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孝孺的輔佐下，建文帝大力著手改革，史稱“建文新政”。他們崇尚禮教，銳意文治;廢除嚴刑峻法，大赦疑獄。同時又採取重農桑，興學校，賑濟災民，蠲荒田租等與民休養生息的措施，使國家呈現一派祥和的景象。時人讚嘆，建文時，法網疏闊，道不拾遺，士風樸茂，尚義者多。
然而，建文帝在安定的生活中成長，接受的是儒家學說的薰陶，缺少對現實的了解，而且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讀書人，因此改革中難免有理想主義色彩。他接受方孝孺的建議，在詔行寬政的同時，銳意復古，甚至要恢復西周時期的井田製度。他還使用一些《周禮》中的官名，依古製改革某些官職。復古這些製度是沒有任何現實意義的。從這一點我們不難發現，建文集團過重的文人氣息，成為他最後失國的一個主要原因。
這種對實現政治理想的渴望與對知遇之恩的感戴，使方孝孺無論從情感還是理念上都把建文帝視為千古一遇的聖主，並將自己的命運與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就此一點而言，在後來的靖難之役中，他是決不可能降於成祖朱棣的。
瓜蔓抄
在靖難之變中，方孝孺與朱棣是勢不兩立的。建文帝討伐燕王的詔檄大多出自方孝孺之手。朱棣曾經兩次試圖以罷兵作為緩兵之計，都被方孝孺識破，並力勸建文帝不要被他迷惑，使得朱棣屢屢未能得逞。方孝孺還多次為建文帝出謀劃策，甚至使用反間計來離間朱棣父子。朱棣奪取帝位後，方孝孺不肯起草登基詔，受新仇舊恨夾擊的朱棣終於沒能壓住怒火，方孝孺遂慘遭滅“十族”。朱棣如此殘酷的報復，也說明兩人積怨之深。
況且方孝孺所代表的決非他一個人的誌向，他代表的是大多數江南士人的理想。在江南士人眼裏，“削藩”與“靖難”之爭，決不僅僅是朱姓內部的皇位之爭，而是仁政與暴政之爭。“仁政”理想是一種極為普遍的群體意識，江南又是當時最大的文人淵藪，名儒輩出。在洪武政治下，他們所遭受的打擊，比之其他地區的士人更為酷烈。當時的著名詩人高啟、張羽、楊基諸人均被迫害致死，甚至連開國功臣劉基也最終鬱鬱而死，正如解縉在為太祖所上封事中所說：“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這是一個政治穩定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令人窒息的時代，政治氣氛異常凝重，文武大臣人人自危。生活在此一時代的士人，他們所擁有的隻能是惴惴不安的畏禍避害心理，而不可能有扭轉幹坤的守道抗勢壯誌。
隻有當洪武時代結束而朱允炆登基後，士人們似乎才迎來了轉機。從改元“建文”的新年號裏，他們不難發現這位建文皇帝想要改變洪武時的恐怖主義政治的決心。這種情況下，文人獲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政治地位，再也不用擔心像洪武朝那樣動輒以一言獲罪，因此他們膽量也大了，對朝政敢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對建文帝忠心耿耿。這是江南地區士人支持建文的一個重要原因。自幼飽受儒學薰陶的年輕皇帝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似乎意味著一個仁治時代的到來。
