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is士兵隨時可能從崎嶇的山路裏出現，逃亡之路就是殺身之處；死亡——黑夜裏找個山凹處，不知是誰發射的炮彈，敘利亞政府軍、反抗軍、美國等西方聯軍、俄羅斯、is……空中飛下來的彈藥太多了，火焰照亮了天空，陡直地掉下來，掉在山中一些顫抖的身軀上，碎了，肢體滿地，一旁倖存的人，身上還噴著他的殘肢紅血；骨肉分離——往往一陣逃亡慌亂，人潮一擠，那條路就是父女、母子、夫妻永生告別之路。
沙漠的風沙捲起，然後風靜沙落，大漠已沒有任何足跡。誰曾來過？誰又曾離開？
鮑勃知道這些中東難民為何逃到歐洲——土耳其、約旦、黎巴嫩早容不下難民。約旦已正式拒絕敘利亞難民，因為他們的國家，每四個人就有一個人是難民；同情在約旦早已滿溢。土耳其已收容三百萬難民，多半孩子在當地隻能跪地上乞討，或做童工。如果沒有救濟單位，他們得付一個月約台幣四萬四千元的房租，供一家八口人居住於伊斯坦堡的小公寓，全家都得出去「打工」，才能活下來。老的當清潔工（他們原來在敘利亞可能是老師），十歲至二十歲的，至工廠當童工，一日至少工作十二小時，十歲以下的至伊斯坦堡街頭當乞丐。
為了活下去，求一口唿吸生存的權利，沒有人會談「尊嚴」。
那是隻能活命，毫無明天的日子。於是年輕一點的難民，帶著孩子甚至嬰兒，一家渡過洶湧的愛琴海，一個人頭還得先付個九千歐元，就為了：明天。買一個可能性，買或許百分之一的希望。
鮑勃說這些人冒死渡海的「勇氣」，來自於「絕望」。絕望反轉成力量，把一個人所有的極限發揮到極致。「勇」渡愛琴海，跋涉巴爾幹半島，在每個抵達的邊境和官兵捉迷藏，或者被無情毆打。
當他們終於抵達布魯塞爾時，他們全身髒臭，頭髮雜亂，日益右傾反難民的歐洲人走過，如台灣人走過一隻流浪狗般，心中浮現的多半是「排斥」和「遠離」。
鮑勃兩年前已注意到敘利亞的悲劇，一個國家半數難民，千萬流離失所的人，在同一個地球。他能做什麽？
鮑勃決定設立「中途之家」。他知道比利時及大多數歐洲官員皆以效率低下聞名，在這些難民真正被比利時或者歐盟接受前，難民們需要一個暫時可以歇腳、喝口熱湯、洗個澡休息的地方。
那可能是他們一家逃離戰火後的第一張床，第一口熱湯，第一個安全之地。
奇怪的是，鮑勃敘述這些悲劇時，沒有憤慨之情。他不打算再加入辯論，「阿薩德該不該下台」「阿拉伯之春是失敗的革命」「伊斯蘭和基督教文明恆長的恩怨」「英法密約敘伊石油」……這些飛刀般的語言敲醒不了is的良知，化解不了西方的恐懼，更解決不了「平民們」的處境。
鮑勃說，他理不清古老複雜糾葛且虛無的口號，那些口號加起來，不如給他們一張床、一口熱湯、一個可以向遠方家人打手機報平安的wifi。
從兩年前中東難民開始湧入歐洲起，比利時紅十字會即扮演起「中途之家」角色。wtc大樓共有約一千個床位，鮑勃再以紅十字會體製外的力量通過facebook串聯布魯塞爾另外約一千個民間家庭公寓，形成一個溫暖的「中途之家」網。facebook上不再宣洩恨，而是串連「勇敢的愛」——比利時當地有一千個家庭，老奶奶把孫兒的空房間騰出來，年輕人把公寓的客廳空出來接納難民。
「十一月十三日巴黎恐襲後，這些慷慨的家庭數目是否減少？」我問。
鮑勃答：「我碰到的沒有，反而是比利時官方難民署審查時間更長。」下一句話不是謾罵，而是：「所以，紅十字會角色更重要，我們需要更多床位接受更多難民。」
