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上旬,他親往各工段查驗,細心體察,諮訪研求河工形勢和工程質量。對於辦理不力的屬吏,嚴行紀律。一次,林則徐來到钜嘉訊,發現河工緊急之時,該汛主簿徐恂督工不認真,河床被挖得東深西淺,這樣日久會發生淤積,致使河身變窄,他“力振因循,破除情麵 ”,遂將徐恂摘去頂戴,並視督補情況,決定去留。


    2月下旬,林則徐前往河南東部黃河兩岸,挨次查驗河防各廳的料垛, 細心拆驗,“周曆履勘,總於每垛夾檔之中逐一穿行,量其高寬丈尺,相其新舊虛實,有鬆即抽,有疑即拆,按束以稱斤,無一垛不量,亦無一廳不拆 ”。在蘭儀廳蔡家樓,他發現垛底有潮濕之料,立即將該廳同知於卿保撤任,並要他賠補損失。


    3月8日,林則徐正在上南廳查驗,忽接稟報,虛城上訊十六堡底廠存秸56垛失火被燒,立即下令商虞廳補齊秸垛,不得燒多補少,或借察浮銷,並於20日趕到現場視察,處分了監宋的委員、兵丁。


    在查驗黃河兩岸河務的過程中,林則徐即留意鑽研治理黃河的辦法,初步形成改黃河由千乘即利津河入海。


    林則徐嚴守職責,多次受到道光帝的眷顧,稱他辦事得力,“向來河工查驗料垛,從未有如此認真者”,又說 :“動則如此勤勞,弊自絕矣。作官皆當如是,何工尤當如是。籲!若是者鮮矣 ”。道光帝這樣的隆寵,在當時的臣僚中是不多見的,林則徐感激涕零,決心做清廷的良臣廉吏。


    1832年3月24日,林則徐在河南歸河廳查驗料垛之際,接到補授江蘇巡撫的諭令。他的心情矛盾交織,既高興,“知荷聖慈體恤,俾得離去河幹 ”,又擔憂,“三吳事會之難, 甲於直省,才輕任巨 ”。但在江蘇任過按察使、布政使,地方上的水旱頻仍,經濟殘破,官場腐敗,民生凋敝,深深印在他的腦海中,因此,他對於擔任巡撫一職,憂心忡忡。傳說林則徐每每聽到貪贓枉法之事,經常要大發脾氣。到職後,為了克製自己的卞急性格,曾手書“製怒”兩字,懸於聽事之堂。


    林則徐自河南入蘇北,耳聞目睹饑饉瘟疫造成的淒涼情景,正思索著如何收拾這個殘局時,意想不到又出現一起英國人胡夏米駕船竄泊江南羊山洋的事件,他不得不把它當作到任的第一件大事加以緊急處理。


    胡夏米是廣東英國鴉片販子對華航線船舶投資人兼英國國內貨物經銷商人的化名,此次於2月26日從澳門出發, 北上偵察中國沿海港口虛實, 為打開中國大門竊取情報。胡夏米的偵察航行是在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專製遭到越來越大的國內壓力的背景下進行的, 它無疑是英國大舉侵華的一個前奏。 清朝君臣防範、驅逐胡夏米船,是從傳統的排外政策為出發點的,實際上他們對外國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根本缺乏了解。所以,沿海地方官吏除嚴厲防範胡夏米等人販賣商品和與內地民人接觸這兩件事後,其餘卻毫不介意。英國侵略者正是巧妙地利用了這一點,順利地實現了預期的偵察目的。


    7月初,林則徐南下途經鎮江時,得到胡夏米船在吳淞口外寄碇的消息,立即將其驅逐出境,胡夏米假意南返,半途折迴,北上山東沿海,於15日出現在劉公島海麵。林則徐對胡的真實意圖當然也毫無所知,當道光帝追究胡船復駛山東的緣由時,他無法做出正確答覆,但向道光帝報告,如胡再次來蘇,即密派文武大員上船查個究竟,“如有鴉片煙土等物, 飭令盡數起除 ”。可是胡船終究沒去江蘇,林則徐也就不可能揭開胡船事件的秘密了。


    林則徐上任不久,江南一帶晴空萬裏,酷暑逼人,大地龜裂。可是,江北一帶卻因洪澤湖水盛漲,村莊田禾被淹,徐州府屬各州縣滂沱大雨,黃河異漲,釀成水災。9月15日,桃源縣陳端等土豪劣紳,卻糾合多人盜決大堤,引黃灌地,釀致淮揚一帶一片汪洋。警報傳來,林則徐立即於10月2日趕到揚州,沿途查勘水勢,9日趕到清江浦,一麵視察黃河決口處和湖水出路,一麵嚴訊挖堤要犯。奸民盜決南河的消息傳到北京,道光帝火速飭令林則徐限期捕獲全案罪犯、人證。但由於首犯陳端逾限追捕無獲,林則徐受到降五級留任的處分。


    林則徐一返迴住所,立即著手處理焦頭爛額的錢漕事務。江蘇的漕務比他省繁重得多,弄得他“寢不能寐,飯僅一盂 ”,“精力日以消沮,心緒日以惡勞 ”。林則徐竭力籌辦新漕,嚴厲處分辦漕遲誤的震澤知縣張享衢,總算做出了成績,在江蘇秋收僅六成的情況下,蘇、鬆等四府一州征兌了新漕,還帶運1831年水災欠下的漕米20萬石,“為歷來所未有之多”。林則徐以報國憂民之心,在江蘇巡撫任內,躬親任事,和兩江總督、漕運總督等反覆函商,剔除弊端,立定章程,限製州縣浮收和旗丁勒索,且規定閘壩人夫用費,派精幹官員驗漕督運,以保證漕運暢通無阻。


    處理災區善後是林則徐麵臨的又一大務。他心緒紛亂地度過1832年,迎來的卻是更加艱難的飢歲兇年。1833年夏秋之際,江、揚、淮、徐一帶雨水滂沱,十分之七八的府縣被江水淹沒,江南四州縣到10月至12月間,也連遭風雨,田禾黴爛生芽,收成無望。接二連三的天災,使“閭閻生計日蹙,朝夕不飽 ”,農民“口食無資 ”,紡織為生者也因“連歲棉荒歇業,生計維艱 ”,而農村的長工、短工和城鎮的踹匠、染匠、機工等“任筋力者,遂無可趁之工”,扶老攜幼,到處流浪。 地主也陷入“未得收租”、高利貸“無可牟之利”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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