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你出任科長。”科爾宣布說。他是個精力充沛、說一不二、咄咄逼人的人。
我說希望能繼續從事提供審訊策略、法庭作證以及公開演講等工作。我認為這些才是我的長處。科爾保證說我能夠繼續這些工作，於是提名我擔任科長一職。
我上任伊始做的頭一件事，如我多次提過的，就是省去我們科名稱中的“行為科學”二字，簡稱為調查支援科。我的想法就是，要給我們在各地的警察客戶以及局裏的其他部門發出一個有關我們幹些什麽的明確無誤的信息。
在人事部門負責人羅伯特·比德爾的大力幫助和不懈努力下，我將暴力罪犯拘捕項目的人員編製由4人擴大到16人。科裏的其他分支也得以擴充，不久我們就達到了近40人的總編製。為了減輕擴大規模帶來的行政負擔，我實施了一項地區管理計劃，根據該計劃，各個特工要對國內特定地區負責。
我認為這些人統統都有資格晉升到gsl4級，可是總部隻同意給我們四五個名額。於是我讓他們同意，完成兩年專業培訓計劃的人將被“選定”為專家和認可為主管級特工，並有資格得到那個職務和薪俸。專業培訓計劃要求學員旁聽全國學院行為科學科講授的全部課程，修完武裝部隊病理學學院開設的兩門課程，攻讀維吉尼亞大學(帕克·迪茨當時在那裏任教)的精神病學和法學課程，完成約翰·裏德主持的審訊學校的學業，與巴爾的摩驗屍官辦公室一道進行死亡調查，隨紐約警察局兇殺案調查組一同執勤，以及在一位地區級主管的指導下從事側寫工作。
另外，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多地介入了國際性辦案工作。比如在退休前的最後一年中，格雷格-麥克拉裏就辦理過加拿大和奧地利兩國的重大係列謀殺案。
我的科在履行職能方麵運轉良好。在行政管理方麵，我則比較鬆散，這不過是我的個性使然。當我發現有人疲勞過度時，就會繞過有關規章製度，簽名同意他們不來上班，或者告訴他們休整一段時間。最終，他們的工作效率較之假如我照章辦事讓他們繼續上班要高出許多。當你手下人才濟濟，可又不能給予獎金鼓勵時，你就得用別的方式來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我總是跟支援人員相處得很好，在我退休之際，他們似乎對我的離去感到傷心難過。這也許是因為我曾在空軍服役過。局裏領導層中有很多人都是軍官出身(還有很多人，比如我的最後一任主管特工羅賓·蒙哥馬利，曾經作為英雄被授予勳章)，他們總是從軍官的角度去考慮問題。這本身無可非議，龐大機構的大多數管理者要是像我這樣，就會使這些機構運轉失靈。可我曾是一名士兵，故而始終在感情上與二線支援人員有一種認同感。為此我比其他一些當頭頭的人更容易得到必要的幫助。
不少人按照以往看待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眼光來看待聯邦調查局：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到處是身穿白色襯衣和黑色外套的男男女女，他們聰明，有成就，不過缺乏幽默感，千人一麵。我所在的小群體是由真正不同凡響的個人組成的，他們每個人在專業領域裏各有千秋，我為能成為其中一員而一直深感慶幸。隨著時光推移以及行為科學在執法界的作用不斷增強，我們自然而然都發展了自己的興趣，攻克不同的領域。
從我們開展研究起，鮑勃·雷斯勒從事的是研究，我則投入到實際辦案之中。羅伊·黑茲爾伍德是偵破強姦謀殺案的專家。肯·蘭寧是處理迫害兒童案的一流權威。吉姆·裏斯從側寫起步，後來在警官及執法人員的壓力管理上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在這一領域擁有哲學博士頭銜，論著頗豐，在整個執法界因其谘詢才華而廣受歡迎。吉姆·賴特初來科裏時，不但接手了培訓新任側寫人員的重任，而且成為偵破跟蹤案的一流權威，跟蹤是嚴重人際間犯罪，目前這類案件的增長速度最快。我們每個人都與全國各地的外勤工作站、警察局、治安官辦公室，以及執法機構建立了許多的私人聯繫，因此每當有人打來電話時，他或她都認識並信任與之通話的人。
