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在黎阮兩朝達到鼎盛。1884年法國占領越南，實行殖民統治，廢止漢文、喃文和科舉製度，推行法文和拉丁化越文。這樣儒學與漢文化的傳統被割斷。但是由於兩千年傳統的影響，許多人心向儒學，在法國占領之後仍在學習、研究它，一些大儒寫出研究專著，表達抗法復越的思想。
日本與中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它也同朝鮮、越南一樣，很早便輸入了儒家學說，並深受其影響。關於儒學傳入日本，大體有兩種說法，其一是說，秦始皇時代，徐福以赴東瀛采長生不老藥為名，帶數百名童男童女到日本，可能隨船帶有儒家典籍。另一個說法則是公元285年，百濟使者薦博士王仁到日本獻《論語》、《千字文》。此事中日史書均有記載。當時日本正處在原始社會向奴隸製社會過渡的階段，有家族製度，但還沒有與之相適應的宗法等級思想和倫理道德觀念，需要文字但還沒有文字。《論語》一書從載體(漢字)到內容，都非常適合日本的需要。於是儒學就與漢字一起在日本土地上生了根。不過在王仁到日本之後的二三百年間，儒學教學僅僅在皇子和王公大臣中進行，影響尚不普及。
公元7世紀的日本列島上，皇權與代表氏族製度的舊貴族矛盾日益尖銳。為加強皇權，聖德太子於公元604年製定17條憲法，除第二條要求篤敬佛家三寶之外，其他各條皆為儒家信條，主要是忠、信、仁、禮。“國非二君，民無兩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第12條)“無忠於君，無仁於民，是大亂之本。”(第六條)“信是義本，……君臣共信，何事不成!”(第九條)“君臣有禮，位次不亂;百姓有禮，國家自治。”(第四條)646年孝德天皇在曾長期留華的對隋唐社會、政治、文化、思想均有深刻了解的日本大儒南淵請安等人幫助下實行“大化改新”，廢除了舊貴族私有部民製，按唐朝的榜樣，建立中央集權的專製政體，使日本成為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大一統的封建國家。聖德太子執政後，特別是大化改新後，日本不斷向中國派遣使節——遣隋使、遣唐使，和大批留學生、學問僧，學習儒家經典，搜求儒家書籍。並在首都設大學寮，在地方設國學，推進漢文化主要是儒學教育。
在奈良時期(公元710—794年)和平安時期(公元794—1192年)統治者雖垂青佛教，但從未放鬆推進儒教，他們明白精神解脫要靠佛教，但治國安民非儒術不可。除繼續派留學生，進口、印製儒書，加強大學寮的管理外，特別注意將三綱五常和忠、孝、禮的觀念灌輸到民間，而孝是重點。孝謙天皇曾下詔說，孝是各種德行的基礎和治國安民之道。要求每家每戶都要有《孝經》，經常背誦實行。歷代天皇對孝子順孫都給予各種獎勵。日本雖無科舉製度，但朝廷規定，政府官員一定要從修習仁、義、禮、智、信的人中選拔，根據其素質與程度委以官職。這種做法對儒風的振起有絕大影響，其作用不下於科舉。在奈良、平安兩朝，孔子的地位日益提高，公元701年開始祭孔，768年尊孔子為文宣王，親王以下百官都參加釋奠，典禮過後到大學寮聽講儒經，或由天皇召博士入宮講經。當時崇唐之風十分盛行，遣唐使、留學生仰慕盛唐文化，許多人長期留唐，遊學、做官甚至娶妻生子，終身不返。迴到日本的也與眾不同，戴唐式冠，穿唐式衣，吟唐詩，說唐話，意氣揚揚，唐味十足。慕唐達到頂點之後便走向反麵，有識之士提出“和魂漢才”，即借鑑中國文化發展日本民族文化，而不是事事模仿。平安中期以後，停派遣唐使，努力擺脫唐風，逐漸發展出獨具特色的日本文化。但這並不意味儒學的停滯。相反，儒學在日本化之後得到新的發展。
1192年之後，日本進入幕府時代，天皇大權旁落，幕府將軍實行獨裁統治。將軍、大名、武士組成的等級製的武士地主階級，控製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權和土地。他們的理論家適應當時的需要，取儒家的忠、勇、信、禮、義、廉、恥等觀念和佛家不念生死的思想，加工形成武士道德或武士道精神。由於儒家思想是武士道精神來源之一，所以繼續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1603年德川將軍削平群雄，建立江戶幕府，處理全國政務，管轄全國領地。一個中央集權的實行等級身份製的封建國家正式形成。從這時到明治維新的200多年間，稱為江戶時期或德川時期。這是日本封建社會高度發展的時期，也是儒學高度發展的時期。這時在日本占統治地位的，不是原始儒學，也不是漢唐經學，而是朱熹的理學。
理學早在十二三世紀便傳到日本，德川將軍統一全國之後，認為武功已到頂點，但文治還不夠，於是銳意崇儒重道。他拋棄佛教，提倡理學，重用藤原惺窩及其弟子林羅山等理學大師，讓他們講學、著書，傳播發展朱熹思想。藤原惺窩遵從朱熹的性理說，認為天地萬物皆以理為本。他批評佛家思想，使日本儒學最終擺脫禪學影響，他的弟子很多，最著名的是林羅山。林羅山心悅誠服地尊信程朱，既反對佛教，也反對耶穌教，著有《排佛論》和《排耶穌論》，反映了幕府將軍對佛的厭棄和對西方勢力的疑懼。他還大力論證日本的神道和儒教——理學的一致，使它們更好地結合起來。經過林羅山的努力，朱子學成為德川時代的官學。他本人以大儒身份侍奉過德川家四代將軍，成為幕府中重要智囊。
