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慶，街坊鄰居真的就跟親戚一樣。我舉家搬遷離開重慶的時候，很多老鄰居一家老小都到碼頭來送別，直到今天想起這一幕，都讓我熱淚盈眶。不光如此，長大之後每次我迴重慶，離開的時候總還有過去的小夥伴送我。
二〇一一年春天迴重慶，幫我張羅吃飯的是小時候和我一塊長大的重慶日報社的唐彤東。他問我都要叫誰，我說把小時候在一塊兒玩兒的朋友都叫上吧，有很多人真的想不起來了，畢竟快三十年了。後來男男女女一口氣兒來了有兩桌。見麵之後，他們挨個兒幫我恢復記憶，這個問“你不記得我了”，那個說“我是誰誰誰”。這麽介紹了一輪過後，我突然想起在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有一個比我大幾歲的男孩兒，鬧著玩兒的時候把我腦袋打出了血，害得我第二天就發燒了。我記得他叫杜波。我順口講了這件事，眾人皆笑，桌上的人就告訴我，杜波調到北京工作了。巧的是，當時杜波的妹妹在桌上。不一會兒，杜波就從北京打電話來了，他在電話裏大笑：“這點兒破事兒你還記得啊？我以為你都忘了。”
替我張羅這頓火鍋的東哥在報社廣告部工作，所以晚報、晨報的記者加攝影來了一堆人。一個年輕記者說，提點兒問題拍點兒照吧？東哥在邊上嚷嚷：“快點兒問，快點兒問，我們吃飯呢。”那個記者很配合地說：“好好好，我抓緊。”之後攝影記者在一旁一個勁兒拍，東哥又說：“你們有完沒完，差不多就行了！”我有點兒過意不去，就說：“來都來了，又是自家人，讓他們問唄。”東哥這才沒再催促—其實人都是他叫來的，還一個勁兒催人家“差不多就行了”。
這些都是我小時候的夥伴們，可愛、真摯、重情義，跟他們的感情，也是我在重慶永遠無法割捨的情誼。第二天我在機場翻報紙看到，頭天晚上我們這頓飯的內容和照片，重慶的報紙出了一個整版。
不僅重慶的朋友對我好，就連重慶的媒體也透著對我的格外厚愛。七八年前，江蘇台還沒有《非誠勿擾》欄目的時候，我在《南京零距離》做新聞主播，那個欄目隻在江蘇播出，所以有關我的報導基本上都隻在江蘇的媒體上，而江蘇之外的媒體好像就隻有重慶的報紙了。他們曾經大篇幅介紹過我的事情，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他們認為這人是重慶出去的，感情使然。
前年我媽到重慶陪我外婆住了一段時間，那是《非誠勿擾》欄目剛火起來的時候，不知道哪個記者打聽到我外婆是重慶日報社的老員工，還住在報社裏，於是找到我外婆家。我媽和我外婆倆老太太加在一起一百六十多歲了，被找上門來的記者嚇到了。記者問了很多，還逼著老太太把我小時候的照片翻出來。之後還問，孟非小時候住哪兒？我媽告訴他們，住在報社山頂上那棟灰色的筒子樓裏。於是記者們又找到那棟舊房子（現在住著民工）拍了一通。
第二天重慶的報紙刊登了這篇報導，我住過的那棟灰色筒子樓照片下麵配的文字說明是“當今中國最紅的主持人住過的地方”。一個很有正義感的朋友看到報導後打電話給我，義憤填膺地說：“他們就不能等你死了之後再這麽寫嗎？”我誠惶誠恐地解釋：家鄉人、家鄉人嘛！
第二章 童年
多年之後迴想我的童年，隻有在重慶的十二年是最無邪又無憂的日子。
1、大人們在聊些什麽
我的童年正趕上“文革”尾聲，當時大人們的所作所為，給我留下了神秘的印象。有這樣一幕場景經常出現，至今我仍印象深刻。