對於加盟我們科的新人來說，試圖與所有這些“大腕人物”並駕齊驅是困難的，在隨著《沉默的羔羊》上映全國上下對我們的工作表現出極大興趣後，情況尤其如此。但是我們盡力讓他們相信，他們之所以被選中，就是因為我們認為他們完全具備勝任科裏工作所必須的素質。他們都擁有豐富的辦案經驗，一旦與我們共事以後，我們還要讓他們接受整整兩年的在崗培訓。除此之外，他們還擁有聰慧、直覺、勤奮、正直和自信，再加上傾聽和評估他人觀點的能力。以我之見，導致聯邦調查局全國學院成為世界上同類院校中佼佼者的原因之一是，它是由那些擁有共同目標和各自的興趣的有才華的個人組成的。反過來，這些人中的每一人又在激勵別人具備同等的素質。我希望並相信，我們在科裏建立起的學院式的、相互支持的體製，在我們這些第一代人員退休之後，將得以保持下去。
1995年6月，在匡蒂科為我舉辦的退休晚宴上，不少人對我大加讚譽，令我既慚愧又感動。坦率地說，我原先準備舉行一個燒烤晚會，指望大夥會利用這個最後的正式機會，把他們積累已久的種種不滿對我發泄出來。我後來在洗手間碰上了賈德·雷，他一見到我便為沒有發言表示歉意。在他們說完之後，輪到我說話了。我覺得沒有必要對他們隱瞞自己的想法，於是把原先預料他們都會說些什麽以及事先準備好的一套反駁論點悉數道了出來。那天晚上，我沒有什麽特別的至理名言或慎重的建議可以傳授。我隻是希望我的言傳身教能起到一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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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希望能繼續從事提供審訊策略、法庭作證以及公開演講等工作。我認為這些才是我的長處。科爾保證說我能夠繼續這些工作，於是提名我擔任科長一職。
我上任伊始做的頭一件事，如我多次提過的，就是省去我們科名稱中的“行為科學”二字，簡稱為調查支援科。我的想法就是，要給我們在各地的警察客戶以及局裏的其他部門發出一個有關我們幹些什麽的明確無誤的信息。
在人事部門負責人羅伯特·比德爾的大力幫助和不懈努力下，我將暴力罪犯拘捕項目的人員編製由4人擴大到16人。科裏的其他分支也得以擴充，不久我們就達到了近40人的總編製。為了減輕擴大規模帶來的行政負擔，我實施了一項地區管理計劃，根據該計劃，各個特工要對國內特定地區負責。
我認為這些人統統都有資格晉升到gsl4級，可是總部隻同意給我們四五個名額。於是我讓他們同意，完成兩年專業培訓計劃的人將被“選定”為專家和認可為主管級特工，並有資格得到那個職務和薪俸。專業培訓計劃要求學員旁聽全國學院行為科學科講授的全部課程，修完武裝部隊病理學學院開設的兩門課程，攻讀維吉尼亞大學(帕克·迪茨當時在那裏任教)的精神病學和法學課程，完成約翰·裏德主持的審訊學校的學業，與巴爾的摩驗屍官辦公室一道進行死亡調查，隨紐約警察局兇殺案調查組一同執勤，以及在一位地區級主管的指導下從事側寫工作。
另外，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多地介入了國際性辦案工作。比如在退休前的最後一年中，格雷格-麥克拉裏就辦理過加拿大和奧地利兩國的重大係列謀殺案。
