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與一時一地的人自身相關的東西，與他們的生活相聯繫的景觀，才具有不可替代性。城市的個性在於民居和街道，在於民居和街道中承載的生活方式的迴憶，年復一年、慢慢沉澱，仿佛生活的化石，帶來歷史縱深處的信息，那一脈相承的、忠誠的過去。讓我們也對這“忠誠的過去”忠誠吧，不要再用“廉價的現代”取代它，不要再以經濟的發展為藉口來抹殺它，不要再用城市的異變來扭曲它，不要讓它因為我們的原因，漸漸消失。
謹以此文，寫給正在消失的天水，寫給中國大地上無數的天水一樣的古城，寫給因為我們的原因正在消失的“忠誠的過去”。我更希望，這種“消失”的情形能夠消失，“忠誠的過去”能夠被忠誠地保留，因為它並不僅僅屬於現在，屬於我們，更屬於未來，屬於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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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之約篇：張朝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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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影《霸王別姬》中，他主演的程蝶衣，透過那慵懶、迷茫、敏感的眼神，似乎總是在想著什麽。——張朝陽
生命不能承受之輕
——追憶張國榮
張國榮自殺了，隻有46歲。知道這個消息，心情感到很沉重。張國榮的歌和電影，承載了一兩代香港人和很多大陸人的迴憶。不景氣的香港，又發生這樣讓人傷心的事情，而且這樣為我們熟悉的天王巨星，竟然也為情所困，選擇了不歸之路。正是“情何以堪”，人生太苦。
當年和張國榮同演一部電影的“三劍客”都已故去(鍾保羅因逃避賭債而自殺，時年30歲;陳百強因心情壓抑和吸毒過多而早亡，時年35歲)。去年，香港的知名藝員中，事情接連發生：羅文因病早逝，鍾鎮濤因巨額欠債而破產，劉嘉玲被迫拍攝的照片被雜誌登出。香港是中國最富裕的地方，但發生的這一係列事情，使很多人在思考：為什麽有錢的人、有名的人，痛苦也那麽大?究竟更多的名和利，能否幫助減少痛苦?
李敖寫了一本書，叫《法源寺》，前年到北京，我在牛街找到了這家寺廟。寺廟裏幾乎沒有人，可以靜靜地看一些碑文。“法源寺”原來有很多名字，但最近的名字“法源寺”是雍正皇帝起的。佛教稱，人的痛苦是由於“貪、嗔、癡”導致的，而要驅除痛苦，就必須“戒、定、慧”，雍正更認為“戒”是驅除痛苦的“萬法之源”，“法源寺”由此得名。
雍正是個能幹、又有很多爭議的皇帝，同時他也是精通佛教經典的佛學大師。看過電視劇《雍正皇帝》的人都可以發現，雍正的一生過得實在是太苦。雍正非常勤奮，“國事、家事、天下事”，“立德、立功、立言”，每件事都放不下，都親力親為。追求完美的人往往是最痛苦的，何況這個世界本來就不完美;作為孤家寡人的皇帝，有痛苦找不到人說，隻能自己扛著，隻能從宗教中尋找安慰和良方。所以，雍正從“戒”中找到“萬法之源”，算是他的切身感悟。
心靈之約篇
宗教，從本質上是由於人們的心理需求產生的;看似複雜的宗教，有時也非常簡單;很多皈依宗教的人，往往是從一個字或一句話開始的。如果能把一個字給深刻理解了，萬法也就自然而通了。可是，真正做到“戒”，又是何其難，雍正本人也隻是悟到，並沒有真正做到，因為人畢竟有情、有欲。做官，能做到皇帝;做藝員，能做到張國榮的地步，仍然有如此多的煩惱，怎一個“戒”字了得?
張國榮死於情，不是痛苦到極點的人，是不會走自殺這條路的。現在的中國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全世界的人都在羨慕中國經濟。但是，中國人自殺的數量也在大幅度上升，而且越是在發達的城市，自殺的人和心情壓抑的人越多。很多人都有這樣感覺：過去，物質生活確實貧乏，但現在，物質生活越來越好，而人的壓力、痛苦、衝突卻是從來沒有的多。難道物質的提升必須以精神作為代價嗎?
