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春節值班又輪到我和小鄭。大過年的總不好意思再留他一個人值班了，而且也捨不得過節的加班費。我到廠門口的小店買了瓶分金亭特釀（當時江蘇的一種價廉物美的白酒）、兩包多味豆、一包好煙，拎到宿舍裏去。小鄭依然勤快地灌滿了一瓶開水，把一個髒得要命的小桌子清理出來。我把兩包豆子攤在紙上，弄來了兩個杯子，我們就一邊喝酒，一邊吃豆子聊天。樓下小店裏有台黑白電視機，當時在重播春節聯歡晚會，聲音放得特別大。我聽到電視裏的主持人興奮得不行了，說：“我們向此時此刻仍堅守在工作崗位上的同誌們拜年！”我一聽樂了，跟小鄭說：“聽，說我們呢。”
第九章 這就是勞動人民
我在印廠的那段生活最重要的收穫是讓我深刻感受到了階級意識，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在這個社會我屬於哪個階層。
1、最累的活兒
當印刷工幹的自然是體力活兒，而廠裏最重的體力活兒不是印報紙，是卸紙。
每個月廠裏都要進新聞紙，一大筒一大筒那種，我非常熟悉，小時候在重慶日報社家屬區生活時經常看到。每次都是一輛平板大卡車開到車間門口，上麵整齊地堆著一筒一筒的新聞紙，車屁股對著車間大門。每筒新聞紙都有大幾百斤重，工人要先把紙筒從車上卸下來，再推到庫房裏去。
當時我們用的有三種新聞紙，最差的是江西紙，印報的時候特別容易斷，一斷就要停機重新穿紙，然後重新開機，非常麻煩，我們最恨用它；比江西紙好一點兒的是福建南平紙；最好的是進口紙，紙質好，幾乎不用擔心斷紙的問題。每次印報的時候廠長都讓我們三種紙搭配著用，進口紙用得最少，印出來的都送到機關，江西紙印的都送到外地和農村。
卸紙這事兒真要一把子好力氣。兩塊木板斜搭在車鬥上，兩個工人上去，用撬棍把上麵一筒一筒的新聞紙撬下來，其他人在車下麵等著，等上去的人把幾百斤重的紙筒從車上轟的一聲撬下來，底下的人必須非常用力和小心地接著。紙筒從車上頭滾下來，衝擊力太大，至少需要兩個人才能接得住，不小心則很容易被砸傷—那麽重的紙筒要是從人的身上壓過去，那人估計基本就被壓成相片了。紙筒被撬下來後，還要一個一個地推到指定的位置。讓這些紙筒拐彎兒是最費勁的，幾個來迴下來，手就酸得不行。我第一次卸紙後，晚上迴家吃飯拿筷子手都在發抖，過了很久才恢復。
相比在下麵接紙，在車上撬紙更需要力氣。一般我們都是輪流上去撬紙。撬紙要拿著很粗的鐵撬棍，插到兩個新聞紙筒中間，把上麵的紙筒撬起來然後推下去。我第一次上去撬紙，撬棍插進去之後我兩腿都懸空了，也沒把紙筒撬起來。下麵的工人都笑了，有人看不下去了，一個叫吳大麻子的同事爬上車一把把我拉開：“滾滾滾。”說著他接過撬棍，用力一扳，紙筒轟地滾下去了，下麵的工人笑成了一團。由於卸紙這活兒非常累，所以每個月隻要有卸紙的活兒，工資裏都額外有二十塊錢補貼。
除了卸紙，卸石棉網的事情我也記得很清楚。流程和卸紙一樣，但是因為運石棉網的卡車太寬太長，開不到車間門口，我們就要從坡下麵的廠門口把一大包一大包的石棉網背到車間去。和紙筒相比，石棉網的分量輕得多，但也有好幾十斤，而且體積很大。運貨的人在車上，把石棉網一包一包往下推，我們就在車下麵彎著腰用背接著，然後背著石棉網去車間。因為石棉網的體積大，我們必須把腰彎得很低，手才能比較省力，否則托不住。
其實，背石棉網遠沒有卸紙那麽累，但它卻讓我對體力勞動有了一個深刻的體驗，這種體驗是包括生理和心理兩方麵的。背石棉網的時候，工人們身體呈現出的姿態給了我強烈的刺激。那種身體的姿態讓我想起了《東方紅》裏在舊社會上海灘的碼頭上，從帝國主義資本家的船上卸貨的勞工。我們幹的活兒是一樣的，連身體的姿態都是一樣的，唯一不同的是我們邊上沒有人拿著鞭子抽我們。想到這裏，作為主人翁的自豪感浮上了心頭。
2、淳樸的勞動人民
在印刷廠我體會到了很多東西，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勞動人民淳樸的友愛。
每周印報紙從周二晚上開始，一直到周四早晨，機器是不停的。中間的五六頓飯就都得在車間裏吃。我們印刷車間的工人分成兩組，一組六七個人。到了吃飯的時候，每組一次最多隻能有兩人停下來，另外的人先頂著，等這兩人吃完了，再換其他人吃。每次飯送到的時候，其實大家都已經飢腸轆轆了，但每次廠長喊“飯來了，吃飯了”的時候都沒人動，都讓別人先吃。兩個組都有一個光榮的傳統—組長最後吃，讓像我這樣的年輕人先吃。每次大夥兒都不動，都讓別人先吃的時候，我總能感受到那種工友之間最淳樸的互相關心。