鮑勃今年四十上下，來自黎巴嫩。十五年前他愛上了一個法國女子，追到了巴黎；隔一年阿富汗戰爭爆發，再隔兩年伊拉克戰爭開打。他沒有花太多注意力看誰輸贏，他在乎的是戰火下平民的傷亡。
來自黎巴嫩，鮑勃曾目睹當地巴勒斯坦難民營的慘狀——有人一待二十五年，最後自縊身亡；有的正在難民營學校讀書的孩子，遭以色列政府沖入屠殺。人那麽相信戰爭殺戮，鮑勃更相信愛和給予。我曾想問鮑勃是否有宗教信仰，但打住了，因為那不代表什麽。畢竟歷史上幾乎所有宗教，皆曾以宗教之名，殺戮他人。信仰代表什麽？使你更有力量愛人？使你毫不遲疑殺人？
伊拉克戰後，鮑勃正式投入紅十字會工作，他離開了心愛的女子，去了伊拉克、剛果、葉門……兩年前來到比利時。
鮑勃每天清晨四點和紅十字會工作人員一起，提醒當天得去難民署登記認證的難民，準備好行李、證件，了解程序，一切逃亡之路的最後最重要一關一定要準備好，七點左右準時出發，確保八點難民署開門之前抵達。
每天送出兩百至三百名難民至難民署，九點吃完早餐喘口氣，鮑勃領導義工開始打掃離去的床鋪，算出空了幾個床位，然後下午三點至三點半再接收另一批難民。他們貼心地在每張難民證上打「invitation」（邀請），而不是「permission」（許可）。
「難民如潮，精神會崩潰嗎？無助嗎？感嘆世界無情嗎？」我問。
鮑勃說：「sisy，我沒有時間，正如難民也沒有時間。感嘆是詩人的工作，而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隻知道我每伸出一次手，就多幫一個人。歷史的、宗派的、千年仇恨的……我來自中東，那裏是幾個世界最重要宗教共同的發源地，它本來應該充滿愛，現在卻充滿了恨。太多的道理，太多的政治，太多的爭論；太少的包容，太少伸出的手。」
</br>
沙漠的風沙捲起，然後風靜沙落，大漠已沒有任何足跡。誰曾來過？誰又曾離開？
鮑勃知道這些中東難民為何逃到歐洲——土耳其、約旦、黎巴嫩早容不下難民。約旦已正式拒絕敘利亞難民，因為他們的國家，每四個人就有一個人是難民；同情在約旦早已滿溢。土耳其已收容三百萬難民，多半孩子在當地隻能跪地上乞討，或做童工。如果沒有救濟單位，他們得付一個月約台幣四萬四千元的房租，供一家八口人居住於伊斯坦堡的小公寓，全家都得出去「打工」，才能活下來。老的當清潔工（他們原來在敘利亞可能是老師），十歲至二十歲的，至工廠當童工，一日至少工作十二小時，十歲以下的至伊斯坦堡街頭當乞丐。
為了活下去，求一口唿吸生存的權利，沒有人會談「尊嚴」。
那是隻能活命，毫無明天的日子。於是年輕一點的難民，帶著孩子甚至嬰兒，一家渡過洶湧的愛琴海，一個人頭還得先付個九千歐元，就為了：明天。買一個可能性，買或許百分之一的希望。
鮑勃說這些人冒死渡海的「勇氣」，來自於「絕望」。絕望反轉成力量，把一個人所有的極限發揮到極致。「勇」渡愛琴海，跋涉巴爾幹半島，在每個抵達的邊境和官兵捉迷藏，或者被無情毆打。
當他們終於抵達布魯塞爾時，他們全身髒臭，頭髮雜亂，日益右傾反難民的歐洲人走過，如台灣人走過一隻流浪狗般，心中浮現的多半是「排斥」和「遠離」。
鮑勃兩年前已注意到敘利亞的悲劇，一個國家半數難民，千萬流離失所的人，在同一個地球。他能做什麽？
