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卡明卡迴來以後，他和妻子在莫斯科住了兩個星期。從理智上說，他知道應該盡量努力讓自己習慣新的生活方式，但是做到這一點卻是十分困難。他的內心很沉重，覺得這種婚姻生活實在無法忍受。為了躲避和妻子相處，他經常一個人漫無目的的在莫斯科僻靜的街頭遊蕩，憂鬱苦悶讓他感到絕望，他想到了死。自殺，用自己的手殺死自己並不容易。他想到了他的親人們，他的妹妹，他的兩個弟弟，他的老父親，他的自殺會給他們以致命的打擊;他對生活和對音樂的愛也使他沒有勇氣一下子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於是，他來到莫斯科河邊，借天黑無人，跳進齊腰深的冰冷的河裏，企圖用這種辦法得病致死。但事情沒有如他想的那樣，現在死神還不願意收容他。他病了，但沒有死成。出路在哪裏呢?痛苦在繼續折磨著他，他的精神失常了，他的神經已到崩潰的邊緣。他決定逃離，出走，“跑到遠遠的地方去，獨自一個人休息，去思考、去醫病，最後去工作”。
柴可夫斯基和弟弟阿納托裏商量好了一個離開莫斯科的計劃。弟弟在彼得堡以音樂學院指揮納甫拉夫尼克的名義給柴可夫斯基發來電報，假說學院有公事，招柴可夫斯基速去彼得堡。10月6日，柴可夫斯基登上了從莫斯科開往彼得堡的火車。第二天早晨，阿納托裏去車站接他，經過一個多月的折磨，柴可夫斯基變得憔悴蒼白，弟弟已經幾乎認不出他來了。阿納托裏把他安頓在一家旅館，當時柴可夫斯基的精神病發作不省人事，連續昏迷躺了48小時。醫生說隻有徹底休息才能使他神誌恢復清醒，為了免受刺激，醫生讓他最好不再與妻子見麵。
阿納托裏前往莫斯科，將所發生的一切告訴了尼·魯賓斯坦。尼·魯賓斯坦陪同阿納托裏一起去見安東尼娜，一五一十把柴可夫斯基的情況告訴了她，也把醫生不讓柴可夫斯基再見她的建議告訴了她。尼·魯賓斯坦和阿納托裏勸安東尼娜同意與丈夫離婚。安東尼娜很友善地接待他們，恭敬地給客人遞上茶水，聽了魯賓斯坦帶有決斷性的言詞，她仍然表現得很鎮定。起初，她並不相信所說的一切都是真的，更沒有想到事情竟發展到如此嚴重的地步，她覺得柴可夫斯基不可能從此永遠離開她。安東尼娜說，為了柴可夫斯基，她一切都可以答應。於是商定先夫妻分居，退掉原來在莫斯科租用的住房，賣掉所有的家具。阿納托裏把安東尼娜暫時安置到了卡明卡亞歷山德拉那裏。
10月中旬，在阿納托裏的陪同下，柴可夫斯基去了西歐，先在柏林停留了幾天，後來去了瑞士，在日內瓦湖畔的一座小城克拉倫斯住了下來。他決定在這裏休養一段時候，“讓世界忘卻他”。
妹妹亞歷山德拉那時候已經有好幾個孩子，她不顧自己已經很重的家務負擔，懷著深深的同情收留了這位無家可歸的嫂嫂。卡明卡的家人們還以為柴可夫斯基的出走隻是因為一時的誤會和不悅，不久一切都會順利解決。亞歷山德拉給哥哥寫信，說了許多安東尼娜的長處，希望他能妥善處理矛盾，爭取早日夫妻和解。柴可夫斯基給妹妹寫了一封長信，解釋了他不可能再迴到安東尼娜身邊的原因，讓妹妹不必再做勸和的努力，信是這樣寫的：“薩沙，怎麽說呢，我應該毫不推卸責任的說，我是安東尼娜冷酷無情的丈夫。她一點都沒有錯，她很可憐，而我在她麵前是一個已經失去理智的殘忍的暴君。但是，除此之外，我還是一個藝術家，一個能夠和應該為自己的祖國帶來榮譽的藝術家。我感到自己身上還有很強的藝術力量，我還沒有做到我能做到的1/10，我要用全部的努力來做到我還應做的一切。然而現在我卻不能工作，希望你也能從這個角度來看待我和安東尼娜之間發生的事情。請告訴她，不要再用指責和威脅來折磨我，也請她明白這一點：應該讓我有可能去履行我的責任。”柴可夫斯基給妹妹寫這樣一封信，內心並不輕鬆。