我的科在履行職能方麵運轉良好。在行政管理方麵，我則比較鬆散，這不過是我的個性使然。當我發現有人疲勞過度時，就會繞過有關規章製度，簽名同意他們不來上班，或者告訴他們休整一段時間。最終，他們的工作效率較之假如我照章辦事讓他們繼續上班要高出許多。當你手下人才濟濟，可又不能給予獎金鼓勵時，你就得用別的方式來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我總是跟支援人員相處得很好，在我退休之際，他們似乎對我的離去感到傷心難過。這也許是因為我曾在空軍服役過。局裏領導層中有很多人都是軍官出身(還有很多人，比如我的最後一任主管特工羅賓·蒙哥馬利，曾經作為英雄被授予勳章)，他們總是從軍官的角度去考慮問題。這本身無可非議，龐大機構的大多數管理者要是像我這樣，就會使這些機構運轉失靈。可我曾是一名士兵，故而始終在感情上與二線支援人員有一種認同感。為此我比其他一些當頭頭的人更容易得到必要的幫助。
不少人按照以往看待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眼光來看待聯邦調查局：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到處是身穿白色襯衣和黑色外套的男男女女，他們聰明，有成就，不過缺乏幽默感，千人一麵。我所在的小群體是由真正不同凡響的個人組成的，他們每個人在專業領域裏各有千秋，我為能成為其中一員而一直深感慶幸。隨著時光推移以及行為科學在執法界的作用不斷增強，我們自然而然都發展了自己的興趣，攻克不同的領域。
從我們開展研究起，鮑勃·雷斯勒從事的是研究，我則投入到實際辦案之中。羅伊·黑茲爾伍德是偵破強姦謀殺案的專家。肯·蘭寧是處理迫害兒童案的一流權威。吉姆·裏斯從側寫起步，後來在警官及執法人員的壓力管理上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在這一領域擁有哲學博士頭銜，論著頗豐，在整個執法界因其谘詢才華而廣受歡迎。吉姆·賴特初來科裏時，不但接手了培訓新任側寫人員的重任，而且成為偵破跟蹤案的一流權威，跟蹤是嚴重人際間犯罪，目前這類案件的增長速度最快。我們每個人都與全國各地的外勤工作站、警察局、治安官辦公室，以及執法機構建立了許多的私人聯繫，因此每當有人打來電話時，他或她都認識並信任與之通話的人。
對於加盟我們科的新人來說，試圖與所有這些“大腕人物”並駕齊驅是困難的，在隨著《沉默的羔羊》上映全國上下對我們的工作表現出極大興趣後，情況尤其如此。但是我們盡力讓他們相信，他們之所以被選中，就是因為我們認為他們完全具備勝任科裏工作所必須的素質。他們都擁有豐富的辦案經驗，一旦與我們共事以後，我們還要讓他們接受整整兩年的在崗培訓。除此之外，他們還擁有聰慧、直覺、勤奮、正直和自信，再加上傾聽和評估他人觀點的能力。以我之見，導致聯邦調查局全國學院成為世界上同類院校中佼佼者的原因之一是，它是由那些擁有共同目標和各自的興趣的有才華的個人組成的。反過來，這些人中的每一人又在激勵別人具備同等的素質。我希望並相信，我們在科裏建立起的學院式的、相互支持的體製，在我們這些第一代人員退休之後，將得以保持下去。
1995年6月，在匡蒂科為我舉辦的退休晚宴上，不少人對我大加讚譽，令我既慚愧又感動。坦率地說，我原先準備舉行一個燒烤晚會，指望大夥會利用這個最後的正式機會，把他們積累已久的種種不滿對我發泄出來。我後來在洗手間碰上了賈德·雷，他一見到我便為沒有發言表示歉意。在他們說完之後，輪到我說話了。我覺得沒有必要對他們隱瞞自己的想法，於是把原先預料他們都會說些什麽以及事先準備好的一套反駁論點悉數道了出來。那天晚上，我沒有什麽特別的至理名言或慎重的建議可以傳授。我隻是希望我的言傳身教能起到一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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