鮑勃決定設立「中途之家」。他知道比利時及大多數歐洲官員皆以效率低下聞名，在這些難民真正被比利時或者歐盟接受前，難民們需要一個暫時可以歇腳、喝口熱湯、洗個澡休息的地方。
那可能是他們一家逃離戰火後的第一張床，第一口熱湯，第一個安全之地。
奇怪的是，鮑勃敘述這些悲劇時，沒有憤慨之情。他不打算再加入辯論，「阿薩德該不該下台」「阿拉伯之春是失敗的革命」「伊斯蘭和基督教文明恆長的恩怨」「英法密約敘伊石油」……這些飛刀般的語言敲醒不了is的良知，化解不了西方的恐懼，更解決不了「平民們」的處境。
鮑勃說，他理不清古老複雜糾葛且虛無的口號，那些口號加起來，不如給他們一張床、一口熱湯、一個可以向遠方家人打手機報平安的wifi。
從兩年前中東難民開始湧入歐洲起，比利時紅十字會即扮演起「中途之家」角色。wtc大樓共有約一千個床位，鮑勃再以紅十字會體製外的力量通過facebook串聯布魯塞爾另外約一千個民間家庭公寓，形成一個溫暖的「中途之家」網。facebook上不再宣洩恨，而是串連「勇敢的愛」——比利時當地有一千個家庭，老奶奶把孫兒的空房間騰出來，年輕人把公寓的客廳空出來接納難民。
「十一月十三日巴黎恐襲後，這些慷慨的家庭數目是否減少？」我問。
鮑勃答：「我碰到的沒有，反而是比利時官方難民署審查時間更長。」下一句話不是謾罵，而是：「所以，紅十字會角色更重要，我們需要更多床位接受更多難民。」
鮑勃今年四十上下，來自黎巴嫩。十五年前他愛上了一個法國女子，追到了巴黎；隔一年阿富汗戰爭爆發，再隔兩年伊拉克戰爭開打。他沒有花太多注意力看誰輸贏，他在乎的是戰火下平民的傷亡。
來自黎巴嫩，鮑勃曾目睹當地巴勒斯坦難民營的慘狀——有人一待二十五年，最後自縊身亡；有的正在難民營學校讀書的孩子，遭以色列政府沖入屠殺。人那麽相信戰爭殺戮，鮑勃更相信愛和給予。我曾想問鮑勃是否有宗教信仰，但打住了，因為那不代表什麽。畢竟歷史上幾乎所有宗教，皆曾以宗教之名，殺戮他人。信仰代表什麽？使你更有力量愛人？使你毫不遲疑殺人？
伊拉克戰後，鮑勃正式投入紅十字會工作，他離開了心愛的女子，去了伊拉克、剛果、葉門……兩年前來到比利時。
鮑勃每天清晨四點和紅十字會工作人員一起，提醒當天得去難民署登記認證的難民，準備好行李、證件，了解程序，一切逃亡之路的最後最重要一關一定要準備好，七點左右準時出發，確保八點難民署開門之前抵達。
每天送出兩百至三百名難民至難民署，九點吃完早餐喘口氣，鮑勃領導義工開始打掃離去的床鋪，算出空了幾個床位，然後下午三點至三點半再接收另一批難民。他們貼心地在每張難民證上打「invitation」（邀請），而不是「permission」（許可）。
「難民如潮，精神會崩潰嗎？無助嗎？感嘆世界無情嗎？」我問。
鮑勃說：「sisy，我沒有時間，正如難民也沒有時間。感嘆是詩人的工作，而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隻知道我每伸出一次手，就多幫一個人。歷史的、宗派的、千年仇恨的……我來自中東，那裏是幾個世界最重要宗教共同的發源地，它本來應該充滿愛，現在卻充滿了恨。太多的道理，太多的政治，太多的爭論；太少的包容，太少伸出的手。」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