柴可夫斯基覺得安東尼娜是值得同情的，他知道安東尼娜真誠地愛他，但是“她以她的愛欺騙了自己”，柴可夫斯基曾耐心地告訴她，他並不愛她。柴可夫斯基能問心無愧的是他從來沒有對她違心地表示過愛情，但是在安東尼娜的頑強而又固執的愛麵前，善良的柴可夫斯基又曾答應設法增進對妻子的愛情，可是最終他卻無法做到，想到這一點，柴可夫斯基從來不迴避自己的過失。安東尼娜過於自信了。她本來相信結婚以後一切都會按照她所預想的去實現。然而她的表現在柴可夫斯基那裏引起更多的是反感：“我在做什麽，我的工作是什麽，我的計劃怎樣，我在閱讀什麽，我關心哪些知識和藝術問題，對於這些，她從來沒有絲毫想知道的表示。”的確，安東尼娜連在哪裏可以買到柴可夫斯基的樂譜都不知道，她從來不去聽音樂會，對他的作品“連一個音符都不知道”。安東尼娜很喜歡說話，她的話題離不開瑣碎無聊的事情，她常常說過去曾有多少多少異性鍾情於她，那些男人又是如何如何出身高貴……這些談話都使柴可夫斯基感到厭煩。
柴可夫斯基把與妻子有關的一切繕後事宜都委託給他的好友尤爾根鬆處理。他一直負擔安東尼娜的生活費，起初每月50盧布(這是他當時在音樂學院的工資)，後來增加到100盧布。到1889年，安東尼娜又要求柴可夫斯基給她增加錢數，此時柴可夫斯基已得到沙皇政府每年3000盧布的生活津貼。柴可夫斯基本來是有理由停止給安東尼娜生活費的，因為他早已知道安東尼娜已和另一個男人生了三個孩子。盡管如此，柴可夫斯基還是讓她如願，給她增加到每月150盧布。
離婚協議始終沒有達成。為了能達到正式離婚，柴可夫斯基表示願意同意承擔一切在法律上能構成他們離婚的罪名。可是安東尼娜一再聲明，在法庭上她不能撒謊。她在卡明卡住了一個時期以後，阿納托裏把她送到了莫斯科郊外她母親家裏。
安東尼娜從青年時代就有心理不正常的傾向，常常說話不著邊際，誇誇其談。這些毛病在這次不幸的婚姻和以後生活的磨難中更加劇了。1896年，安東尼娜的精神病症狀更加明顯，不得不進了彼得堡的精神病院，在那裏度過了剩下的日子。她死於1917年。
在柴可夫斯基逝世後不久，談到關於柴可夫斯基的為人，安東尼娜這樣說：“他在所有的人麵前的行為都是忠實高尚的。世上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指責他有什麽不好的品行。他命中注定活在這個世界上就是為了幫助他周圍的人們。”
4. 《我們的交響曲》
命運之神在給了柴可夫斯基毀滅性的嚴酷打擊之後，卻又慷慨地賜給了他足以終生依傍的保護神。梅克夫人及時知道了柴可夫斯基在那場不幸的婚姻中所經受的痛苦磨難，對他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她知道此刻對柴可夫斯基來說最重要的是自由，而這自由是需要用物質金錢做後盾的。梅克夫人除幫助他還清全部債務以外，還決定從此以後每年向他提供6000盧布的資助，而且立即給他寄去了第一筆款。梅克夫人終於找到了從根本上幫助她的愛友的時機。她衷心希望柴可夫斯基能生活得好，能有充分的自由從事他喜歡做的事——音樂創作。她認為，不是血肉的關係，而是情感和精神的相通，使一個人有權利去支援另一個人。