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的課堂上，老師一般是提問者，他會就一些市場上被普遍關注的問題進行提問。學生是課堂的主人，整堂課不見得能辯論出什麽是統一答案，但是大家可以通過來自世界不同民族、不同經歷、不同思維方式的學生的思維碰撞，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有時候，學校還經常請一些國際大公司的老總來演講，與我們直接對話。這樣一來，我們的課堂感覺就變得非常豐富。
“黑色星期五”給了我處變不驚的心態
我進入華爾街是在1984年。從哈佛商學院拿到mba以後，我在華爾街5大投行繽紛悅目的聘書中選了一份較為中意的，輕輕鬆鬆地成了華爾街上的第一個中國人。在那以前，有些美國人甚至還不知道北京在哪兒。
我選中的是世界3大投資銀行之一的高盛。讓我自豪的是，這些聲名顯赫的國際大投行，當時為爭奪我這個年輕的中國留學生，也算是各顯其有了：高盛的承諾就是，除了10萬的薪酬以外，還馬上幫我辦綠卡。
可是，我進入高盛剛兩個月，美國就爆發了“黑色星期五”大股災。簡直就是一盆冷水從頭澆到底，剛才還躊躇滿誌，一眨眼工夫都塌了。股市停頓，投資銀行是股災的直接受害者，各金融公司的業務一下子陷入了癱瘓。作為世界著名的投資銀行，高盛的成本主要是人。“黑色星期五”的爆發就意味著一定有一大批人被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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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之旅篇：劉二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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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倖存者。但是裁員名單公布之前，我和所有人一樣焦慮。當時我的綠卡還沒下來，可已經貸款買房了。在那期間，還發生了一件讓我終生遺憾的事：媽媽去世了，父親怕耽誤我拿綠卡的時間，竟然忍住沒告訴我。
我無法猜測自己沒有被裁掉的原因，但是能猜到自己被聘用的原因。一方麵，中國是個大市場，雖然尚未開放，但前景可觀。我是一個受過6年美國科班訓練的中國人，並且和中國政府相關部門及企業都建立了長期的聯絡，一旦開放，我的優勢非常明顯;另一方麵，我是一個計劃經濟體製下長成的外國學生，卻能在那麽短的時間裏了解美國，了解美國的市場結構和運作方法，並且能夠拿到美國最高學府——哈佛商學院的資質認證，這一切都讓他們有信心：即使我是外國人，即使中國市場不開放，我也能和美國人幹得一樣好。
股災來了，股市也停盤了，我沒被裁掉，反而比平時更忙了，要幫助客戶收集市場信息，做分析報告，研究在市場不利的情況下如何兼併、重組、融資;要幫客戶做文件，為股市復甦做準備。半年以後，股市開始復甦。這半年的經歷，讓我體會了人生的得失無常，讓我在麵對金融界的風雲變幻時，有了始終能保持處變不驚的心態。
這個行業容不得失敗
投行內部分工非常明確，不同級別的人有不同的工作。我剛到高盛做普通職員的時候，每天就是給客戶做文件。那時候華爾街常常搞“選美”，客戶在對麵坐成一排，各投行就上台來講自己的上市方案。有時候，一個客戶會在幾家投行中做選擇，這就要看誰的方案更出色了。那時候我很少出去見客戶，隻是在後方不停地搜集資料、做方案。“選美”時用的那些文件，一般都是像我這樣的普通職員準備出來的。那時候常常要一個人同時做幾個項目，而且不能出錯。幾天不睡覺，是常有的事。管理層的工作就不同了，你必須能通過你的工作把握住客戶，得到客戶的信任;同時能夠給客戶正確的引導，讓他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投資者的思路，從而調整自己的企業結構，為企業發行成功做足準備;並且，要有能力調動公司的全球資源為客戶服務。
投行是個年輕人的行業，幹這行，不僅要有高智商、高情商，更要有很好的體力。就像打仗似的，敵人快要打過來了，你說，哎呀，我3天沒睡覺了，我睡一會兒行麽?睡一會兒，你那山頭早被人占了!所以，首先要能吃苦耐勞，接下來，你還要能同時做好幾個項目，而且不能出錯。我所在的那些公司，一般接手的都是1個億美元以上的案子，做這些項目的時候，基本上是牽一髮動全身，一個小數據出錯，都可能造成不可挽迴的後果，所以責任非常重大。
外界可能不了解投行的內情，簡而言之，在企業上市過程中，企業客戶是製片人兼主角，投行是導演，投行所要做的，就是要讓企業知道，國際市場需要什麽樣的上市公司;而且要一直在他身邊調整他的姿態，提醒他離那個需要還差多遠，並且幫助他尋找達到目標狀態的有效途徑。所以每一個項目都是隻許成功不許失敗，失敗的公司幾年沒有事情做，這個行業容不得失敗。
