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責任少年(2)
我非常可憐夏弟，小小年紀就經受這種磨難。但一個家在農村的男孩子，進山拾柴似乎是義不容辭的。夏弟總是在我用不放心的眼光看他的時候，大咧咧地說，別擔心，姐，我現在其實啥都會了，我其實沒有多麻煩他們。母親為了表示對兒子的愛憐，總是讓弟弟中午的幹糧帶成大米幹飯。進山的人早晨要起五更做飯，吃後帶一頓幹糧，晚上的飯自然是迴來吃。帶什麽幹糧全看各家的生活條件，有帶饃的，有帶幹飯的，有帶煮熟的紅薯幹或蒸熟的紅薯的。我家吃不起饃，但母親也決不讓夏早上吃紅薯或紅薯幹，她讓夏早上做蘿蔔絲鹹幹飯，吃後再用手巾兜一兜中午吃。夏比別人苦的還有一點，好多人家都是妻子或者母親早早起來為進山的勞力做飯，飯做好後喚醒勞力們起床，而母親做不到這一點，因為她懷裏還攬著一個吃奶的小娃娃，隻要她一起床，娃娃就哭叫，夏便很懂事不讓母親起來為他做飯，而是自己早早爬起來燒火做飯。如果星期天我剛好在家，我就要起身為夏弟做飯，他便硬按著我的被子不讓我起來，說姐，我反正得起來，何必兩個人都睡不成呢？我如果再堅持，他就說姐，不是我不讓你做，是我吃不慣你做的飯，你是不知道，我現在做幹飯的技術比媽還強哩！我知道弟弟的良苦用心，就不再堅持。聽著弟弟在外麵的灶火棚子裏淘米、洗菜，拉風箱燒火，望著蠕動在燈光下他幼小的身影，我總恨自己不該是個女孩，本該我去做的事讓弟弟去做，讓弟弟小小年紀就承擔家庭的重擔，我隻感一陣陣的內疚和心酸。
好則是，夏的個子在一天天長大，幹活、拾柴的技能也在一天天提高，同伴們已不多嫌棄他，隻是在出山口以後，他的速度仍趕不上大家，往往別人都到家了，他仍沒有蹤影，母親看見有擔著柴的人過來就問“俺夏呢？走到哪了？”別人就說快了，在後麵呢！母親便抱著孩子一程程往前接，盡管接著兒子她也不能替兒子擔一擔，但她還是執著地往前趕，而且邊走邊喊：夏！夏呀……直到蒼茫的夜色中有了她熟悉的稚嫩的迴音，母親才如釋重負地長出口氣，她就站在或坐在路邊眼巴巴地望著那曲折的山路，一直到能望見那擔著柴擔的幼小身影……
第八章 “文革”之初
一九六六年夏天，用當時的政治術語講，是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西照一中，不，準確地說是在西照縣正式開始。
從那個時期過來的人都知道，各地的“文革”，幾乎都是從學校開始的，也就是說，是學生們先鬧起來的。但具體因什麽事，通常說的引發“革命”的直接原因即“導火線”，卻各不相同。
西照一中“老三屆”的同學和當時的教職員工都清楚，“文化大革命”在本校的爆發，是緣於對一個依仗教師職權欺淩女學生的人的聲討和揭發。
這時候，我的父親正以一個普通水利局幹部的身份在遠離縣城的深山區水利工地上工作。父親單位的政工組長等兩位同事到學校找到我，說明了他們的來意，我對他們的關心表示了感謝，但對他們對學校近段發生的事件的認識不能苟同。我不認為我們學校發生了什麽嚴重的“政治暴亂”，不認為學生們是在“反黨”，不認為我們的行動是“受一小撮反動老師的支配”，更對他們害怕我們會像“五七年反右派一樣被劃為右派分子”而感到好笑。
我在這次事件中並不是激進分子，因為我是我們班的團支部書記，說話、做事基本上還是有組織原則的，但對邢耀的流氓行為確實感到憤恨，對學校領導對邢耀的庇護感到不滿。我雖認為那些激進的同學的行為方式有些欠妥，但工作組一進校就如大敵當前把這些同學視若洪水猛獸，甚至私下裏說那些積極的同學和公開站出來支持學生的四名青年教師是什麽“動亂分子”“危險分子”，我認為也是不對的，他們這樣做導致學生們轟趕他們雖然過火但也不是沒有道理的。父親的同事勸我一定不要再參與他們的活動，他們說我的認識太幼稚，他們說政治是殘酷的，階級敵人是很狡猾很隱蔽的，說你們太容易上當太容易受騙，他們勸我在學校不好保持中立的話就先迴家去，宗旨是一個革命幹部的子女絕不要做出反黨的事。