她把幫助柴可夫斯基擺脫困境看作是自己的責任。她寫信告訴柴可夫斯基：“你要知道，你給了我多麽愉快的時光，我對此是多麽的感激，你對於我是如何的了不起，而我是多麽需要你，恰如你一樣;因此，這倒不是我來幫助你，而是幫助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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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可夫斯基和弟弟阿納托裏商量好了一個離開莫斯科的計劃。弟弟在彼得堡以音樂學院指揮納甫拉夫尼克的名義給柴可夫斯基發來電報，假說學院有公事，招柴可夫斯基速去彼得堡。10月6日，柴可夫斯基登上了從莫斯科開往彼得堡的火車。第二天早晨，阿納托裏去車站接他，經過一個多月的折磨，柴可夫斯基變得憔悴蒼白，弟弟已經幾乎認不出他來了。阿納托裏把他安頓在一家旅館，當時柴可夫斯基的精神病發作不省人事，連續昏迷躺了48小時。醫生說隻有徹底休息才能使他神誌恢復清醒，為了免受刺激，醫生讓他最好不再與妻子見麵。
阿納托裏前往莫斯科，將所發生的一切告訴了尼·魯賓斯坦。尼·魯賓斯坦陪同阿納托裏一起去見安東尼娜，一五一十把柴可夫斯基的情況告訴了她，也把醫生不讓柴可夫斯基再見她的建議告訴了她。尼·魯賓斯坦和阿納托裏勸安東尼娜同意與丈夫離婚。安東尼娜很友善地接待他們，恭敬地給客人遞上茶水，聽了魯賓斯坦帶有決斷性的言詞，她仍然表現得很鎮定。起初，她並不相信所說的一切都是真的，更沒有想到事情竟發展到如此嚴重的地步，她覺得柴可夫斯基不可能從此永遠離開她。安東尼娜說，為了柴可夫斯基，她一切都可以答應。於是商定先夫妻分居，退掉原來在莫斯科租用的住房，賣掉所有的家具。阿納托裏把安東尼娜暫時安置到了卡明卡亞歷山德拉那裏。
10月中旬，在阿納托裏的陪同下，柴可夫斯基去了西歐，先在柏林停留了幾天，後來去了瑞士，在日內瓦湖畔的一座小城克拉倫斯住了下來。他決定在這裏休養一段時候，“讓世界忘卻他”。
妹妹亞歷山德拉那時候已經有好幾個孩子，她不顧自己已經很重的家務負擔，懷著深深的同情收留了這位無家可歸的嫂嫂。卡明卡的家人們還以為柴可夫斯基的出走隻是因為一時的誤會和不悅，不久一切都會順利解決。亞歷山德拉給哥哥寫信，說了許多安東尼娜的長處，希望他能妥善處理矛盾，爭取早日夫妻和解。柴可夫斯基給妹妹寫了一封長信，解釋了他不可能再迴到安東尼娜身邊的原因，讓妹妹不必再做勸和的努力，信是這樣寫的：“薩沙，怎麽說呢，我應該毫不推卸責任的說，我是安東尼娜冷酷無情的丈夫。她一點都沒有錯，她很可憐，而我在她麵前是一個已經失去理智的殘忍的暴君。但是，除此之外，我還是一個藝術家，一個能夠和應該為自己的祖國帶來榮譽的藝術家。我感到自己身上還有很強的藝術力量，我還沒有做到我能做到的1/10，我要用全部的努力來做到我還應做的一切。然而現在我卻不能工作，希望你也能從這個角度來看待我和安東尼娜之間發生的事情。請告訴她，不要再用指責和威脅來折磨我，也請她明白這一點：應該讓我有可能去履行我的責任。”柴可夫斯基給妹妹寫這樣一封信，內心並不輕鬆。