所有的哲學和宗教都在試圖迴答以上問題。人類目前能找到的、最能發展經濟的模式，就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對提升我們物質生活水準的好處是不言而喻的，這一點，中國人感觸最深。但市場經濟也會帶來很多負麵的東西。例如：競爭使人們時刻處於高度緊張之中，藝術的人生變成了分工的人生，成功是衡量人生價值的重要標準，越是成功的人為了防止自己被後麵的人追上就越是要不斷努力。當市場經濟的魔盒一旦被打開，置身其中的人們就被整個社會推動、向前努力，甚至無所不用其極，最後卻忘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人為什麽而活著”。
不同的人對此問題有不同的迴答，我看到的最精彩的迴答是南懷瑾老先生說的“人是為了活著而活著”。世界上有些宗教和文化，是強調“為了來世或為了贖罪而活著”，而中國的傳統是強調為了今生而活著，是“為活著而活著”，那麽作為講究生活質量的中國人，就需要思考，如何盡量在物質和精神之間尋找到某種平衡。
一般而言，人們總是想過更好的物質生活，但在創造和獲得更多物質的過程中，常會有很多精神上的煩惱。在物質和精神這對範疇的矛盾中，簡單的解決之道有兩條：一是從努力工作入手，更加勤奮、努力，多賺錢、快升官、早出名;一是從“戒”字入手，擺正自己的位置，盡量減少欲望，尤其是不切實際的非分之想，這樣就可“知足者常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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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之約篇：張朝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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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現在全麵發展經濟的中國，要做到第二點，是非常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為市場經濟，從本質上講，是消費引導型的經濟，很多市場經濟中的金融手段(如信用卡透支、按揭買房、貸款買車、貸款讀書)等都是幫助和刺激消費的。有了足夠的消費，才能刺激足夠的生產和供給，才能創造更多的財富和技術。有很多學者指出，中國近代史長時間的落後，就是由於中國“安於現狀”的小農經濟思想導致的。從國家利益來看，國家更是希望越是能幹的人(往往也是有錢的人)幹得越多，而不是滿足現狀，找個地方退休去享受生活。市場經濟對於能幹的人是非常大方的，“名、權、利”都可以賦予，就是不能讓他不幹活。所以，市場經濟中，越是成功的人，壓力就越大;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須準備承受更大的壓力。
有位朋友最近和我談起周星馳主演的《大話西遊》，電影結尾時，西洋武士和紫霞仙子在城樓上擁抱，看到孫悟空的背影，說了一句“你看他，像不像一條狗”。而此時的孫悟空，已經下定決心，幫助唐僧西天取經。取經的道路，充滿了艱辛坎坷，為了實現這一事業，孫悟空隻能拋掉兒女情長和一切凡心，做唐僧最忠實的一條狗。看完這部電影，我在想，以快餐文化和忙碌為特點的香港人，用他們過來人的經驗，說出了一個簡單而又深刻的道理：做一個成功人士，是需要付出巨大代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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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以此文，寫給正在消失的天水，寫給中國大地上無數的天水一樣的古城，寫給因為我們的原因正在消失的“忠誠的過去”。我更希望，這種“消失”的情形能夠消失，“忠誠的過去”能夠被忠誠地保留，因為它並不僅僅屬於現在，屬於我們，更屬於未來，屬於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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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之約篇：張朝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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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影《霸王別姬》中，他主演的程蝶衣，透過那慵懶、迷茫、敏感的眼神，似乎總是在想著什麽。——張朝陽
生命不能承受之輕
——追憶張國榮
張國榮自殺了，隻有46歲。知道這個消息，心情感到很沉重。張國榮的歌和電影，承載了一兩代香港人和很多大陸人的迴憶。不景氣的香港，又發生這樣讓人傷心的事情，而且這樣為我們熟悉的天王巨星，竟然也為情所困，選擇了不歸之路。正是“情何以堪”，人生太苦。
當年和張國榮同演一部電影的“三劍客”都已故去(鍾保羅因逃避賭債而自殺，時年30歲;陳百強因心情壓抑和吸毒過多而早亡，時年35歲)。去年，香港的知名藝員中，事情接連發生：羅文因病早逝，鍾鎮濤因巨額欠債而破產，劉嘉玲被迫拍攝的照片被雜誌登出。香港是中國最富裕的地方，但發生的這一係列事情，使很多人在思考：為什麽有錢的人、有名的人，痛苦也那麽大?究竟更多的名和利，能否幫助減少痛苦?
