那個山頭的職工不要搞出什麽出格的事。我由於在辦公室工作，單位的一應悼念活動的策劃布置都屬我的本分，包括老a在內的十個正副行長都是我的上司，我努力盡量不頂撞他們中的任何一方，所以我是個大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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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峰說學校是不管，可我上學又不帶工資，就每月十三塊五毛錢的生活費，我拿什麽結婚？
老王把藍峰的話透給了我。
既然結婚的障礙是錢，那麽就由我提出來吧，我想。他距畢業還有半年，半年以後正式分配迴來，每月的工資是三十五元，由於家境貧窮，三年的上學期間不但家裏分文沒有給他，他還因父親有病借有外債，即使他畢了業，沒有三五年手中也不會有積蓄的，我們總不能為錢的事再等三年五載。
再簡單，也不能光領個結婚證吧？總也得……他不好意思往下說。是的，再簡單，也須給單位的同誌們說一下，給縣直的要好同學說一下，給大家散發些“喜糖”，作為我們結束單身的新聞發布；新房當然是我的單身宿舍，也要稍稍布置一下吧？譬如添置一個新床單，一對新枕頭，兩床新被窩，按說還得舉行個簡單的儀式，即使不宴賓客，起碼晚上要在新房裏拉開桌子擺出幾盤小菜，讓“來坐坐”的同學和同事們喝一杯喜酒……可是，我們兩個手中都沒有錢，沒錢置辦床鋪，沒錢沽酒買菜，甚至連買張吃飯用的小木桌也買不起，這真是太難堪了。
幹脆，迴你們家辦！我終於想出了一個好辦法。
……
藍峰麵露難色，欲言又止。
對你父母講，不讓他們作難，不必為我們鋪張，就說我們在單位已經辦了，僅僅是迴去小住幾天……從家裏迴來我們就說已在家裏舉行了婚禮，隻須買二斤糖果散發給同誌們就行了。
沒有比這個辦法更好！
就這樣商量定了。
第十九章 國家出了大事(1)
正是在這段充滿派性的明爭暗鬥中，迎來了藍峰的正式畢業。前麵說過，藍峰的畢業迴本單位是曾得到我們單位當時的領導，也就是“整頓”時期新的領導班子“三駕馬車”同意的，當時何止是同意，簡直就是幾個主要領導的慫恿和渴求，是龐大的行務會議上的眾口一詞，但當真的分配迴來的時候，也就是組織關係已經到了縣委組織部的時候，卻出現了問題：遲遲不見消息之後，是接到限期到一個偏僻的公社當社幹的通知。
藍峰百思不得其解，去問行長（即彼時的三駕馬車之首），行長說他也不知道。
我是單位送出去的，學的又是本單位的專業，是單位在我們學校的徵求意見函上籤注的意見，現在落得個這麽個荒唐的結果，我即使個人不說什麽，你們當領導的難道不應該去分配部門問個究竟嗎？藍峰氣憤之下把這帶情緒的話說給了行長聽。
行長再告訴他的時候，更是一副公事公辦、距人於千裏之外的神氣：這是縣委的意見，今年的大學生原則上都不留縣城。
到基層可以，但我學的金融專業，我不願意轉行，請你們以一級組織的名義去縣組織部門協調。藍峰說。
這樣的要求無可厚非。幾天之後結果來了，讓他到雞河營業所去。藍峰頭上的血管瞬間變粗變紫，因為他知道，由於行政區域的調整，雞河營業所早已決定撤銷，其業務人員已分散到別處，現在那裏隻有一個看院子的勤雜工。
簡直混蛋透頂！……盛怒的藍峰開始出言不遜，在一位副行長對他惡語相加時，藍峰一步向前拽著了他的胳臂說，走，我們到縣委講理去！
副行長當然不會被藍峰脅迫著去縣委，藍峰自然也不會服從分配到雞河營業所去廝守著那所荒蕪的院落，就這樣，藍峰與單位當權者弄僵了。
本不願捲入單位派性爭鬥、試圖超脫以“實業救國”的大學生藍峰，在麵臨自己畢業分配的重要關頭，明顯地感到有一股勢力在對他進行排擠和迫害。
而西照銀行以老a為首、以我們的兩個同學為副的所謂“知識分子造反派”的“非正規”內閣，對藍峰的歸來，表示的則是大力的歡迎和支持，他們委任他為業務改革小組組長進行吸儲和信貸改革實驗，他們說你大可不必在乎“三駕馬車”不負責任的屁話。所以，在西照銀行相互對立的兩大派在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兩年間正醉心於當時的“復辟與反覆辟”爭鬥時，藍峰是帶領著他的業務小組在努力地搞他的改革實驗而且還真搞出了幾項卓有成效的改新成果。
也就是在這時候，國家出現了天大的事：毛澤東主席逝世了！
舉國悲痛。正在營業的女儲蓄員們，聞訊號啕大哭，哭得眼睛紅腫，雙手顫抖得都點不成鈔票了！
與其說是悲痛，不如說是恐懼，像一個大家庭突然死了當家人一樣，誰不害怕本來就不和睦的弟兄姑嫂妯娌們窩裏打起來呢？
一貫鬥得烏眼雞似的西照縣的兩大派，在沉痛悼念毛澤東主席逝世的非常日子裏，表現得是空前的團結一致。我們單位也是一樣，前一階段因受衝擊而棄權賦閑在家的“三駕馬車”，以及從來坐不到一起的代表本單位兩個山頭在冊的六位行長、副行長領導班子一行九人，空前規矩地每天都按時來到各自的辦公室，如饑似渴地翻閱報紙，或各懷心事忐忑地坐在一起研究工作，謹慎地約束著自己那個山頭的職工不要搞出什麽出格的事。我由於在辦公室工作，單位的一應悼念活動的策劃布置都屬我的本分，包括老a在內的十個正副行長都是我的上司，我努力盡量不頂撞他們中的任何一方，所以我是個大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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