那時我父母的幾個同學和同事經常在黃阿姨家聚會。我和我哥，還有黃阿姨家的兩個孩子，被他們放在蚊帳裏，看他們在昏黃的燈光下談啊談啊，也不知道在談什麽，一談就到深夜。我們對此十分好奇，但是再怎麽努力也聽不清，更聽不懂，也聽不了那麽晚，總是在蚊帳裏躺成一排迷迷糊糊就睡著了。等我睡了一覺起來撒尿，總是看見昏暗的燈光下，他們抽菸抽得整個屋子迷霧繚繞，捧著杯茶，還在燈下不斷地說著什麽。
那是一九七六年，“文革”末期，那批知識分子，為動盪的國家那充滿變數的未來而憂心忡忡。他們什麽也做不了，隻能一晚一晚地聚在一起，相互取暖。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大多有著這樣的經歷，也算“位卑未敢忘憂國”吧。
雖然是孩子，但是那個年代我們也並非完全是看客。一九七六年，周恩來、毛澤東相繼去世，我們這幫孩子參加了悼念活動。就是在我那時生活的重慶人民廣播電台大院裏，所有人都哭得死去活來，親爹死了都沒那麽哭過。我媽和她那些同事眼睛都哭得腫成了桃子。我們小孩兒不明白是怎麽迴事兒，但看見大人們都哭了，心裏也感到害怕。雖然知道是牆上掛著的相片裏的毛主席、周總理死了，但還是不明白為什麽大人們一個個都哭成那樣，也不敢問。
我們被組織去疊小白花，追悼會上要用的，而且要用很多。我們就拚命地疊啊疊啊。我清楚地記得，追悼會上哀樂一起，旁邊所有默哀的大人先是眼淚吧嗒吧嗒往下掉，然後幾百人一起放聲痛哭，把我們這些小孩兒全都嚇到了，後來我們也哭了起來，是真哭—是被大人們的哭聲嚇的。當時在孩子裏頭我還算年齡大點兒的，現在迴想起來，自己當時的表現還是比較淡定的。
那個年代有著太多的狂熱，而這些狂熱結束的那一幕，卻意外地牢牢刻在了我童年的記憶裏。那天放學後，孩子們都和往常一樣迴家了，可很快又都迴到院子裏，因為大人都不在家，而且不知去向。
我們沒心沒肺地繼續在院子裏玩兒，院子很大，山上山下的，一直玩到天快黑了，肚子都餓了，也沒有誰家的大人迴來。我們急了，到處打聽，最後在傳達室那裏聽說所有的人都在大禮堂裏開會。我們一群孩子馬上奔到大禮堂，發現門口有解放軍站崗，不讓我們進。沒辦法，我們就坐在門口等啊等啊，等了很久很久，大人們終於陸續出來了。奇怪的是，那天見到的所有人，不分男女，不分年紀，不分級別，都紅光滿麵、滿口酒氣，嗓門兒特別大。他們相互握手、擁抱，顯得興奮無比—他們中竟然沒有一個人想起自己家裏的孩子沒人管，還沒吃飯。
後來我才知道，那天下午傳來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所有單位在傳達這個消息後都大擺“團結宴”。所有中國人在那天可能都喝酒了，而且很可能都喝醉了。因為那天意味著，十年“文革”結束了。
2、江邊的小學校
一九七七年，我上小學了—重慶解放西路第二十五小學。學校一麵臨街，和重慶日報社隔街相望，另一麵是“滾滾長江東逝水”。學校不大，沒有一間教室的窗戶玻璃是完整的，它們早在武鬥的時候就被打得千瘡百孔、滿目瘡痍。到了冬天，風嗖嗖地透過碎玻璃往教室裏刮，江邊有多冷，教室裏就有多冷。
“文革”剛結束那時，老師打學生是天經地義的。我在班上很調皮，所以老師經常教訓我，把我的手打得腫起老高，連筷子都拿不住。有一次，我都忘了是出於什麽原因，數學老師拿著尺子追著我打，我就圍著教室狂跑，全班同學都笑瘋了，站在桌上拍著巴掌吶喊加油。這幕情景，後來我在講述這個時期的工讀學校的電影裏看到過。更過分的是，那時候在學校幹了壞事兒，除了挨打還得挨餓。
