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這一切都造成了一個大疑團,究竟柴可夫斯基的死因是什麽呢?


    10月27日,《新時代》報上登載了一條消息:“鑑於報刊所載彼·依·柴可夫斯基的病情和死因的不同說法,我們採訪了負責救治柴可夫斯基疾病的列·勃·別爾金森醫生。”在此文中列夫·別爾金森敘述了他所看到柴可夫斯基生病的全過程。按照他的敘述,病人死於星期日(24日)淩晨而不是星期一(而事實上是25日)。11月1日《新時代》報刊載了莫傑斯特澄清輿論的文章,根據他的敘述,柴可夫斯基是在21日午飯喝了那杯致命的生水。這樣就與列夫·別爾金森醫生的說法有出入,按照醫生的說法,柴可夫斯基從21日晨就已感到身體不適,直到晚上病情繼續惡化,確診為霍亂。10月25日《新時代》報上登載了一篇關於柴可夫斯基患病和死亡的報告,這個材料是柴可夫斯基的親人們提供的。根據這個報告可知,柴可夫斯基是在20日晚和同伴們一塊去戲院看戲後在一家飯店吃飯時喝了生水,當晚他由於身體不適沒有睡好。21日星期四清晨仍覺得身體不舒服,喝了一杯礦泉水,礦泉水引起腸道鹼性反應,加速了霍亂桿菌的繁殖,導致當晚霍亂的惡性發作,經三天搶救,醫治無效,於25日淩晨去世。10月27日《交易新聞》報上的說法,柴可夫斯基20日從飯店迴家後“吩咐在他床頭放一杯水,他喝光了這杯水”。其他報紙也另有說法,《彼得堡日報》和《祖國之子報》還就轉載材料問題發生爭論。


    總的說來,可以認為柴可夫斯基得霍亂確實與喝了生水有關係。但為什麽莫傑斯特沒有提及20日晚在支列依涅拉飯店柴可夫斯基喝生水的情節呢?如果按照莫傑斯特的說法,柴可夫斯基是21日午飯時喝的生水,這又不合邏輯,無論如何病情不會在當天那麽短的時間內達到不堪救治的程度。


    在1893年10月的那些日子裏,關於柴可夫斯基病情的報導確實有一些不清楚和互相矛盾的說法。在彼得堡輿論界所生成的各種傳聞和從而造成的疑團跨過時空,擴散到國界以外,甚至延續到柴可夫斯基死後十幾年、幾十年,甚至一百年以後。


    1962年,柴可夫斯基的外甥尤利·裏沃維奇·達維多夫發表了他所寫的柴可夫斯基迴憶錄。按照他的說法,柴可夫斯基是在10月20日,即在他病情惡化的一晝夜前喝了生水。他還寫道:“在一些報紙的報導中,而更主要的是由於一些人的道聽途說,產生了對柴可夫斯基死因的懷疑。他們製造柴可夫斯基是服毒自殺而死的胡言。在列夫·別裏納爾多維奇·別爾金森的學生當中也有認為導致柴可夫斯基身亡的不是霍亂,而是服毒的傳說。他們還說列夫·別裏納爾多維奇本人也曾說過這樣的話:“我有充分的根據可以證明,導致柴可夫斯基進入墳墓的病是真正的霍亂和由此而發生的腎衰竭所引起的尿毒症,尿毒症造成了機體的損壞,尿毒症就是血尿中毒,傳聞是否由此而起呢?”


    然而,達維多夫的話並沒有將風波平息,柴可夫斯基的死因之謎仍然吸引著不少人的注意。


    70年代以後關於柴可夫斯基的死因,出現了新的神話。


    1978年版的布列顛百科全書在寫到關於柴可夫斯基的內容時非常謹慎小心,但帶有明顯的暗示:“不知在喝生水前後他是否的確染上了這種病,但很快有傳聞說他是因最後一部題名為《悲愴》的交響曲演出失敗而自殺。不知是否還有其他更充分的理由瞬間引起人們對作曲家的秘密去世發生懷疑。”


    1980年出版的格羅烏娃所著英文二十卷《音樂與音樂家詞典》肯定地說:“無庸置疑,柴可夫斯基死於自殺,但自殺原因不能確定……喝生水後患霍亂而死的說法完成是臆造的。”


