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也是,要不是追那包檔案,井下會出那麽大事故?正好總局來人。嗨!要不政委的角兒就是他的了!”葉濤有點為王鐵頭惋惜。


    “不見得!”老解搖著頭說,“論鬥心眼他可不是麻判官的個兒。走吧!還是走了好!哪能老是借別人的牙活著?惹不起,躲得起,避避嫌疑吧!”


    他一邊說,一邊意味深長地看著小金花鼠。小東西忽然停止搬運,抬起腦袋,呲了呲雪白的小牙。


    後記new


    鐵柵欄後,為關押改造“社會渣滓”的地方,向來有點恐怖神秘。這裏蘊藏著許多血、淚、恩、仇,每一個囚都有一個故事。但是發掘它們卻不太容易:即使拿了介紹信,有權威人士陪同,那些囚們疑慮重重,未必肯把心裏話掏出來。


    1957年以後,我一個跟鬥跌進這裏。那一年,我和從維熙結婚不久,小兒子剛出世。一夜之間,兩個人由黨報記者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因為當時有條定律:“黨員領導便是黨,凡對這些人不滿便是反黨。”並且演繹到翻老帳,把五七年前的言論也找出來上綱上線細細分析批判。我在早春二月之際正在坐月子,沒有參加鳴放,材料不夠,某些人把我在1955年的一首打油詩翻了出來。詩曰:


    “大老官兒坐小汽車,


    小老官兒坐大汽車,


    沒有車坐的吃灰。”


    當年汽車不多,能坐車的多半有點身份,不像現在計程車滿街跑。所以我這詩算“惡毒攻擊”,以此為主搭配上幾條,先是戴上右派帽子下放農村,後來我們不識相,又對“三麵紅旗”嘀嘀咕咕,於是雙雙勞動教養,成了囚。


    好像男性在當右派這方麵也比女性“跑得快。——男右派成百上千,到了囹圄之中,居然能夠獨立成營。女右派的數目就差遠了,單獨關押有悖精簡節約的原則,隻能跟刑事犯關在一起。因此我不用開介紹信辦手續,便“體驗”了正宗的“笆籬子”生活。“體驗”的期限一直到1978年落實政策,占了我這一輩子最寶貴的二十年。


    作為一個女囚,滋味當然好不了,尤其是跟各種“渣滓”在一起,這措施本身就是一種刑罰。我們這些既不會打又不會罵的犯“腦袋瓜”罪惡者,隻能被刑事犯當作“修理”的對象。不過由於是其中的一員,也就看到聽到許多悲慘的故事。這是一個記者在蜻蜓點水的採訪中無法接觸的。


    這幾篇小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它們是開在地獄邊緣的小花,也算百花叢中的一枝,也許可以調劑一下大紅大紫的熱鬧,增添一些冷色。我寫這些故事,沒有任何意圖,不打算說教。隻想告訴讀者:這片黃土地上曾經有過這些人,發生過這些事。因為是小說,經過加工,人物、地點、時空都已虛構倒錯,望勿認真。雪泥鴻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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