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女人很少有不會做菜的，就是在特別會做菜的重慶女人中，外婆的手藝都是遠近聞名的。現在外婆都快九十歲了，我媽燒菜的時候外婆還會在邊上看著，用重慶話拉長了聲調指揮：“先弄那個，然後放這個……”
外婆不僅菜做得好，我和我哥的衣服也都是她買布迴來，自己裁、自己做的，連當時剛剛出現的夾克都是自己做，做出來的跟商店裏賣的一模一樣。那個年代，老人特別怕孩子穿得不好出去被人看不起，在外公外婆的意識裏窮人家的尊嚴感特別強，所以每年大年初一，外婆必定會讓我們哥兒倆穿上新衣服出門。
那時候買布是要布票的，為了我和我哥過年的兩套新衣服，外婆每年都從八九月份就開始攢布票，不夠的話就想其他辦法。外婆家很多鄰居是光棍，用不著布票，外婆就用家裏的煙票、酒票跟他們換布票。就這樣一直攢到年底，外婆買來布料，在昏暗的燈下拿劃粉畫線裁料，然後上fèng紉機fèng，趕在年三十晚上一定把衣服做好。大年初一我們哥兒倆出門，一定是從上到下一身新，每年的新衣服鄰居們都誇好看。
外婆有著勞動人民傳統的熱情好客。我媽的很多同學都在重慶，當初他們大學剛畢業，很多人還沒結婚，一幫同學一到星期天就上我外婆家蹭飯。到現在，我媽那些都七十多歲了的同學看見我還跟我說：“孟非啊，你外婆做的菜太好吃了。”我媽的這些同學周末來外婆家蹭飯，一直持續了很多年，直到他們陸續結婚。
外婆家平常就她和外公兩個人，非常省吃儉用。外公在高幹招待所上班，經常不在家住，所以他的糧票、油票、副食票就都省下來了，這樣每次我媽的同學們來，才有一大桌好吃好喝的。
2、老實巴交的外公
我外公是一個善良且寡言少語的人，我現在都記不清他曾經跟我說過的話。可這麽善良老實的一個人卻偏偏長了特別兇的一張臉，還有一副大嗓門兒。因為文化程度低，表達有障礙，容易著急，一張嘴就是一嗓子，很嚇人，院子裏的小孩兒大多都怕他。
外公是常州武進人，本來是做金銀首飾的工匠，抗戰爆發後，老百姓往內地撤，在逃難的路上外公認識了外婆，然後就結伴兒逃難到了重慶。當年漂亮的外婆之所以嫁給外公，也是因為窮，當年我外婆姐妹兩個，妹妹被抱到了別人家養。
一個外地人來到重慶，那時候也沒地方讓外公繼續靠做首飾的手藝謀生了，老實巴交的外公就在一個飯店當服務員，後來西南局進駐重慶辦公，外公又在西南局的高幹招待所當服務員。其實當時外公有個遠房親戚混得不錯，開了個比較大的飯館，就在解放碑，但是外公沒有去投奔他，而是靠自己賺錢養家餬口。經常聽外婆迴憶說，外公在西南局的招待所經常可以見到賀龍、陳毅、鄧小平這些大人物，據說，外公還和周恩來的一個侄子有些交往，但當時並不知道他和周恩來的關係。
外婆跟我說，那個年代，想在重慶出人頭地、過得比別人好，隻有兩條路：要麽跟政府的人混，要麽跟袍哥混。袍哥是重慶特有的江湖文化。當時重慶盛行一種民間幫會組織，叫袍哥會，裏頭的成員被稱作袍哥。當時的重慶人甭管是幹什麽的，即便是擦皮鞋、飯店跑堂的，隻要跟袍哥沾上邊兒，就能混出頭來。但是外婆總是跟我說：“你外公，又不跟政府搞在一起，袍哥也不沾，就是老老實實地一個人拚搏。”
很多人會習慣性地認為，兒時生活在“母係氏族”裏的孩子，性格中很可能會出現諸如膽小、軟弱等缺陷，但是我自認為好像沒有。也有很多人認為，父母離異的孩子的性格會有缺陷。在我十幾歲的時候，也就是所謂的青春期吧，父母離婚了。其實我整個少年時代都是在父母冷戰的氣氛中度過的—他們從我小學四年級時就開始冷戰，到我高中畢業才離婚—這麽多年的家庭矛盾，確實給我帶來了痛苦和陰影，但我自己覺得我的性格似乎也沒什麽障礙，人格似乎也挺健全的。所以我在《非誠勿擾》節目中，一聽有些人動輒說不找單親家庭的，單親家庭出來的孩子會怎麽樣怎麽樣，我就覺得這種想法很多時候都是人雲亦雲的想當然的結果。
第四章 我的外婆（二）
3、扛電影膠片機的老爸
我父母是北京廣播學院的同學，一九五九級的。那時候北廣剛建校，他們算是新中國廣播電視界的“黃埔一期”。一九六三年畢業後，他們分居兩地，父親被分配到西安，母親被分配到重慶。
父親被分到西安後參與了創建西安電視台，也就是現在的陝西電視台的前身，據說當時參與建台的總共隻有七個人。母親被分到了重慶人民廣播電台，小時候，我就住在電台的宿舍區裏，到了周末就去重慶日報社家屬區看外公外婆。