我對“校文革”遲遲不批準我加入紅衛兵組織有意見，我對工作組將那四位青年老師定為“反革命”有意見，更對他們把前段運動中的積極分子視為右派學生打入另冊有意見，但是，對隨便那麽幾個同學一商量，就可以自製公章，自製旗幟，就能自己發展紅衛兵成員也不贊成。我隻好消極地觀望著，我期盼著去北京的那些同學早點帶迴來消息，無論他們是正確的還是說他們是錯誤的。對當時學校的正統組織“校文革”發動的揭批所謂“黑幫”們的大批判會，也沒有興趣，因為我看到積極分子幾乎都是平時不好好學習的學生，他們的理論我也不能認可，譬如，有同學指著某老師的鼻子說，毛主席他老人家說了，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我是貧農的後代，你說你總是打擊我，你是什麽行為？還有一次我們班批判完學校的團委書記將他押送迴他的住室後，讓我留下來監視他，中午別的同學都走了，他趁沒有外人，就委屈地問我：汪瑞蘭你說，大家今天批判我的那些事，不都是你們團支書們匯報上去的學生中存在的活思想嗎？譬如“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句，我記得還是高一乙班的支書匯報的，我在大會上批判了，現在怎麽能說我是借批判之名行宣傳之實呢？我被問得張口結舌不知如何迴答，便慌慌地看看門外沒人，小聲說，有，你就承認，沒有，你就不承認，相信組織上會有結論的。說完我趕快跑到門外。從此，我再也不敢一個人麵對他，也決定再也不一個人麵對任何一個受批判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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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可憐夏弟，小小年紀就經受這種磨難。但一個家在農村的男孩子，進山拾柴似乎是義不容辭的。夏弟總是在我用不放心的眼光看他的時候，大咧咧地說，別擔心，姐，我現在其實啥都會了，我其實沒有多麻煩他們。母親為了表示對兒子的愛憐，總是讓弟弟中午的幹糧帶成大米幹飯。進山的人早晨要起五更做飯，吃後帶一頓幹糧，晚上的飯自然是迴來吃。帶什麽幹糧全看各家的生活條件，有帶饃的，有帶幹飯的，有帶煮熟的紅薯幹或蒸熟的紅薯的。我家吃不起饃，但母親也決不讓夏早上吃紅薯或紅薯幹，她讓夏早上做蘿蔔絲鹹幹飯，吃後再用手巾兜一兜中午吃。夏比別人苦的還有一點，好多人家都是妻子或者母親早早起來為進山的勞力做飯，飯做好後喚醒勞力們起床，而母親做不到這一點，因為她懷裏還攬著一個吃奶的小娃娃，隻要她一起床，娃娃就哭叫，夏便很懂事不讓母親起來為他做飯，而是自己早早爬起來燒火做飯。如果星期天我剛好在家，我就要起身為夏弟做飯，他便硬按著我的被子不讓我起來，說姐，我反正得起來，何必兩個人都睡不成呢？我如果再堅持，他就說姐，不是我不讓你做，是我吃不慣你做的飯，你是不知道，我現在做幹飯的技術比媽還強哩！我知道弟弟的良苦用心，就不再堅持。聽著弟弟在外麵的灶火棚子裏淘米、洗菜，拉風箱燒火，望著蠕動在燈光下他幼小的身影，我總恨自己不該是個女孩，本該我去做的事讓弟弟去做，讓弟弟小小年紀就承擔家庭的重擔，我隻感一陣陣的內疚和心酸。
好則是，夏的個子在一天天長大，幹活、拾柴的技能也在一天天提高，同伴們已不多嫌棄他，隻是在出山口以後，他的速度仍趕不上大家，往往別人都到家了，他仍沒有蹤影，母親看見有擔著柴的人過來就問“俺夏呢？走到哪了？”別人就說快了，在後麵呢！母親便抱著孩子一程程往前接，盡管接著兒子她也不能替兒子擔一擔，但她還是執著地往前趕，而且邊走邊喊：夏！夏呀……直到蒼茫的夜色中有了她熟悉的稚嫩的迴音，母親才如釋重負地長出口氣，她就站在或坐在路邊眼巴巴地望著那曲折的山路，一直到能望見那擔著柴擔的幼小身影……