影響日本學術界的除朱子學以外尚有古學派、陽明學派以及水戶、折衷、考據等學派，它們都表現了與朱子學不同的思想傾向。如古學派尊信三皇、五帝、周公、孔子，認為唐以後儒學是偽學，代表被閑置的貴族和中小地主階級，反對正統官學——程朱理學。陽明學派繼承王陽明的良知說、明德說，認為整個世界及其秩序，乃至儒家倫理規範都是人心的產物。開始它作為傳播儒學的通俗方法而存在，後來形成與朱子學對立的學派。陽明學派的一些重要學者逐漸萌發出代表市民利益的平等思想，重視實踐的思想，為明治維新做了思想準備。
1868年德川幕府被推翻，政權重新迴到天皇政府。日本實行明治維新，逐漸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但日本的封建殘餘勢力頑固，因此明治初年被打擊的儒學，不久又受到當局的重視。天皇和文部省連連發布文件，要求在中小學中加強道德教育，其主要內容即忠孝仁義。成為日本教育指導原則的明治天皇《教育敕語》，簡明扼要地闡述了儒家倫理規範，以為人人遵守，可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在明治朝和明治以後，祭孔活動繼續進行，並投入大量人力財力開展儒學研究、儒家經典的翻譯出版工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儒學作為意識形態才明顯地衰落下去。
縱觀東亞三國歷史可以看到，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文化給它們帶去的是文字、高度發展的農業、手工業技術以及與儒學有直接關係的先進的哲學、倫理、政治思想和統治經驗，這一切對於這三個國家從野蠻到文明，從奴隸製向封建製的過渡，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幫助它們建設起發達的封建社會。但是自從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產生之後，儒學的作用從根本上發生了轉變，它所維護的封建關係已經過時，它本身也就變得保守。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提倡儒家倫理，滅亡朝鮮之後在朝鮮提倡尊孔重道，以及越南吳庭艷政權的鼓吹儒教，都是在利用儒學的保守麵，對抗、扼製民主、平等的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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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與中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它也同朝鮮、越南一樣，很早便輸入了儒家學說，並深受其影響。關於儒學傳入日本，大體有兩種說法，其一是說，秦始皇時代，徐福以赴東瀛采長生不老藥為名，帶數百名童男童女到日本，可能隨船帶有儒家典籍。另一個說法則是公元285年，百濟使者薦博士王仁到日本獻《論語》、《千字文》。此事中日史書均有記載。當時日本正處在原始社會向奴隸製社會過渡的階段，有家族製度，但還沒有與之相適應的宗法等級思想和倫理道德觀念，需要文字但還沒有文字。《論語》一書從載體(漢字)到內容，都非常適合日本的需要。於是儒學就與漢字一起在日本土地上生了根。不過在王仁到日本之後的二三百年間，儒學教學僅僅在皇子和王公大臣中進行，影響尚不普及。
公元7世紀的日本列島上，皇權與代表氏族製度的舊貴族矛盾日益尖銳。為加強皇權，聖德太子於公元604年製定17條憲法，除第二條要求篤敬佛家三寶之外，其他各條皆為儒家信條，主要是忠、信、仁、禮。“國非二君，民無兩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第12條)“無忠於君，無仁於民，是大亂之本。”(第六條)“信是義本，……君臣共信，何事不成!”(第九條)“君臣有禮，位次不亂;百姓有禮，國家自治。”(第四條)646年孝德天皇在曾長期留華的對隋唐社會、政治、文化、思想均有深刻了解的日本大儒南淵請安等人幫助下實行“大化改新”，廢除了舊貴族私有部民製，按唐朝的榜樣，建立中央集權的專製政體，使日本成為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大一統的封建國家。聖德太子執政後，特別是大化改新後，日本不斷向中國派遣使節——遣隋使、遣唐使，和大批留學生、學問僧，學習儒家經典，搜求儒家書籍。並在首都設大學寮，在地方設國學，推進漢文化主要是儒學教育。