外婆年輕時很漂亮，我媽也繼承了她的長相，聽說當年我媽還是北廣的校花。一開始我以為隻是別人隨口的奉承話，後來碰到很多我父母的同學，那幫老頭老太太都這麽說，我就相信了。當年在北廣，我爸媽戀愛的消息傳出後，其他同學都感到很意外。據說當初追我媽的人挺多，其中有條件相當不錯的，但她最終和家庭出身不好但學習成績不錯的我爸走到了一起。在當時，他們是典型的兩個不同階級的年輕人的結合，留給了周圍人太多的不解。現在想起來，我覺得在那個年代，他們對愛情有著比較純粹的追求，我媽又屬於當時的“文藝青年”，胸懷“進步思想”，所以和我爸走到了一起。聽說，他們那個班裏最後結婚了的有好幾對兒。
當初他們走到一起是有很大阻力的，來自兩個家庭的阻力，按當時的話說叫“來自兩個階級”。
我爺爺是小資本家，在那個年代，家庭成分不好，但是我父親成績不錯，做人也低調，加上那時“文革”還沒開始，所以考上了大學。父親家的親戚們對過去還是挺在乎的，我到爺爺奶奶那裏去的時候，叔叔姑媽們偶爾講起過去，多多少少流露出了對沒落大家族的懷念—以前還不敢多懷念，改革開放之後就越發懷念了。雖然爺爺家也不是多大的豪門旺族，但是在叔叔姑媽們的感情世界裏，卻飽含了對昔日輝煌的留戀，並很願意把它放大—因為改革開放之後他們沒有一個混得特別好的，基本上都在工廠裏。
而我外公外婆是窮苦出身，他們打心眼裏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所以，家裏誰要是敢在他們麵前議論時政、說一點兒“非主旋律”的話，外婆立馬就翻臉。我年少輕狂時不知道因為這個被外婆罵過多少次。
於是，一邊是舊社會的小資產階級，一邊是舊社會的底層勞苦大眾，當我父母要結婚的消息傳到兩個家庭時，可想而知會遭到怎樣的反對。反對得比較激烈的是我外婆，這也為我父母的婚姻埋下了隱患。
我父母一個被分到了西安，一個被分到了重慶。那個年代有很多夫妻都有過類似這樣的大學畢業後分居兩地的經歷。那時想調動工作，尤其是跨省調動，非常困難。他們經過幾年的不懈努力，先是在西安團聚，最後才一起調迴到南京，因為我爺爺奶奶都在南京—雖然折騰了兩次，但最後能到一起，很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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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不僅菜做得好，我和我哥的衣服也都是她買布迴來，自己裁、自己做的，連當時剛剛出現的夾克都是自己做，做出來的跟商店裏賣的一模一樣。那個年代，老人特別怕孩子穿得不好出去被人看不起，在外公外婆的意識裏窮人家的尊嚴感特別強，所以每年大年初一，外婆必定會讓我們哥兒倆穿上新衣服出門。
那時候買布是要布票的，為了我和我哥過年的兩套新衣服，外婆每年都從八九月份就開始攢布票，不夠的話就想其他辦法。外婆家很多鄰居是光棍，用不著布票，外婆就用家裏的煙票、酒票跟他們換布票。就這樣一直攢到年底，外婆買來布料，在昏暗的燈下拿劃粉畫線裁料，然後上fèng紉機fèng，趕在年三十晚上一定把衣服做好。大年初一我們哥兒倆出門，一定是從上到下一身新，每年的新衣服鄰居們都誇好看。
外婆有著勞動人民傳統的熱情好客。我媽的很多同學都在重慶，當初他們大學剛畢業，很多人還沒結婚，一幫同學一到星期天就上我外婆家蹭飯。到現在，我媽那些都七十多歲了的同學看見我還跟我說：“孟非啊，你外婆做的菜太好吃了。”我媽的這些同學周末來外婆家蹭飯，一直持續了很多年，直到他們陸續結婚。
外婆家平常就她和外公兩個人，非常省吃儉用。外公在高幹招待所上班，經常不在家住，所以他的糧票、油票、副食票就都省下來了，這樣每次我媽的同學們來，才有一大桌好吃好喝的。
2、老實巴交的外公
我外公是一個善良且寡言少語的人，我現在都記不清他曾經跟我說過的話。可這麽善良老實的一個人卻偏偏長了特別兇的一張臉，還有一副大嗓門兒。因為文化程度低，表達有障礙，容易著急，一張嘴就是一嗓子，很嚇人，院子裏的小孩兒大多都怕他。
外公是常州武進人，本來是做金銀首飾的工匠，抗戰爆發後，老百姓往內地撤，在逃難的路上外公認識了外婆，然後就結伴兒逃難到了重慶。當年漂亮的外婆之所以嫁給外公，也是因為窮，當年我外婆姐妹兩個，妹妹被抱到了別人家養。
