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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 作者：[法]古斯塔夫·勒龐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意義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生深刻變化的詞語比比皆是。我們對它們的理解，隻能達到過去經過了漫長的努力所能達到的水平。有人曾十分正確地說，即使想正確理解"國王"和"王室"這種稱唿對我們曾祖父一輩意味著什麽，也需要做大量的研究。更為複雜的概念會出現什麽情況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此可見，詞語隻有變動不定的暫時含義，它隨著時代和民族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我們若想以它們為手段去影響群體，我們必須搞清楚某個時候群體賦予它們的含義，而不是它們過去具有的含義，或精神狀態有所不同的個人給予它們的含義。
因此，當群體因為政治動盪或信仰變化，對某些詞語喚起的形象深感厭惡時，假如事物因為與傳統結構緊密聯繫在一起而無法改變，那麽一個真正的政治家的當務之急，就是在不傷害事物本身的同時趕緊變換說法。聰明的托克維爾很久以前就說過，執政府和帝國的具體工作就是用新的名稱把大多數過去的製度重新包裝一遍，這就是說，用新名稱代替那些能夠讓群眾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稱，因為它們的新鮮能防止這種聯想。"地租"變成了"土地稅"，"鹽賦"變成了"鹽稅"，"搖役"變成了間接攤派，商號和行會的稅款變成了執照費，如此等等。
可見，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務之一，就是對流行用語，或至少對再沒有人感興趣、民眾已經不能容忍其舊名稱的事物保持警覺。名稱的威力如此強大，如果選擇得當，它足以使最可惡的事情改頭換麵，變得能被民眾所接受。泰納正確地指出，雅各賓黨人正是利用了"自由"和"博愛這種當時十分流行的說法，才能夠"建立起堪與達荷美媲美的暴政，建立起和宗教法庭相類似的審判台，幹出與古墨西哥人相差無幾的人類大屠殺這種成就"。統治者的藝術，就像律師的藝術一樣，首先在於駕馭詞藻的學問。這門藝術遇到的最大困難之一，就是在同一個社會，同一個詞對於不同的社會階層往往有不同的含義，表麵上看他們用詞相同，其實他們說著不同的語言。
在以上事例中，時間是促成詞語含義發生變化的主要因素。如果我們再考慮到種族因素，我們就會看到，在同一個時期，在教養相同但種族不同的人中間，相同的詞也經常與極不相同的觀念相對應。不是見多識廣的人，不可能理解這些差別，因此我不會糾纏在這個問題上。我隻想指出，正是群眾使用最多的那些詞，在不同的民族中有著最不相同的含義。例如今天使用如此頻繁的"民主"和"社會主義"，就屬於這種情況。
實際上，它們在拉丁民族和盎格魯一薩克遜民族中代表著十分對立的思想。在拉丁民族看來，"民主"更多地是指個人意誌和自主權要服從於國家所代表的社會的意誌和自主權。國家在日甚一日地支配著一切，集權、壟斷並製造一切。不管是激進派。社會主義者還是保皇派，一切黨派一概求助於國家。而在盎格魯一薩克遜地區，尤其是在美國，"民主"一詞卻是指個人意誌的有力發展，國家要盡可能服從這一發展，除了政策、軍隊和外交關係外，它不能支配任何事情，甚至公共教育也不例外。由此可見，同一個詞，在一個民族是指個人意誌和自主權的從屬性以及國家的優勢，而在另一個民族，卻是指個人意誌的超常發展和國家的徹底服從。