我對吃一直不挑剔，盡管如此，我還是覺得廠裏的飯實在太難吃了，基本上就是民工的夥食標準，就別談什麽口味好壞了，關鍵是菜的分量少得可憐。每次都是一小撮菜，一大盒飯，飯又硬得像餵雞的粳米，難以下咽。很多工友都是就著幾口菜吃幾口飯，菜沒了飯也就不吃了，而我每次都能就著那少得可憐的一點兒菜把最後一口飯吃完。
幹了八小時後，兩個組的同事也是謙讓著輪流去睡兩小時。每次到點休息的時候，我從車間出來，在去往宿舍的那一兩百米路上，都像夢遊一樣。耳朵裏滿是機器的轟鳴，眼睛半睜半閉，累得誰都不願意說一句話。到了宿舍，把外邊墨跡斑斑的工作服一脫，頭一挨著枕頭，一秒鍾就打唿嚕了。
兩個鍾頭實在太短了。你想想，大冬天的，睡到夜裏三四點的時候，有人拿腳踢你說“哎哎哎，起來了”，你是不是很想殺人？都是年輕人，誰不想睡到中午才起床。但在上夜班印報紙的時候，隻要有人來喊，所有人都是一秒鍾都不耽誤立刻起來，我從來沒有聽一個人說過一次“讓我再睡兩分鍾”之類的話。隨後，我們起床閉著眼睛穿上工作服，半夢半醒地迴車間繼續幹活兒。
之所以那樣自覺，是因為每個人都明白，你多睡兩分鍾，別人就要少睡兩分鍾。就這麽簡單。
今年年初，我在昆明接到一個電話，是印刷廠那個吳大麻子打來的，我在廠裏跟他關係很好，我們快二十年沒見麵了。他說他兒子十月份要結婚了，問我能不能去捧場。他說他身體不好，內退了，家裏的經濟條件比較差，兒子結婚的地方不是很高檔，但總想著能辦得體麵點兒，於是想到我了。我說：“一定去！如果不巧正好錄節目，我也會以別的方式出現。”
3、手指甲黑糊糊的人
應該說，即便在藍領工人隊伍裏，印刷工也算是比較辛苦的，不僅累而且髒。在一天工作結束後，下班前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洗手！這件事情馬馬虎虎地做也要五六分鍾，講究一點兒的要十幾分鍾。因為印刷工整天接觸的都是油墨，那雙手實在太難洗幹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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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這就是勞動人民
我在印廠的那段生活最重要的收穫是讓我深刻感受到了階級意識，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在這個社會我屬於哪個階層。
1、最累的活兒
當印刷工幹的自然是體力活兒，而廠裏最重的體力活兒不是印報紙，是卸紙。
每個月廠裏都要進新聞紙，一大筒一大筒那種，我非常熟悉，小時候在重慶日報社家屬區生活時經常看到。每次都是一輛平板大卡車開到車間門口，上麵整齊地堆著一筒一筒的新聞紙，車屁股對著車間大門。每筒新聞紙都有大幾百斤重，工人要先把紙筒從車上卸下來，再推到庫房裏去。
當時我們用的有三種新聞紙，最差的是江西紙，印報的時候特別容易斷，一斷就要停機重新穿紙，然後重新開機，非常麻煩，我們最恨用它；比江西紙好一點兒的是福建南平紙；最好的是進口紙，紙質好，幾乎不用擔心斷紙的問題。每次印報的時候廠長都讓我們三種紙搭配著用，進口紙用得最少，印出來的都送到機關，江西紙印的都送到外地和農村。
卸紙這事兒真要一把子好力氣。兩塊木板斜搭在車鬥上，兩個工人上去，用撬棍把上麵一筒一筒的新聞紙撬下來，其他人在車下麵等著，等上去的人把幾百斤重的紙筒從車上轟的一聲撬下來，底下的人必須非常用力和小心地接著。紙筒從車上頭滾下來，衝擊力太大，至少需要兩個人才能接得住，不小心則很容易被砸傷—那麽重的紙筒要是從人的身上壓過去，那人估計基本就被壓成相片了。紙筒被撬下來後，還要一個一個地推到指定的位置。讓這些紙筒拐彎兒是最費勁的，幾個來迴下來，手就酸得不行。我第一次卸紙後，晚上迴家吃飯拿筷子手都在發抖，過了很久才恢復。