然而，朱棣的起兵並取得最後勝利，無情地粉碎了這種理想，方孝孺不顧“滅十族”的慘況，毅然選擇赴難，他的殉難，是對建文帝“知遇之恩”的報答，體現著“士為知己者死”的高尚氣節，更是對破滅的理想的殉節。建文“秀才朝廷”中的其他士人，如齊泰、黃觀、陳迪等，也與方孝孺一同赴難，誓死不屈，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可見，方氏與一時死難之江南士大夫，都並非“慷慨於一時”，他們在更大程度上是為了自己的仁政理想，而前赴後繼的。
方孝孺在南京政權的影響極大，代表了當時江南民氣，如果方孝孺肯歸順朱棣，那麽其他官員自然也就會臣服。然而方孝孺始終忠於前帝，那麽他的門生派係也就不可信任。朱棣滅方孝孺“十族”，把方孝孺的學生都牽連進來，實際上是要徹底清除那些深受方孝孺思想影響的人。恰如學者方東嶺指出，方孝孺之死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事件本身。方孝孺為江南地區士大夫的一個典型。方孝孺的死不能被視為一種個人行為，它是明前期士人儒家政治理想曇花一現後破滅的標誌。
與此同時，其他的建文餘黨也遭到了血腥鎮壓。事實上，朱棣入南京後立即揭榜(懸賞捉拿)黃子澄、齊泰、方孝孺、鐵鉉等建文帝臣子數十人。出逃在外的齊泰、黃子澄均被捕獲，全家被誅。齊泰本已脫險，他因擔心引人注目，將所騎的白馬染成黑馬，馬奔跑出汗，黑墨漸漸脫去，反倒被人起疑拿住。
兵部尚書鐵鉉，死守濟南被俘。他曾經在濟南城下用詐降之計，差點殺死朱棣。朱棣親自審問，鐵鉉寧死不肯麵對朱棣，背向而坐。朱棣讓他迴頭看一眼，終不可得。朱棣盛怒下命人割去鐵鉉的耳朵、鼻子，鐵鉉仍然謾罵不止。朱棣命人將他淩遲碎剮，將其屍投入油鍋，炸成焦炭。
禦史大夫景清謀刺朱棣未遂，被剝皮填草，掛在城門示眾。有一天晚上，朱棣夢見景清披頭散髮，拿著劍追殺他。第二天，朱棣又讓人用鐵刷子將景清屍身上的肉一塊塊刷掉，肉刷光後，還將骨頭打碎。朱棣猶不解恨，將景清滅族籍鄉，就連景清的街坊鄰居都受到株連，這種打擊麵比“殺十族”還要寬，隻要跟景清有這樣那樣的關係，都可能被株連。例如，青州教諭劉固曾因母親年邁提出辭職，景清寫信給劉固，讓他到京城來任職。就因為這樣簡單的引薦關係，劉固全家被殺，連他的老母都沒有放過。
</br>
然而，建文帝在安定的生活中成長，接受的是儒家學說的薰陶，缺少對現實的了解，而且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讀書人，因此改革中難免有理想主義色彩。他接受方孝孺的建議，在詔行寬政的同時，銳意復古，甚至要恢復西周時期的井田製度。他還使用一些《周禮》中的官名，依古製改革某些官職。復古這些製度是沒有任何現實意義的。從這一點我們不難發現，建文集團過重的文人氣息，成為他最後失國的一個主要原因。
這種對實現政治理想的渴望與對知遇之恩的感戴，使方孝孺無論從情感還是理念上都把建文帝視為千古一遇的聖主，並將自己的命運與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就此一點而言，在後來的靖難之役中，他是決不可能降於成祖朱棣的。
瓜蔓抄
在靖難之變中，方孝孺與朱棣是勢不兩立的。建文帝討伐燕王的詔檄大多出自方孝孺之手。朱棣曾經兩次試圖以罷兵作為緩兵之計，都被方孝孺識破，並力勸建文帝不要被他迷惑，使得朱棣屢屢未能得逞。方孝孺還多次為建文帝出謀劃策，甚至使用反間計來離間朱棣父子。朱棣奪取帝位後，方孝孺不肯起草登基詔，受新仇舊恨夾擊的朱棣終於沒能壓住怒火，方孝孺遂慘遭滅“十族”。朱棣如此殘酷的報復，也說明兩人積怨之深。