（2）幻覺
自從出現文明以來，群體便一直處在幻覺的影響之下。他們為製造幻覺的人建廟塑像，設立祭壇，超過了所有其他人。不管是過去的宗教幻覺還是現在的哲學和社會幻覺，這些牢不可破至高無上的力量，可以在我們這個星球上不斷發展的任何文明的靈魂中找到。古代巴比倫和埃及的神廟，中世紀的宗教建築，是為它們而建；一個世紀以前震撼全歐洲的一場大動盪，是為它們而發動；我們的所有政治、藝術和社會學說，全都難逃它們的強大影響。有時，人類以可怕的動亂為代價，能夠消除這些幻覺，然而他似乎註定還會讓它們死而復生。沒有它們，他不可能走出自己原始的野蠻狀態；沒有它們，他似乎很快就會重新迴到這種野蠻狀態。毫無疑問，它們不過是些無用的幻影，但是這些我們夢想中的產物，卻使各民族創造出了輝煌壯麗值得誇耀的藝術或偉大文明。
如果有人毀掉那些博物館和圖書館，如果有人把教堂前石板路上那些在宗教鼓舞下建起偽一切作品和藝術紀念物統統推倒，人類偉大的夢想還會留下些什麽呢？讓人們懷抱著那些希望和幻想吧，不然他們是活不下去的。這就是存在著諸神、英雄和詩人的原因。科學承擔起這一任務已有50年的時間，但是在渴望理想的心靈裏，科學是有所欠缺的，因為它不敢做出過於慷慨的承諾，因為它不能撒謊。
上個世紀的哲學家熱情地投身於對宗教、政治和社會幻想的破壞，我們的祖輩已在這種幻想中生活了許多世紀。他們毀滅了這些幻想，希望和順從的源泉也就隨之枯竭。幻想遭到扼殺之後，他們麵對著盲目而無聲無息的自然力量，而它對軟弱和慈悲心腸一概無動於衷。哲學不管取得了多大進步，它迄今仍沒有給群眾提供任何能夠讓他們著迷的理想。然而群眾無論付出多大的代價，他們必須擁有自己的幻想，於是他們便像趨光的昆蟲一樣，本能地轉向那些迎合他們需要的巧舌如簧者。推動各民族演化的主要因素，永遠不是真理，而是謬誤。如今社會主義為何如此強大，原因就在於它是仍然具有活力的最後的幻想。盡管存在著一切科學證據，它依然繼續發展。它的主要力量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即它的鼓吹者是那些非常無視現實，因而敢於向人類承諾幸福的人。如今，這種社會主義幻想肆虐於過去大量的廢墟之上，未來是屬於它的。群眾從來就沒有渴望過真理，麵對那些不合口味的證據，他們會拂袖而去，假如謬論對他們有誘惑力，他們更願意崇拜謬論，凡是能向他們供應幻覺的，也可以很容易地成為他們的主人，凡是讓他們幻滅的，都會成為他們的犧牲品。
（3）經驗
經驗幾乎是惟一能夠讓真理在群眾心中牢固生根、讓過於危險的幻想歸於破滅的有效手段。但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經驗必須發生在非常大的範圍內，而且得以再出現。通常，一代人的經驗對下一代人是沒多少用處的。這就是一些被當做證據引用的歷史事實達不到目的的原因。它們惟一的作用就是證明了，一種廣泛的經驗即使僅僅想成功地動搖牢固地根植於群眾頭腦中的錯誤觀點，也需要一代又一代地反覆出現。
史學家毫無疑問會把19世紀以及再早一些的年代當做一個充斥著奇異經驗的時代，任何時代都沒有做過如此多的試驗。
最宏偉的試驗就是法國大革命。發現一個社會有待於遵照純粹理性的指導，從上到下翻新一遍，這必然會導致數百萬人死於非命，讓歐洲在20年裏陷入深刻的動盪。為了用經驗向我們證明，獨裁者會讓擁戴他們的民族損失慘重，需要在50年裏來上兩次破壞性試驗。但是，雖然試驗結果明確無誤，好像仍然不那麽令人信服。第一次試驗的代價是三百萬人的性命和一次入侵，第二次試驗導致割讓領土並在事後表明了常備軍的必要性。此後幾乎還要來第三次試驗。恐怕不定哪天它肯定會發生。要想讓整個民族相信，龐大的德國軍隊並不像30年前普遍認為的那樣，隻是一支無害的國民衛隊，就必須來上一次讓我們損失慘重的戰爭。