柴可夫斯基覺得安東尼娜是值得同情的，他知道安東尼娜真誠地愛他，但是“她以她的愛欺騙了自己”，柴可夫斯基曾耐心地告訴她，他並不愛她。柴可夫斯基能問心無愧的是他從來沒有對她違心地表示過愛情，但是在安東尼娜的頑強而又固執的愛麵前，善良的柴可夫斯基又曾答應設法增進對妻子的愛情，可是最終他卻無法做到，想到這一點，柴可夫斯基從來不迴避自己的過失。安東尼娜過於自信了。她本來相信結婚以後一切都會按照她所預想的去實現。然而她的表現在柴可夫斯基那裏引起更多的是反感：“我在做什麽，我的工作是什麽，我的計劃怎樣，我在閱讀什麽，我關心哪些知識和藝術問題，對於這些，她從來沒有絲毫想知道的表示。”的確，安東尼娜連在哪裏可以買到柴可夫斯基的樂譜都不知道，她從來不去聽音樂會，對他的作品“連一個音符都不知道”。安東尼娜很喜歡說話，她的話題離不開瑣碎無聊的事情，她常常說過去曾有多少多少異性鍾情於她，那些男人又是如何如何出身高貴……這些談話都使柴可夫斯基感到厭煩。
柴可夫斯基把與妻子有關的一切繕後事宜都委託給他的好友尤爾根鬆處理。他一直負擔安東尼娜的生活費，起初每月50盧布(這是他當時在音樂學院的工資)，後來增加到100盧布。到1889年，安東尼娜又要求柴可夫斯基給她增加錢數，此時柴可夫斯基已得到沙皇政府每年3000盧布的生活津貼。柴可夫斯基本來是有理由停止給安東尼娜生活費的，因為他早已知道安東尼娜已和另一個男人生了三個孩子。盡管如此，柴可夫斯基還是讓她如願，給她增加到每月150盧布。
離婚協議始終沒有達成。為了能達到正式離婚，柴可夫斯基表示願意同意承擔一切在法律上能構成他們離婚的罪名。可是安東尼娜一再聲明，在法庭上她不能撒謊。她在卡明卡住了一個時期以後，阿納托裏把她送到了莫斯科郊外她母親家裏。
安東尼娜從青年時代就有心理不正常的傾向，常常說話不著邊際，誇誇其談。這些毛病在這次不幸的婚姻和以後生活的磨難中更加劇了。1896年，安東尼娜的精神病症狀更加明顯，不得不進了彼得堡的精神病院，在那裏度過了剩下的日子。她死於1917年。
在柴可夫斯基逝世後不久，談到關於柴可夫斯基的為人，安東尼娜這樣說：“他在所有的人麵前的行為都是忠實高尚的。世上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指責他有什麽不好的品行。他命中注定活在這個世界上就是為了幫助他周圍的人們。”
4. 《我們的交響曲》
命運之神在給了柴可夫斯基毀滅性的嚴酷打擊之後，卻又慷慨地賜給了他足以終生依傍的保護神。梅克夫人及時知道了柴可夫斯基在那場不幸的婚姻中所經受的痛苦磨難，對他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她知道此刻對柴可夫斯基來說最重要的是自由，而這自由是需要用物質金錢做後盾的。梅克夫人除幫助他還清全部債務以外，還決定從此以後每年向他提供6000盧布的資助，而且立即給他寄去了第一筆款。梅克夫人終於找到了從根本上幫助她的愛友的時機。她衷心希望柴可夫斯基能生活得好，能有充分的自由從事他喜歡做的事——音樂創作。她認為，不是血肉的關係，而是情感和精神的相通，使一個人有權利去支援另一個人。她把幫助柴可夫斯基擺脫困境看作是自己的責任。她寫信告訴柴可夫斯基：“你要知道，你給了我多麽愉快的時光，我對此是多麽的感激，你對於我是如何的了不起，而我是多麽需要你，恰如你一樣;因此，這倒不是我來幫助你，而是幫助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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