投行的操作關鍵有三點：資金、人、信譽。這其中，資金算是最好解決的，沒了可以籌集;缺少人才可以雇用，但你得對他好，你對他不好，明天他就流走了;惟一最難的就是信譽，為什麽呢?在我們這一行，信譽是用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積累起來的，所以投資銀行的信譽是最值錢的。你要保持你的信譽，就必須兌現所有的承諾，無論有什麽不可抗力，隻要傭金一遞過來，你就隻能成功不能失敗。這種精神壓力，一般行業是很難體會的。因為一旦失手，多少年辛辛苦苦積攢起來的信譽，立刻就會變得一文不值。這個行業的信譽最值錢，也最脆弱。
自1984年進入華爾街，至今我已經在美國投資銀行圈做了十幾年，分別供職於：羅西爾—高盛—摩根—重迴高盛—所羅門—東方匯理—美林，當今世界最著名的投資銀行我都幹過了。在這一連串世界級投資銀行中穿梭往來，兩度接受高盛邀請，也許這樣的經歷會令一些人刮目相看，並把我當做是這個行業的權威。現在迴過頭來看，跳槽其實是我為年輕付出的代價，在投行裏走了一圈。每一家給我的感受都差不多，如果讓我再選擇，我可能不會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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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之旅篇：劉二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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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總是存在於細節之中”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國金融市場首次對外開放，中國成了世界資本市場上最肥沃的處女地。外國投資銀行家對中國金融市場產生了濃厚興趣，但是做中國市場，需要有懂中國國情同時又經過投行科班訓練的人，銀行家們看中了我符合這樣的要求，紛紛向我發出邀請。
我做的第一個關於中國的案子是為中信發行揚基債券，但直到1994年接手慶鈴汽車的融資案，我才有了第一個為國企海外融資的案例。慶鈴汽車上市的難度較大，因為當時企業的領導人根本不知道什麽是路演，因此需要我親自擔任導演，其中經過了許多場彩排，最後慶鈴汽車順利上市。從1994年慶鈴汽車開始，我先後接手眾多國企大盤股，其中包括中國電信、中國移動、南航等，1999年以後我還主持操作了網易和ut斯達康等高科技股在海外上市。1999年底，由於美林的盛情邀請，我轉投它的麾下，當時最棘手的案例就是中海油的二次上市。同年早期，中海油欲在紐約和香港兩地上市，請了國際投行所羅門美邦做主承銷商，開出8.42—9.61港元的招股價。不想國際資本市場風雲變幻，高定價受到投資者冷眼，即便所羅門美邦隨後宣布降價，但由於前期在市場判斷及操作上的失誤，終是救不了中海油招股失利的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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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星期五”給了我處變不驚的心態
我進入華爾街是在1984年。從哈佛商學院拿到mba以後，我在華爾街5大投行繽紛悅目的聘書中選了一份較為中意的，輕輕鬆鬆地成了華爾街上的第一個中國人。在那以前，有些美國人甚至還不知道北京在哪兒。
我選中的是世界3大投資銀行之一的高盛。讓我自豪的是，這些聲名顯赫的國際大投行，當時為爭奪我這個年輕的中國留學生，也算是各顯其有了：高盛的承諾就是，除了10萬的薪酬以外，還馬上幫我辦綠卡。
可是，我進入高盛剛兩個月，美國就爆發了“黑色星期五”大股災。簡直就是一盆冷水從頭澆到底，剛才還躊躇滿誌，一眨眼工夫都塌了。股市停頓，投資銀行是股災的直接受害者，各金融公司的業務一下子陷入了癱瘓。作為世界著名的投資銀行，高盛的成本主要是人。“黑色星期五”的爆發就意味著一定有一大批人被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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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之旅篇：劉二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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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倖存者。但是裁員名單公布之前，我和所有人一樣焦慮。當時我的綠卡還沒下來，可已經貸款買房了。在那期間，還發生了一件讓我終生遺憾的事：媽媽去世了，父親怕耽誤我拿綠卡的時間，竟然忍住沒告訴我。