讓人認識到貿易保護會毀掉實行這種製度的民族，至少需要20年的災難性試驗。這種例子顯然不勝枚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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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詞語隻有變動不定的暫時含義，它隨著時代和民族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我們若想以它們為手段去影響群體，我們必須搞清楚某個時候群體賦予它們的含義，而不是它們過去具有的含義，或精神狀態有所不同的個人給予它們的含義。
因此，當群體因為政治動盪或信仰變化，對某些詞語喚起的形象深感厭惡時，假如事物因為與傳統結構緊密聯繫在一起而無法改變，那麽一個真正的政治家的當務之急，就是在不傷害事物本身的同時趕緊變換說法。聰明的托克維爾很久以前就說過，執政府和帝國的具體工作就是用新的名稱把大多數過去的製度重新包裝一遍，這就是說，用新名稱代替那些能夠讓群眾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稱，因為它們的新鮮能防止這種聯想。"地租"變成了"土地稅"，"鹽賦"變成了"鹽稅"，"搖役"變成了間接攤派，商號和行會的稅款變成了執照費，如此等等。
可見，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務之一，就是對流行用語，或至少對再沒有人感興趣、民眾已經不能容忍其舊名稱的事物保持警覺。名稱的威力如此強大，如果選擇得當，它足以使最可惡的事情改頭換麵，變得能被民眾所接受。泰納正確地指出，雅各賓黨人正是利用了"自由"和"博愛這種當時十分流行的說法，才能夠"建立起堪與達荷美媲美的暴政，建立起和宗教法庭相類似的審判台，幹出與古墨西哥人相差無幾的人類大屠殺這種成就"。統治者的藝術，就像律師的藝術一樣，首先在於駕馭詞藻的學問。這門藝術遇到的最大困難之一，就是在同一個社會，同一個詞對於不同的社會階層往往有不同的含義，表麵上看他們用詞相同，其實他們說著不同的語言。
在以上事例中，時間是促成詞語含義發生變化的主要因素。如果我們再考慮到種族因素，我們就會看到，在同一個時期，在教養相同但種族不同的人中間，相同的詞也經常與極不相同的觀念相對應。不是見多識廣的人，不可能理解這些差別，因此我不會糾纏在這個問題上。我隻想指出，正是群眾使用最多的那些詞，在不同的民族中有著最不相同的含義。例如今天使用如此頻繁的"民主"和"社會主義"，就屬於這種情況。
實際上，它們在拉丁民族和盎格魯一薩克遜民族中代表著十分對立的思想。在拉丁民族看來，"民主"更多地是指個人意誌和自主權要服從於國家所代表的社會的意誌和自主權。國家在日甚一日地支配著一切，集權、壟斷並製造一切。不管是激進派。社會主義者還是保皇派，一切黨派一概求助於國家。而在盎格魯一薩克遜地區，尤其是在美國，"民主"一詞卻是指個人意誌的有力發展，國家要盡可能服從這一發展，除了政策、軍隊和外交關係外，它不能支配任何事情，甚至公共教育也不例外。由此可見，同一個詞，在一個民族是指個人意誌和自主權的從屬性以及國家的優勢，而在另一個民族，卻是指個人意誌的超常發展和國家的徹底服從。
（2）幻覺