相比在下麵接紙，在車上撬紙更需要力氣。一般我們都是輪流上去撬紙。撬紙要拿著很粗的鐵撬棍，插到兩個新聞紙筒中間，把上麵的紙筒撬起來然後推下去。我第一次上去撬紙，撬棍插進去之後我兩腿都懸空了，也沒把紙筒撬起來。下麵的工人都笑了，有人看不下去了，一個叫吳大麻子的同事爬上車一把把我拉開：“滾滾滾。”說著他接過撬棍，用力一扳，紙筒轟地滾下去了，下麵的工人笑成了一團。由於卸紙這活兒非常累，所以每個月隻要有卸紙的活兒，工資裏都額外有二十塊錢補貼。
除了卸紙，卸石棉網的事情我也記得很清楚。流程和卸紙一樣，但是因為運石棉網的卡車太寬太長，開不到車間門口，我們就要從坡下麵的廠門口把一大包一大包的石棉網背到車間去。和紙筒相比，石棉網的分量輕得多，但也有好幾十斤，而且體積很大。運貨的人在車上，把石棉網一包一包往下推，我們就在車下麵彎著腰用背接著，然後背著石棉網去車間。因為石棉網的體積大，我們必須把腰彎得很低，手才能比較省力，否則托不住。
其實，背石棉網遠沒有卸紙那麽累，但它卻讓我對體力勞動有了一個深刻的體驗，這種體驗是包括生理和心理兩方麵的。背石棉網的時候，工人們身體呈現出的姿態給了我強烈的刺激。那種身體的姿態讓我想起了《東方紅》裏在舊社會上海灘的碼頭上，從帝國主義資本家的船上卸貨的勞工。我們幹的活兒是一樣的，連身體的姿態都是一樣的，唯一不同的是我們邊上沒有人拿著鞭子抽我們。想到這裏，作為主人翁的自豪感浮上了心頭。
2、淳樸的勞動人民
在印刷廠我體會到了很多東西，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勞動人民淳樸的友愛。
每周印報紙從周二晚上開始，一直到周四早晨，機器是不停的。中間的五六頓飯就都得在車間裏吃。我們印刷車間的工人分成兩組，一組六七個人。到了吃飯的時候，每組一次最多隻能有兩人停下來，另外的人先頂著，等這兩人吃完了，再換其他人吃。每次飯送到的時候，其實大家都已經飢腸轆轆了，但每次廠長喊“飯來了，吃飯了”的時候都沒人動，都讓別人先吃。兩個組都有一個光榮的傳統—組長最後吃，讓像我這樣的年輕人先吃。每次大夥兒都不動，都讓別人先吃的時候，我總能感受到那種工友之間最淳樸的互相關心。
我對吃一直不挑剔，盡管如此，我還是覺得廠裏的飯實在太難吃了，基本上就是民工的夥食標準，就別談什麽口味好壞了，關鍵是菜的分量少得可憐。每次都是一小撮菜，一大盒飯，飯又硬得像餵雞的粳米，難以下咽。很多工友都是就著幾口菜吃幾口飯，菜沒了飯也就不吃了，而我每次都能就著那少得可憐的一點兒菜把最後一口飯吃完。
幹了八小時後，兩個組的同事也是謙讓著輪流去睡兩小時。每次到點休息的時候，我從車間出來，在去往宿舍的那一兩百米路上，都像夢遊一樣。耳朵裏滿是機器的轟鳴，眼睛半睜半閉，累得誰都不願意說一句話。到了宿舍，把外邊墨跡斑斑的工作服一脫，頭一挨著枕頭，一秒鍾就打唿嚕了。
兩個鍾頭實在太短了。你想想，大冬天的，睡到夜裏三四點的時候，有人拿腳踢你說“哎哎哎，起來了”，你是不是很想殺人？都是年輕人，誰不想睡到中午才起床。但在上夜班印報紙的時候，隻要有人來喊，所有人都是一秒鍾都不耽誤立刻起來，我從來沒有聽一個人說過一次“讓我再睡兩分鍾”之類的話。隨後，我們起床閉著眼睛穿上工作服，半夢半醒地迴車間繼續幹活兒。
之所以那樣自覺，是因為每個人都明白，你多睡兩分鍾，別人就要少睡兩分鍾。就這麽簡單。
今年年初，我在昆明接到一個電話，是印刷廠那個吳大麻子打來的，我在廠裏跟他關係很好，我們快二十年沒見麵了。他說他兒子十月份要結婚了，問我能不能去捧場。他說他身體不好，內退了，家裏的經濟條件比較差，兒子結婚的地方不是很高檔，但總想著能辦得體麵點兒，於是想到我了。我說：“一定去！如果不巧正好錄節目，我也會以別的方式出現。”
3、手指甲黑糊糊的人
應該說，即便在藍領工人隊伍裏，印刷工也算是比較辛苦的，不僅累而且髒。在一天工作結束後，下班前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洗手！這件事情馬馬虎虎地做也要五六分鍾，講究一點兒的要十幾分鍾。因為印刷工整天接觸的都是油墨，那雙手實在太難洗幹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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