</br>
二〇一一年春天迴重慶，幫我張羅吃飯的是小時候和我一塊長大的重慶日報社的唐彤東。他問我都要叫誰，我說把小時候在一塊兒玩兒的朋友都叫上吧，有很多人真的想不起來了，畢竟快三十年了。後來男男女女一口氣兒來了有兩桌。見麵之後，他們挨個兒幫我恢復記憶，這個問“你不記得我了”，那個說“我是誰誰誰”。這麽介紹了一輪過後，我突然想起在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有一個比我大幾歲的男孩兒，鬧著玩兒的時候把我腦袋打出了血，害得我第二天就發燒了。我記得他叫杜波。我順口講了這件事，眾人皆笑，桌上的人就告訴我，杜波調到北京工作了。巧的是，當時杜波的妹妹在桌上。不一會兒，杜波就從北京打電話來了，他在電話裏大笑：“這點兒破事兒你還記得啊？我以為你都忘了。”
替我張羅這頓火鍋的東哥在報社廣告部工作，所以晚報、晨報的記者加攝影來了一堆人。一個年輕記者說，提點兒問題拍點兒照吧？東哥在邊上嚷嚷：“快點兒問，快點兒問，我們吃飯呢。”那個記者很配合地說：“好好好，我抓緊。”之後攝影記者在一旁一個勁兒拍，東哥又說：“你們有完沒完，差不多就行了！”我有點兒過意不去，就說：“來都來了，又是自家人，讓他們問唄。”東哥這才沒再催促—其實人都是他叫來的，還一個勁兒催人家“差不多就行了”。
這些都是我小時候的夥伴們，可愛、真摯、重情義，跟他們的感情，也是我在重慶永遠無法割捨的情誼。第二天我在機場翻報紙看到，頭天晚上我們這頓飯的內容和照片，重慶的報紙出了一個整版。
不僅重慶的朋友對我好，就連重慶的媒體也透著對我的格外厚愛。七八年前，江蘇台還沒有《非誠勿擾》欄目的時候，我在《南京零距離》做新聞主播，那個欄目隻在江蘇播出，所以有關我的報導基本上都隻在江蘇的媒體上，而江蘇之外的媒體好像就隻有重慶的報紙了。他們曾經大篇幅介紹過我的事情，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他們認為這人是重慶出去的，感情使然。
前年我媽到重慶陪我外婆住了一段時間，那是《非誠勿擾》欄目剛火起來的時候，不知道哪個記者打聽到我外婆是重慶日報社的老員工，還住在報社裏，於是找到我外婆家。我媽和我外婆倆老太太加在一起一百六十多歲了，被找上門來的記者嚇到了。記者問了很多，還逼著老太太把我小時候的照片翻出來。之後還問，孟非小時候住哪兒？我媽告訴他們，住在報社山頂上那棟灰色的筒子樓裏。於是記者們又找到那棟舊房子（現在住著民工）拍了一通。
第二天重慶的報紙刊登了這篇報導，我住過的那棟灰色筒子樓照片下麵配的文字說明是“當今中國最紅的主持人住過的地方”。一個很有正義感的朋友看到報導後打電話給我，義憤填膺地說：“他們就不能等你死了之後再這麽寫嗎？”我誠惶誠恐地解釋：家鄉人、家鄉人嘛！
第二章 童年
多年之後迴想我的童年，隻有在重慶的十二年是最無邪又無憂的日子。
1、大人們在聊些什麽
我的童年正趕上“文革”尾聲，當時大人們的所作所為，給我留下了神秘的印象。有這樣一幕場景經常出現，至今我仍印象深刻。
那時我父母的幾個同學和同事經常在黃阿姨家聚會。我和我哥，還有黃阿姨家的兩個孩子，被他們放在蚊帳裏，看他們在昏黃的燈光下談啊談啊，也不知道在談什麽，一談就到深夜。我們對此十分好奇，但是再怎麽努力也聽不清，更聽不懂，也聽不了那麽晚，總是在蚊帳裏躺成一排迷迷糊糊就睡著了。等我睡了一覺起來撒尿，總是看見昏暗的燈光下，他們抽菸抽得整個屋子迷霧繚繞，捧著杯茶，還在燈下不斷地說著什麽。