一個外地人來到重慶，那時候也沒地方讓外公繼續靠做首飾的手藝謀生了，老實巴交的外公就在一個飯店當服務員，後來西南局進駐重慶辦公，外公又在西南局的高幹招待所當服務員。其實當時外公有個遠房親戚混得不錯，開了個比較大的飯館，就在解放碑，但是外公沒有去投奔他，而是靠自己賺錢養家餬口。經常聽外婆迴憶說，外公在西南局的招待所經常可以見到賀龍、陳毅、鄧小平這些大人物，據說，外公還和周恩來的一個侄子有些交往，但當時並不知道他和周恩來的關係。
外婆跟我說，那個年代，想在重慶出人頭地、過得比別人好，隻有兩條路：要麽跟政府的人混，要麽跟袍哥混。袍哥是重慶特有的江湖文化。當時重慶盛行一種民間幫會組織，叫袍哥會，裏頭的成員被稱作袍哥。當時的重慶人甭管是幹什麽的，即便是擦皮鞋、飯店跑堂的，隻要跟袍哥沾上邊兒，就能混出頭來。但是外婆總是跟我說：“你外公，又不跟政府搞在一起，袍哥也不沾，就是老老實實地一個人拚搏。”
很多人會習慣性地認為，兒時生活在“母係氏族”裏的孩子，性格中很可能會出現諸如膽小、軟弱等缺陷，但是我自認為好像沒有。也有很多人認為，父母離異的孩子的性格會有缺陷。在我十幾歲的時候，也就是所謂的青春期吧，父母離婚了。其實我整個少年時代都是在父母冷戰的氣氛中度過的—他們從我小學四年級時就開始冷戰，到我高中畢業才離婚—這麽多年的家庭矛盾，確實給我帶來了痛苦和陰影，但我自己覺得我的性格似乎也沒什麽障礙，人格似乎也挺健全的。所以我在《非誠勿擾》節目中，一聽有些人動輒說不找單親家庭的，單親家庭出來的孩子會怎麽樣怎麽樣，我就覺得這種想法很多時候都是人雲亦雲的想當然的結果。
第四章 我的外婆（二）
3、扛電影膠片機的老爸
我父母是北京廣播學院的同學，一九五九級的。那時候北廣剛建校，他們算是新中國廣播電視界的“黃埔一期”。一九六三年畢業後，他們分居兩地，父親被分配到西安，母親被分配到重慶。
父親被分到西安後參與了創建西安電視台，也就是現在的陝西電視台的前身，據說當時參與建台的總共隻有七個人。母親被分到了重慶人民廣播電台，小時候，我就住在電台的宿舍區裏，到了周末就去重慶日報社家屬區看外公外婆。
外婆年輕時很漂亮，我媽也繼承了她的長相，聽說當年我媽還是北廣的校花。一開始我以為隻是別人隨口的奉承話，後來碰到很多我父母的同學，那幫老頭老太太都這麽說，我就相信了。當年在北廣，我爸媽戀愛的消息傳出後，其他同學都感到很意外。據說當初追我媽的人挺多，其中有條件相當不錯的，但她最終和家庭出身不好但學習成績不錯的我爸走到了一起。在當時，他們是典型的兩個不同階級的年輕人的結合，留給了周圍人太多的不解。現在想起來，我覺得在那個年代，他們對愛情有著比較純粹的追求，我媽又屬於當時的“文藝青年”，胸懷“進步思想”，所以和我爸走到了一起。聽說，他們那個班裏最後結婚了的有好幾對兒。
當初他們走到一起是有很大阻力的，來自兩個家庭的阻力，按當時的話說叫“來自兩個階級”。
我爺爺是小資本家，在那個年代，家庭成分不好，但是我父親成績不錯，做人也低調，加上那時“文革”還沒開始，所以考上了大學。父親家的親戚們對過去還是挺在乎的，我到爺爺奶奶那裏去的時候，叔叔姑媽們偶爾講起過去，多多少少流露出了對沒落大家族的懷念—以前還不敢多懷念，改革開放之後就越發懷念了。雖然爺爺家也不是多大的豪門旺族，但是在叔叔姑媽們的感情世界裏，卻飽含了對昔日輝煌的留戀，並很願意把它放大—因為改革開放之後他們沒有一個混得特別好的，基本上都在工廠裏。
而我外公外婆是窮苦出身，他們打心眼裏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所以，家裏誰要是敢在他們麵前議論時政、說一點兒“非主旋律”的話，外婆立馬就翻臉。我年少輕狂時不知道因為這個被外婆罵過多少次。
於是，一邊是舊社會的小資產階級，一邊是舊社會的底層勞苦大眾，當我父母要結婚的消息傳到兩個家庭時，可想而知會遭到怎樣的反對。反對得比較激烈的是我外婆，這也為我父母的婚姻埋下了隱患。
我父母一個被分到了西安，一個被分到了重慶。那個年代有很多夫妻都有過類似這樣的大學畢業後分居兩地的經歷。那時想調動工作，尤其是跨省調動，非常困難。他們經過幾年的不懈努力，先是在西安團聚，最後才一起調迴到南京，因為我爺爺奶奶都在南京—雖然折騰了兩次，但最後能到一起，很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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