    對柴可夫斯基死於自殺這一說法的主要論證者是阿·阿·奧爾洛娃,此人1938年曾在克林柴可夫斯基紀念館工作過,後僑居美國。她提出這一說法的依據並非檔案材料,而是各種人士的口頭敘述。奧爾洛娃在英文雜誌《音樂與文學》1981年4月一期的一篇文章《柴可夫斯基,最後一章》中全麵提出了這一說法。在這篇文章中奧爾洛娃說她有確鑿證據證明柴可夫斯基的自殺。她所指的證據是:烏·勃·別爾金森醫生曾對奧爾洛娃的丈夫說過柴可夫斯基服毒一事。對此有所暗示的還有尤·阿·贊傑爾,即參與救治柴可夫斯基的醫生阿·裏·贊傑爾的兒子。著名的音樂理論家阿·烏·奧索夫斯基也講過關於柴可夫斯基自殺的事,奧爾洛娃本人當麵聽過此人的講述。按照奧爾洛娃的說法,曾一直對柴可夫斯基自殺說予以駁斥的他的外甥尤·裏·達維多夫後來在自己寫的迴憶錄中也談到柴可夫斯基自殺而死。但是這裏必須指出的是,奧爾洛娃所提及的這些證人現在已無一人在世。這些人關於柴可夫斯基死於自殺的說法也無任何文字材料可考。相反,尤·裏·達維多夫和烏·勃·別爾金森醫生對自殺傳聞的有力批駁是刊登在正式的出版物上的。


    奧爾洛娃所說的另外依據是,當年在宣布柴可夫斯基的病情時,醫生們的說法和莫傑斯特的說法有分歧。她還指出,在柴可夫斯基患病期間和死後沒有採取合乎規範的衛生預防措施。


    以上就是奧爾洛娃提供的關於柴可夫斯基死於自殺的全部證據。


    1966年列寧格勒的俄羅斯博物館古幣收藏保管員阿·瓦依託夫對奧爾洛娃講過一個奇怪的故事。瓦依託夫是柴可夫斯基曾在那學習過的那所法律學校的畢業生。他收集過許多關於法律學校和法律學校畢業生的歷史材料,其中也有關於柴可夫斯基的材料。而瓦依託夫對奧爾洛娃講的內容是從柴可夫斯基的法律學校的一個同學尼·伯·雅考比的遺孀那裏得來的。據說事情是這樣:1893年10月與沙皇家族很親密的斯傑伯克——費爾莫爾伯爵由於發現柴可夫斯基對他的侄子很殷勤而感到不安,他決定將柴可夫斯基的行為上告沙皇。告狀信是雅考比轉交的,據瓦依託夫說,雅考比當時是參政院的總檢察長。柴可夫斯基麵臨被揭露,而由此受到嚴重的處罰——剝奪一切政治權利並流放西伯利亞。這件事對法律學校也是極不光彩的,而法律學校的榮譽是神聖的。為了避免聲張,雅考比邀請了在彼得堡能找到所有的法律學校過去和柴可夫斯基同班的同學,進行了公意審判,這個審判做出讓柴可夫斯基自殺的決議。


    顯然,瓦依託夫的敘述成為奧爾洛娃文章中最引起注意的內容。在她的這篇《最後一章》出現之前,奧爾洛娃曾在海外周刊《新美國人》中就已提出過自己的觀點。此後,一份在美國廣為普及的《高保真》雜誌1981年2月那一期中喬葉爾·斯皮海爾曼支持了奧爾洛娃的觀點,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扼要轉述了奧爾洛娃關於柴可夫斯基自殺而死的說法。就是在這份雜誌的1981年8月的一期中,尼娜·別爾別洛娃和她的合作者斯·卡爾明斯基、莫·布拉烏恩聯名撰文對斯皮海爾曼所轉述的奧爾洛娃的觀點進行了有力批駁。這三位作者認為,奧爾洛娃的說法缺乏法律、歷史、醫學、心理方麵的依據。他們提供的情況是:在當時的俄國,不少有社會地位的人,也有像柴可夫斯基那樣的異常。他們中也有人捲入類似柴可夫斯基對斯傑伯克—費爾莫爾伯爵的侄子“殷勤”之類的一些不光彩的事。假如真有此事的話,那也構不成犯罪。他們之中的任何人都沒有被處罰,也沒有當眾受辱。柴可夫斯基是了解這一點的,即使他怕聲張,也不會達到要自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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