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放下話筒,微微皺眉。我暗自猜想她是否得常常一肩挑起守護家園的責任。


    如果角色互換,彼得是否肯如此配合?我的表情泄露的一定比我自知的多。


    “他是不是讓你失望了,親愛的?”她打破沉默。


    “沒有,”我向她保證,“我來是想談談安妮在葛蘭姆路的那些鄰居,我想你知道得可能會更多。”


    她用瞭然一切的眼神盯著我看。“我是說過去,”她溫和地說,“以前他是不是曾讓你失望過?”


    “某方麵來說是的。”我說,為了避開她的眼神,我故意環顧室內。“他說我歇斯底裏,但是我沒有。”溫蒂顯然喜歡收集瓷像,房裏幾乎全擺滿了。壁爐上有一排精美的白色德勒斯登仕女像,牆上的小玻璃櫃裏則放著小小的手繪瓷鳥。照片是她熱愛的另一項東西,家人的照片到處可見,牆上還有一張放大的快照,是七個笑臉盈盈的小孩。“他們是誰?”我問,朝照片的方向點點頭。


    她沒有抗議我突然換了話題。“我的孫子。那是少有的一刻,他們全都露出最好看的樣子。”她輕輕笑著。“通常都會有個人擺張臭臉。”


    “是誰照的?”


    “我。”


    “照得好極了,”我說的是真話,“別當什麽牧師了,你應該當專業攝影師才對。”


    “我有段時間就是……呃,半專業的。我以前常在聖馬克教堂拍婚禮照,特別是幫那些手頭拮據的新人拍。”她拉開壁爐旁的書桌抽屜,拿出一本厚厚鼓起的相簿。“我想你或許會有興趣。這裏應該可以找到安妮的大部分鄰居。”


    她把相簿遞給我,我翻閱著聖馬克教堂的婚禮、洗禮、葬禮和節日宴會的照片。


    70年代的那些照片讓我發笑,服裝樣式實在太落伍了——男人穿著喇叭褲西裝、有褶邊的襯衫,戴著刻有姓名的粗大手環;女人頂個蓬蓬頭,穿著腰線在胸口的洋裝和露腳跟的鞋子。甚至有一張我在安妮葬禮上的照片,24歲,不自在到了極點,全新的及地黑大衣不甚合身,讓我看起來像是撿拾別人衣服的孤兒。我認出的麵孔很少,因為這些人並非全都跟我同一個時期,但有些人我還記得。


    “你為什麽拍了這麽多?”我問溫蒂。“不可能所有的照片都拿得到錢吧。”


    “我想以後的人看了應該會覺得很有意思,”她說,“我原先是想把照片貼在教區的登記簿上,這樣如果有人來查家族信息時,除了文字記錄外還可看到圖像。”


    她笑了。“那不是個很好的主意。要把照片跟文字一一對在一起要花很多時間,很快我就窮於應付了。後來我隻是為了好玩才繼續拍。”


    她做很多事情都是為了好玩,我想著,逐漸對她有好感。我甚至開始想,也許我也可以為我正在做的事情找同樣的藉口。如果我說我查問安妮之死是因為無聊,有人會接受嗎?我伸手指著一張全家福照。“查爾斯一家,”我說,“他們住在我們隔壁的三號。”


    溫蒂過來和我並肩坐在沙發上。“保羅和茱莉亞,還有兩個小孩,名字我記不得了。彼得替其中一個小孩施洗,整個儀式上她都大哭個不停。這些是當時拍的。”


    “是珍妮佛。”我告訴她。“她以前總是整夜啼哭。有次我們實在受不了,薩姆決定到隔壁抗議。不料精疲力竭的茱莉亞應門時就哭出來了,薩姆不忍心那麽做。


    後來我們就開始戴起耳塞。珍妮佛現在差不多24歲,在多倫多當律師。他們全家人是1980年移民到加拿大的。“


    “老天!你真的是消息靈通。”


    “這男人很眼熟。”我說著指向另一張照片。


    “德瑞克?史雷特,”她告訴我,“他是個禽獸……喝醉了就打老婆和小孩。


    那可憐的女人總是躲到我們家來,因為她很怕他。“她翻過一頁,指著抱個學步小娃娃的深色頭髮女人。”就是她……莫琳?史雷特。她跟他生了四個孩子——兩男兩女——每個都曾遭到毆打。德瑞克經常被捕……通常是因為酒後滋事……不過我想也有一兩件偷竊罪。“她一隻手指按在小娃娃的臉上。”德瑞克一定坐了一段時間的牢,因為這個小傢夥比另外三個要小很多歲。就我所知,莫琳仍然住在葛蘭姆路,但天知道德瑞克上哪去了。他們家在1979或1980年大鬧了一場,他的大兒子終於鼓起勇氣拿起球棒喝令他離開。“


    “那是艾倫吧?”


    “是的。你認識他?”


    “我教過他一年英文……高高壯壯的孩子,手掌像晚餐盤那麽大。他們住在那排連棟房屋的尾端,就在安妮隔壁。32號。你有沒有艾倫的照片?”


    “我想是有……不過不是在教堂裏拍的。我記得,他惟一一次去聖馬克,是要去看有沒有東西可偷。”她發出責備的嘖嘖聲。“他是個要命的賊,有一次我收容莫琳,他就在我眼皮底下把我母親留給我的胸針給偷走了。為此我始終沒原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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