在奈良時期(公元710—794年)和平安時期(公元794—1192年)統治者雖垂青佛教，但從未放鬆推進儒教，他們明白精神解脫要靠佛教，但治國安民非儒術不可。除繼續派留學生，進口、印製儒書，加強大學寮的管理外，特別注意將三綱五常和忠、孝、禮的觀念灌輸到民間，而孝是重點。孝謙天皇曾下詔說，孝是各種德行的基礎和治國安民之道。要求每家每戶都要有《孝經》，經常背誦實行。歷代天皇對孝子順孫都給予各種獎勵。日本雖無科舉製度，但朝廷規定，政府官員一定要從修習仁、義、禮、智、信的人中選拔，根據其素質與程度委以官職。這種做法對儒風的振起有絕大影響，其作用不下於科舉。在奈良、平安兩朝，孔子的地位日益提高，公元701年開始祭孔，768年尊孔子為文宣王，親王以下百官都參加釋奠，典禮過後到大學寮聽講儒經，或由天皇召博士入宮講經。當時崇唐之風十分盛行，遣唐使、留學生仰慕盛唐文化，許多人長期留唐，遊學、做官甚至娶妻生子，終身不返。迴到日本的也與眾不同，戴唐式冠，穿唐式衣，吟唐詩，說唐話，意氣揚揚，唐味十足。慕唐達到頂點之後便走向反麵，有識之士提出“和魂漢才”，即借鑑中國文化發展日本民族文化，而不是事事模仿。平安中期以後，停派遣唐使，努力擺脫唐風，逐漸發展出獨具特色的日本文化。但這並不意味儒學的停滯。相反，儒學在日本化之後得到新的發展。
1192年之後，日本進入幕府時代，天皇大權旁落，幕府將軍實行獨裁統治。將軍、大名、武士組成的等級製的武士地主階級，控製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權和土地。他們的理論家適應當時的需要，取儒家的忠、勇、信、禮、義、廉、恥等觀念和佛家不念生死的思想，加工形成武士道德或武士道精神。由於儒家思想是武士道精神來源之一，所以繼續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1603年德川將軍削平群雄，建立江戶幕府，處理全國政務，管轄全國領地。一個中央集權的實行等級身份製的封建國家正式形成。從這時到明治維新的200多年間，稱為江戶時期或德川時期。這是日本封建社會高度發展的時期，也是儒學高度發展的時期。這時在日本占統治地位的，不是原始儒學，也不是漢唐經學，而是朱熹的理學。
理學早在十二三世紀便傳到日本，德川將軍統一全國之後，認為武功已到頂點，但文治還不夠，於是銳意崇儒重道。他拋棄佛教，提倡理學，重用藤原惺窩及其弟子林羅山等理學大師，讓他們講學、著書，傳播發展朱熹思想。藤原惺窩遵從朱熹的性理說，認為天地萬物皆以理為本。他批評佛家思想，使日本儒學最終擺脫禪學影響，他的弟子很多，最著名的是林羅山。林羅山心悅誠服地尊信程朱，既反對佛教，也反對耶穌教，著有《排佛論》和《排耶穌論》，反映了幕府將軍對佛的厭棄和對西方勢力的疑懼。他還大力論證日本的神道和儒教——理學的一致，使它們更好地結合起來。經過林羅山的努力，朱子學成為德川時代的官學。他本人以大儒身份侍奉過德川家四代將軍，成為幕府中重要智囊。
影響日本學術界的除朱子學以外尚有古學派、陽明學派以及水戶、折衷、考據等學派，它們都表現了與朱子學不同的思想傾向。如古學派尊信三皇、五帝、周公、孔子，認為唐以後儒學是偽學，代表被閑置的貴族和中小地主階級，反對正統官學——程朱理學。陽明學派繼承王陽明的良知說、明德說，認為整個世界及其秩序，乃至儒家倫理規範都是人心的產物。開始它作為傳播儒學的通俗方法而存在，後來形成與朱子學對立的學派。陽明學派的一些重要學者逐漸萌發出代表市民利益的平等思想，重視實踐的思想，為明治維新做了思想準備。
1868年德川幕府被推翻，政權重新迴到天皇政府。日本實行明治維新，逐漸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但日本的封建殘餘勢力頑固，因此明治初年被打擊的儒學，不久又受到當局的重視。天皇和文部省連連發布文件，要求在中小學中加強道德教育，其主要內容即忠孝仁義。成為日本教育指導原則的明治天皇《教育敕語》，簡明扼要地闡述了儒家倫理規範，以為人人遵守，可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在明治朝和明治以後，祭孔活動繼續進行，並投入大量人力財力開展儒學研究、儒家經典的翻譯出版工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儒學作為意識形態才明顯地衰落下去。
縱觀東亞三國歷史可以看到，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文化給它們帶去的是文字、高度發展的農業、手工業技術以及與儒學有直接關係的先進的哲學、倫理、政治思想和統治經驗，這一切對於這三個國家從野蠻到文明，從奴隸製向封建製的過渡，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幫助它們建設起發達的封建社會。但是自從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產生之後，儒學的作用從根本上發生了轉變，它所維護的封建關係已經過時，它本身也就變得保守。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提倡儒家倫理，滅亡朝鮮之後在朝鮮提倡尊孔重道，以及越南吳庭艷政權的鼓吹儒教，都是在利用儒學的保守麵，對抗、扼製民主、平等的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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