況且方孝孺所代表的決非他一個人的誌向，他代表的是大多數江南士人的理想。在江南士人眼裏，“削藩”與“靖難”之爭，決不僅僅是朱姓內部的皇位之爭，而是仁政與暴政之爭。“仁政”理想是一種極為普遍的群體意識，江南又是當時最大的文人淵藪，名儒輩出。在洪武政治下，他們所遭受的打擊，比之其他地區的士人更為酷烈。當時的著名詩人高啟、張羽、楊基諸人均被迫害致死，甚至連開國功臣劉基也最終鬱鬱而死，正如解縉在為太祖所上封事中所說：“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這是一個政治穩定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令人窒息的時代，政治氣氛異常凝重，文武大臣人人自危。生活在此一時代的士人，他們所擁有的隻能是惴惴不安的畏禍避害心理，而不可能有扭轉幹坤的守道抗勢壯誌。
隻有當洪武時代結束而朱允炆登基後，士人們似乎才迎來了轉機。從改元“建文”的新年號裏，他們不難發現這位建文皇帝想要改變洪武時的恐怖主義政治的決心。這種情況下，文人獲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政治地位，再也不用擔心像洪武朝那樣動輒以一言獲罪，因此他們膽量也大了，對朝政敢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對建文帝忠心耿耿。這是江南地區士人支持建文的一個重要原因。自幼飽受儒學薰陶的年輕皇帝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似乎意味著一個仁治時代的到來。
然而，朱棣的起兵並取得最後勝利，無情地粉碎了這種理想，方孝孺不顧“滅十族”的慘況，毅然選擇赴難，他的殉難，是對建文帝“知遇之恩”的報答，體現著“士為知己者死”的高尚氣節，更是對破滅的理想的殉節。建文“秀才朝廷”中的其他士人，如齊泰、黃觀、陳迪等，也與方孝孺一同赴難，誓死不屈，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可見，方氏與一時死難之江南士大夫，都並非“慷慨於一時”，他們在更大程度上是為了自己的仁政理想，而前赴後繼的。
方孝孺在南京政權的影響極大，代表了當時江南民氣，如果方孝孺肯歸順朱棣，那麽其他官員自然也就會臣服。然而方孝孺始終忠於前帝，那麽他的門生派係也就不可信任。朱棣滅方孝孺“十族”，把方孝孺的學生都牽連進來，實際上是要徹底清除那些深受方孝孺思想影響的人。恰如學者方東嶺指出，方孝孺之死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事件本身。方孝孺為江南地區士大夫的一個典型。方孝孺的死不能被視為一種個人行為，它是明前期士人儒家政治理想曇花一現後破滅的標誌。
與此同時，其他的建文餘黨也遭到了血腥鎮壓。事實上，朱棣入南京後立即揭榜(懸賞捉拿)黃子澄、齊泰、方孝孺、鐵鉉等建文帝臣子數十人。出逃在外的齊泰、黃子澄均被捕獲，全家被誅。齊泰本已脫險，他因擔心引人注目，將所騎的白馬染成黑馬，馬奔跑出汗，黑墨漸漸脫去，反倒被人起疑拿住。
兵部尚書鐵鉉，死守濟南被俘。他曾經在濟南城下用詐降之計，差點殺死朱棣。朱棣親自審問，鐵鉉寧死不肯麵對朱棣，背向而坐。朱棣讓他迴頭看一眼，終不可得。朱棣盛怒下命人割去鐵鉉的耳朵、鼻子，鐵鉉仍然謾罵不止。朱棣命人將他淩遲碎剮，將其屍投入油鍋，炸成焦炭。
禦史大夫景清謀刺朱棣未遂，被剝皮填草，掛在城門示眾。有一天晚上，朱棣夢見景清披頭散髮，拿著劍追殺他。第二天，朱棣又讓人用鐵刷子將景清屍身上的肉一塊塊刷掉，肉刷光後，還將骨頭打碎。朱棣猶不解恨，將景清滅族籍鄉，就連景清的街坊鄰居都受到株連，這種打擊麵比“殺十族”還要寬，隻要跟景清有這樣那樣的關係，都可能被株連。例如，青州教諭劉固曾因母親年邁提出辭職，景清寫信給劉固，讓他到京城來任職。就因為這樣簡單的引薦關係，劉固全家被殺，連他的老母都沒有放過。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