我無法猜測自己沒有被裁掉的原因，但是能猜到自己被聘用的原因。一方麵，中國是個大市場，雖然尚未開放，但前景可觀。我是一個受過6年美國科班訓練的中國人，並且和中國政府相關部門及企業都建立了長期的聯絡，一旦開放，我的優勢非常明顯;另一方麵，我是一個計劃經濟體製下長成的外國學生，卻能在那麽短的時間裏了解美國，了解美國的市場結構和運作方法，並且能夠拿到美國最高學府——哈佛商學院的資質認證，這一切都讓他們有信心：即使我是外國人，即使中國市場不開放，我也能和美國人幹得一樣好。
股災來了，股市也停盤了，我沒被裁掉，反而比平時更忙了，要幫助客戶收集市場信息，做分析報告，研究在市場不利的情況下如何兼併、重組、融資;要幫客戶做文件，為股市復甦做準備。半年以後，股市開始復甦。這半年的經歷，讓我體會了人生的得失無常，讓我在麵對金融界的風雲變幻時，有了始終能保持處變不驚的心態。
這個行業容不得失敗
投行內部分工非常明確，不同級別的人有不同的工作。我剛到高盛做普通職員的時候，每天就是給客戶做文件。那時候華爾街常常搞“選美”，客戶在對麵坐成一排，各投行就上台來講自己的上市方案。有時候，一個客戶會在幾家投行中做選擇，這就要看誰的方案更出色了。那時候我很少出去見客戶，隻是在後方不停地搜集資料、做方案。“選美”時用的那些文件，一般都是像我這樣的普通職員準備出來的。那時候常常要一個人同時做幾個項目，而且不能出錯。幾天不睡覺，是常有的事。管理層的工作就不同了，你必須能通過你的工作把握住客戶，得到客戶的信任;同時能夠給客戶正確的引導，讓他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投資者的思路，從而調整自己的企業結構，為企業發行成功做足準備;並且，要有能力調動公司的全球資源為客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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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可能不了解投行的內情，簡而言之，在企業上市過程中，企業客戶是製片人兼主角，投行是導演，投行所要做的，就是要讓企業知道，國際市場需要什麽樣的上市公司;而且要一直在他身邊調整他的姿態，提醒他離那個需要還差多遠，並且幫助他尋找達到目標狀態的有效途徑。所以每一個項目都是隻許成功不許失敗，失敗的公司幾年沒有事情做，這個行業容不得失敗。
投行的操作關鍵有三點：資金、人、信譽。這其中，資金算是最好解決的，沒了可以籌集;缺少人才可以雇用，但你得對他好，你對他不好，明天他就流走了;惟一最難的就是信譽，為什麽呢?在我們這一行，信譽是用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積累起來的，所以投資銀行的信譽是最值錢的。你要保持你的信譽，就必須兌現所有的承諾，無論有什麽不可抗力，隻要傭金一遞過來，你就隻能成功不能失敗。這種精神壓力，一般行業是很難體會的。因為一旦失手，多少年辛辛苦苦積攢起來的信譽，立刻就會變得一文不值。這個行業的信譽最值錢，也最脆弱。
自1984年進入華爾街，至今我已經在美國投資銀行圈做了十幾年，分別供職於：羅西爾—高盛—摩根—重迴高盛—所羅門—東方匯理—美林，當今世界最著名的投資銀行我都幹過了。在這一連串世界級投資銀行中穿梭往來，兩度接受高盛邀請，也許這樣的經歷會令一些人刮目相看，並把我當做是這個行業的權威。現在迴過頭來看，跳槽其實是我為年輕付出的代價，在投行裏走了一圈。每一家給我的感受都差不多，如果讓我再選擇，我可能不會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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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的第一個關於中國的案子是為中信發行揚基債券，但直到1994年接手慶鈴汽車的融資案，我才有了第一個為國企海外融資的案例。慶鈴汽車上市的難度較大，因為當時企業的領導人根本不知道什麽是路演，因此需要我親自擔任導演，其中經過了許多場彩排，最後慶鈴汽車順利上市。從1994年慶鈴汽車開始，我先後接手眾多國企大盤股，其中包括中國電信、中國移動、南航等，1999年以後我還主持操作了網易和ut斯達康等高科技股在海外上市。1999年底，由於美林的盛情邀請，我轉投它的麾下，當時最棘手的案例就是中海油的二次上市。同年早期，中海油欲在紐約和香港兩地上市，請了國際投行所羅門美邦做主承銷商，開出8.42—9.61港元的招股價。不想國際資本市場風雲變幻，高定價受到投資者冷眼，即便所羅門美邦隨後宣布降價，但由於前期在市場判斷及操作上的失誤，終是救不了中海油招股失利的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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