那是一九七六年，“文革”末期，那批知識分子，為動盪的國家那充滿變數的未來而憂心忡忡。他們什麽也做不了，隻能一晚一晚地聚在一起，相互取暖。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大多有著這樣的經歷，也算“位卑未敢忘憂國”吧。
雖然是孩子，但是那個年代我們也並非完全是看客。一九七六年，周恩來、毛澤東相繼去世，我們這幫孩子參加了悼念活動。就是在我那時生活的重慶人民廣播電台大院裏，所有人都哭得死去活來，親爹死了都沒那麽哭過。我媽和她那些同事眼睛都哭得腫成了桃子。我們小孩兒不明白是怎麽迴事兒，但看見大人們都哭了，心裏也感到害怕。雖然知道是牆上掛著的相片裏的毛主席、周總理死了，但還是不明白為什麽大人們一個個都哭成那樣，也不敢問。
我們被組織去疊小白花，追悼會上要用的，而且要用很多。我們就拚命地疊啊疊啊。我清楚地記得，追悼會上哀樂一起，旁邊所有默哀的大人先是眼淚吧嗒吧嗒往下掉，然後幾百人一起放聲痛哭，把我們這些小孩兒全都嚇到了，後來我們也哭了起來，是真哭—是被大人們的哭聲嚇的。當時在孩子裏頭我還算年齡大點兒的，現在迴想起來，自己當時的表現還是比較淡定的。
那個年代有著太多的狂熱，而這些狂熱結束的那一幕，卻意外地牢牢刻在了我童年的記憶裏。那天放學後，孩子們都和往常一樣迴家了，可很快又都迴到院子裏，因為大人都不在家，而且不知去向。
我們沒心沒肺地繼續在院子裏玩兒，院子很大，山上山下的，一直玩到天快黑了，肚子都餓了，也沒有誰家的大人迴來。我們急了，到處打聽，最後在傳達室那裏聽說所有的人都在大禮堂裏開會。我們一群孩子馬上奔到大禮堂，發現門口有解放軍站崗，不讓我們進。沒辦法，我們就坐在門口等啊等啊，等了很久很久，大人們終於陸續出來了。奇怪的是，那天見到的所有人，不分男女，不分年紀，不分級別，都紅光滿麵、滿口酒氣，嗓門兒特別大。他們相互握手、擁抱，顯得興奮無比—他們中竟然沒有一個人想起自己家裏的孩子沒人管，還沒吃飯。
後來我才知道，那天下午傳來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所有單位在傳達這個消息後都大擺“團結宴”。所有中國人在那天可能都喝酒了，而且很可能都喝醉了。因為那天意味著，十年“文革”結束了。
2、江邊的小學校
一九七七年，我上小學了—重慶解放西路第二十五小學。學校一麵臨街，和重慶日報社隔街相望，另一麵是“滾滾長江東逝水”。學校不大，沒有一間教室的窗戶玻璃是完整的，它們早在武鬥的時候就被打得千瘡百孔、滿目瘡痍。到了冬天，風嗖嗖地透過碎玻璃往教室裏刮，江邊有多冷，教室裏就有多冷。
“文革”剛結束那時，老師打學生是天經地義的。我在班上很調皮，所以老師經常教訓我，把我的手打得腫起老高，連筷子都拿不住。有一次，我都忘了是出於什麽原因，數學老師拿著尺子追著我打，我就圍著教室狂跑，全班同學都笑瘋了，站在桌上拍著巴掌吶喊加油。這幕情景，後來我在講述這個時期的工讀學校的電影裏看到過。更過分的是，那時候在學校幹了壞事兒，除了挨打還得挨餓。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