自從出現文明以來，群體便一直處在幻覺的影響之下。他們為製造幻覺的人建廟塑像，設立祭壇，超過了所有其他人。不管是過去的宗教幻覺還是現在的哲學和社會幻覺，這些牢不可破至高無上的力量，可以在我們這個星球上不斷發展的任何文明的靈魂中找到。古代巴比倫和埃及的神廟，中世紀的宗教建築，是為它們而建；一個世紀以前震撼全歐洲的一場大動盪，是為它們而發動；我們的所有政治、藝術和社會學說，全都難逃它們的強大影響。有時，人類以可怕的動亂為代價，能夠消除這些幻覺，然而他似乎註定還會讓它們死而復生。沒有它們，他不可能走出自己原始的野蠻狀態；沒有它們，他似乎很快就會重新迴到這種野蠻狀態。毫無疑問，它們不過是些無用的幻影，但是這些我們夢想中的產物，卻使各民族創造出了輝煌壯麗值得誇耀的藝術或偉大文明。
如果有人毀掉那些博物館和圖書館，如果有人把教堂前石板路上那些在宗教鼓舞下建起偽一切作品和藝術紀念物統統推倒，人類偉大的夢想還會留下些什麽呢？讓人們懷抱著那些希望和幻想吧，不然他們是活不下去的。這就是存在著諸神、英雄和詩人的原因。科學承擔起這一任務已有50年的時間，但是在渴望理想的心靈裏，科學是有所欠缺的，因為它不敢做出過於慷慨的承諾，因為它不能撒謊。
上個世紀的哲學家熱情地投身於對宗教、政治和社會幻想的破壞，我們的祖輩已在這種幻想中生活了許多世紀。他們毀滅了這些幻想，希望和順從的源泉也就隨之枯竭。幻想遭到扼殺之後，他們麵對著盲目而無聲無息的自然力量，而它對軟弱和慈悲心腸一概無動於衷。哲學不管取得了多大進步，它迄今仍沒有給群眾提供任何能夠讓他們著迷的理想。然而群眾無論付出多大的代價，他們必須擁有自己的幻想，於是他們便像趨光的昆蟲一樣，本能地轉向那些迎合他們需要的巧舌如簧者。推動各民族演化的主要因素，永遠不是真理，而是謬誤。如今社會主義為何如此強大，原因就在於它是仍然具有活力的最後的幻想。盡管存在著一切科學證據，它依然繼續發展。它的主要力量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即它的鼓吹者是那些非常無視現實，因而敢於向人類承諾幸福的人。如今，這種社會主義幻想肆虐於過去大量的廢墟之上，未來是屬於它的。群眾從來就沒有渴望過真理，麵對那些不合口味的證據，他們會拂袖而去，假如謬論對他們有誘惑力，他們更願意崇拜謬論，凡是能向他們供應幻覺的，也可以很容易地成為他們的主人，凡是讓他們幻滅的，都會成為他們的犧牲品。
（3）經驗
經驗幾乎是惟一能夠讓真理在群眾心中牢固生根、讓過於危險的幻想歸於破滅的有效手段。但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經驗必須發生在非常大的範圍內，而且得以再出現。通常，一代人的經驗對下一代人是沒多少用處的。這就是一些被當做證據引用的歷史事實達不到目的的原因。它們惟一的作用就是證明了，一種廣泛的經驗即使僅僅想成功地動搖牢固地根植於群眾頭腦中的錯誤觀點，也需要一代又一代地反覆出現。
史學家毫無疑問會把19世紀以及再早一些的年代當做一個充斥著奇異經驗的時代，任何時代都沒有做過如此多的試驗。
最宏偉的試驗就是法國大革命。發現一個社會有待於遵照純粹理性的指導，從上到下翻新一遍，這必然會導致數百萬人死於非命，讓歐洲在20年裏陷入深刻的動盪。為了用經驗向我們證明，獨裁者會讓擁戴他們的民族損失慘重，需要在50年裏來上兩次破壞性試驗。但是，雖然試驗結果明確無誤，好像仍然不那麽令人信服。第一次試驗的代價是三百萬人的性命和一次入侵，第二次試驗導致割讓領土並在事後表明了常備軍的必要性。此後幾乎還要來第三次試驗。恐怕不定哪天它肯定會發生。要想讓整個民族相信，龐大的德國軍隊並不像30年前普遍認為的那樣，隻是一支無害的國民衛隊，就必須來上一次讓我們損失慘重的戰爭。讓人認識到貿易保護會毀掉實行這種製度的民族，至少需要20年的災難性試驗。這種例子顯然不勝枚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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