李敖寫了一本書，叫《法源寺》，前年到北京，我在牛街找到了這家寺廟。寺廟裏幾乎沒有人，可以靜靜地看一些碑文。“法源寺”原來有很多名字，但最近的名字“法源寺”是雍正皇帝起的。佛教稱，人的痛苦是由於“貪、嗔、癡”導致的，而要驅除痛苦，就必須“戒、定、慧”，雍正更認為“戒”是驅除痛苦的“萬法之源”，“法源寺”由此得名。
雍正是個能幹、又有很多爭議的皇帝，同時他也是精通佛教經典的佛學大師。看過電視劇《雍正皇帝》的人都可以發現，雍正的一生過得實在是太苦。雍正非常勤奮，“國事、家事、天下事”，“立德、立功、立言”，每件事都放不下，都親力親為。追求完美的人往往是最痛苦的，何況這個世界本來就不完美;作為孤家寡人的皇帝，有痛苦找不到人說，隻能自己扛著，隻能從宗教中尋找安慰和良方。所以，雍正從“戒”中找到“萬法之源”，算是他的切身感悟。
心靈之約篇
宗教，從本質上是由於人們的心理需求產生的;看似複雜的宗教，有時也非常簡單;很多皈依宗教的人，往往是從一個字或一句話開始的。如果能把一個字給深刻理解了，萬法也就自然而通了。可是，真正做到“戒”，又是何其難，雍正本人也隻是悟到，並沒有真正做到，因為人畢竟有情、有欲。做官，能做到皇帝;做藝員，能做到張國榮的地步，仍然有如此多的煩惱，怎一個“戒”字了得?
張國榮死於情，不是痛苦到極點的人，是不會走自殺這條路的。現在的中國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全世界的人都在羨慕中國經濟。但是，中國人自殺的數量也在大幅度上升，而且越是在發達的城市，自殺的人和心情壓抑的人越多。很多人都有這樣感覺：過去，物質生活確實貧乏，但現在，物質生活越來越好，而人的壓力、痛苦、衝突卻是從來沒有的多。難道物質的提升必須以精神作為代價嗎?
所有的哲學和宗教都在試圖迴答以上問題。人類目前能找到的、最能發展經濟的模式，就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對提升我們物質生活水準的好處是不言而喻的，這一點，中國人感觸最深。但市場經濟也會帶來很多負麵的東西。例如：競爭使人們時刻處於高度緊張之中，藝術的人生變成了分工的人生，成功是衡量人生價值的重要標準，越是成功的人為了防止自己被後麵的人追上就越是要不斷努力。當市場經濟的魔盒一旦被打開，置身其中的人們就被整個社會推動、向前努力，甚至無所不用其極，最後卻忘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人為什麽而活著”。
不同的人對此問題有不同的迴答，我看到的最精彩的迴答是南懷瑾老先生說的“人是為了活著而活著”。世界上有些宗教和文化，是強調“為了來世或為了贖罪而活著”，而中國的傳統是強調為了今生而活著，是“為活著而活著”，那麽作為講究生活質量的中國人，就需要思考，如何盡量在物質和精神之間尋找到某種平衡。
一般而言，人們總是想過更好的物質生活，但在創造和獲得更多物質的過程中，常會有很多精神上的煩惱。在物質和精神這對範疇的矛盾中，簡單的解決之道有兩條：一是從努力工作入手，更加勤奮、努力，多賺錢、快升官、早出名;一是從“戒”字入手，擺正自己的位置，盡量減少欲望，尤其是不切實際的非分之想，這樣就可“知足者常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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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之約篇：張朝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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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現在全麵發展經濟的中國，要做到第二點，是非常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為市場經濟，從本質上講，是消費引導型的經濟，很多市場經濟中的金融手段(如信用卡透支、按揭買房、貸款買車、貸款讀書)等都是幫助和刺激消費的。有了足夠的消費，才能刺激足夠的生產和供給，才能創造更多的財富和技術。有很多學者指出，中國近代史長時間的落後，就是由於中國“安於現狀”的小農經濟思想導致的。從國家利益來看，國家更是希望越是能幹的人(往往也是有錢的人)幹得越多，而不是滿足現狀，找個地方退休去享受生活。市場經濟對於能幹的人是非常大方的，“名、權、利”都可以賦予，就是不能讓他不幹活。所以，市場經濟中，越是成功的人，壓力就越大;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須準備承受更大的壓力。
有位朋友最近和我談起周星馳主演的《大話西遊》，電影結尾時，西洋武士和紫霞仙子在城樓上擁抱，看到孫悟空的背影，說了一句“你看他，像不像一條狗”。而此時的孫悟空，已經下定決心，幫助唐僧西天取經。取經的道路，充滿了艱辛坎坷，為了實現這一事業，孫悟空隻能拋掉兒女情長和一切凡心，做唐僧最忠實的一條狗。看完這部電影，我在想，以快餐文化和忙碌為特點的香港人，用他們過來人的經驗，說出了一個簡單而又深刻的道理：做一個成功人士，是需要付出巨大代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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