第八章 “文革”之初
一九六六年夏天，用當時的政治術語講，是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西照一中，不，準確地說是在西照縣正式開始。
從那個時期過來的人都知道，各地的“文革”，幾乎都是從學校開始的，也就是說，是學生們先鬧起來的。但具體因什麽事，通常說的引發“革命”的直接原因即“導火線”，卻各不相同。
西照一中“老三屆”的同學和當時的教職員工都清楚，“文化大革命”在本校的爆發，是緣於對一個依仗教師職權欺淩女學生的人的聲討和揭發。
這時候，我的父親正以一個普通水利局幹部的身份在遠離縣城的深山區水利工地上工作。父親單位的政工組長等兩位同事到學校找到我，說明了他們的來意，我對他們的關心表示了感謝，但對他們對學校近段發生的事件的認識不能苟同。我不認為我們學校發生了什麽嚴重的“政治暴亂”，不認為學生們是在“反黨”，不認為我們的行動是“受一小撮反動老師的支配”，更對他們害怕我們會像“五七年反右派一樣被劃為右派分子”而感到好笑。
我在這次事件中並不是激進分子，因為我是我們班的團支部書記，說話、做事基本上還是有組織原則的，但對邢耀的流氓行為確實感到憤恨，對學校領導對邢耀的庇護感到不滿。我雖認為那些激進的同學的行為方式有些欠妥，但工作組一進校就如大敵當前把這些同學視若洪水猛獸，甚至私下裏說那些積極的同學和公開站出來支持學生的四名青年教師是什麽“動亂分子”“危險分子”，我認為也是不對的，他們這樣做導致學生們轟趕他們雖然過火但也不是沒有道理的。父親的同事勸我一定不要再參與他們的活動，他們說我的認識太幼稚，他們說政治是殘酷的，階級敵人是很狡猾很隱蔽的，說你們太容易上當太容易受騙，他們勸我在學校不好保持中立的話就先迴家去，宗旨是一個革命幹部的子女絕不要做出反黨的事。
我對“校文革”遲遲不批準我加入紅衛兵組織有意見，我對工作組將那四位青年老師定為“反革命”有意見，更對他們把前段運動中的積極分子視為右派學生打入另冊有意見，但是，對隨便那麽幾個同學一商量，就可以自製公章，自製旗幟，就能自己發展紅衛兵成員也不贊成。我隻好消極地觀望著，我期盼著去北京的那些同學早點帶迴來消息，無論他們是正確的還是說他們是錯誤的。對當時學校的正統組織“校文革”發動的揭批所謂“黑幫”們的大批判會，也沒有興趣，因為我看到積極分子幾乎都是平時不好好學習的學生，他們的理論我也不能認可，譬如，有同學指著某老師的鼻子說，毛主席他老人家說了，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我是貧農的後代，你說你總是打擊我，你是什麽行為？還有一次我們班批判完學校的團委書記將他押送迴他的住室後，讓我留下來監視他，中午別的同學都走了，他趁沒有外人，就委屈地問我：汪瑞蘭你說，大家今天批判我的那些事，不都是你們團支書們匯報上去的學生中存在的活思想嗎？譬如“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句，我記得還是高一乙班的支書匯報的，我在大會上批判了，現在怎麽能說我是借批判之名行宣傳之實呢？我被問得張口結舌不知如何迴答，便慌慌地看看門外沒人，小聲說，有，你就承認，沒有，你就不承認，相信組織上會有結論的。說完我趕快跑到門外。從此，我再也不敢一個人麵對他，也決定再也不一個人麵對任何一個受批判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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