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昂納德·波裏埃洛問他為什麽要殺那些女人，他隻是淡淡地說：“那是我的買賣。”
真正的精神病——那些與現實生活完全脫節的人——不會經常犯嚴重的罪行。他們犯這種罪的時候，頭腦往往處於混亂狀態，不考慮如何避免被發現，往往很快就被抓獲。理察·特倫頓·蔡斯之所以殺害婦女，是因為他認為自己需要她們的血才能活下去。他就是個精神病患者。如果他得不到人血，他就用能抓到的動物的血作替代。把蔡斯關進瘋人院後，他仍然抓兔子，給它們放血，然後注射到自己的手臂。他抓到小鳥就把它的頭咬掉，喝它的血。這個人是真的精神病。而作案10次都能逍遙法外的人一定是個老手。不要把精神病患者和瘋子混為一談。
在審判過程中，肖克羅斯一直在控製自己的感情，一動也不動。在陪審團麵前，他幾乎到了神經緊張、神誌錯亂的地步，仿佛處於精神恍惚的狀態，不知道身邊在發生著什麽事情。可是看管和解押他的警察和警官報告說，他一走到陪審團看不見、聽不見的地方就鬆弛下來，話也多了，有時還開開玩笑。他知道裝成精神失常可以救他一命。
在我研究並訪談過的罪犯中，最聰明、最有心計——我得說也是最有魅力——的人要算加裏·特拉普內爾了。他成年之後，關進監獄已經成了家常便飯。有一次，他居然說動一名年輕女子開著一架直升飛機，降落到監獄區的空地上，企圖營救他。70年代初期的這次越獄是他引人注目的罪行之一。他就在停在地麵上的飛機裏，盤算著脫身之計。在談判中他把拳頭舉起來讓人拍照，並提出要求說：“釋放安吉拉·戴維斯!”
“釋放安吉拉·戴維斯?‘釋放安吉拉·戴維斯’是什麽意思?”執法部門負責這一案件的大多數人都為之一驚。從特拉普內爾的背景裏，沒有發現他跟加州那個激進的年輕黑人教授有什麽感情聯絡，也看不出他帶有什麽政治企圖，可是他現在卻提出了這樣的要求，要求把安吉拉·戴維斯釋放出獄。這傢夥一定是瘋子。這是惟一合理的解釋。
後來，在他投降並被判刑之後，我到伊利諾州馬裏奧的聯邦監獄對他進行訪談時，我問到了他的這一要求。
他說的話大致如下：“我看到自己已無法解脫，知道自己要在大牢裏蹲好幾年。我想如果黑人老大哥們認為我是個政治犯，我在監獄的淋浴室內就不會遭到非禮。”
當時特拉普內爾不僅很理智，而且是事先有準備的，根本沒有精神失常。實際上，他還寫了迴憶錄，題為《狐狸也瘋狂》。這是一份很有價值的材料，它告訴了我們在談判時應採取何種策略。如果有人突然提出一些完全無法接受的條件，那可能就意味著他頭腦裏早就有了下一步的計劃，談判者也可以隨機應變，做出相應的反應。
特拉普內爾還告訴我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他說如果我給他一本最近發行的《精神病診斷與統計手冊》，隨便說出其中一種病的症狀，他第二天就可以讓心理醫生相信他的確患了那種精神病。這裏，特拉普內爾也要比肖克羅斯大膽。不用花多少腦子就能知道，如果你告訴心理醫生你感覺好多了，對猥褻小男孩的事已經不感興趣，那就很可能被假釋。如果陪審團看到你神情恍惚，那麽他們就更會相信神遊狀態的解釋。
長期以來，執法部門一直想依據《精神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來判定某人是否患有嚴重精神失常。可是我們大多數人都發現這本手冊對我們的工作沒有什麽價值。這就是為什麽我們要在1992年出版《犯罪分類手冊》的原因。這本書是在我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寫成的。與我合作寫書的是雷斯勒、安·伯傑斯和她丈夫以及波士頓大學管理學教授艾倫。行為科學調查支援科的其他成員格雷格·庫珀、羅伊·黑茲爾伍德、肯·蘭寧、格雷格·麥克拉裏、尤德·雷伊、彼得·斯默裏克和吉姆·賴特也是我們的供稿人。
有了《犯罪分類手冊》，我們就根據行為特徵對嚴重犯罪進行分類，並從心理學角度進行科學的分析，這是《精神病診斷與統計手冊》沒能做到的。例如，你在《精神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上就找不到對o·j·辛普森一案的描述，但你在我們的手冊上就可以找到。我們是想通過行為證據把小麥和麩皮分開，以幫助辦案人員和審判人員集中注意力考慮哪些是有關的，哪些是不相幹的。
被告及其律師會盡量陳述種種理由為被告的行為開脫，這毫不奇怪。在肖克羅斯專案組所陳述的他精神失常的諸多因素中，有一條是越戰造成的創傷。經調查肖克羅斯根本就沒有參加過戰鬥。但這種做法並不是什麽發明，以前就有人採用過。1975年12月9日，杜安·桑佩爾斯在俄勒岡州錫弗爾頓把兩名婦女開腸剖肚，受審期間就以越戰創傷為自己辯護。隻有一名婦女死亡，但是我看了犯罪現場的照片。那兩個女人的屍體都像是被解剖過的。羅伯特·雷斯勒發現，桑佩爾斯也不像他自稱的那樣參加過戰鬥。在襲擊兩名婦女的前一天，他寫了一封信，說自己一直有切開一位裸體美女腹部的幻想。
1981年，雷斯勒到俄勒岡州，幫助公訴人解釋為什麽州長不應當支持釋放桑佩爾斯。他的話當時起了作用，然而10年後，桑佩爾斯還是被釋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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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精神病——那些與現實生活完全脫節的人——不會經常犯嚴重的罪行。他們犯這種罪的時候，頭腦往往處於混亂狀態，不考慮如何避免被發現，往往很快就被抓獲。理察·特倫頓·蔡斯之所以殺害婦女，是因為他認為自己需要她們的血才能活下去。他就是個精神病患者。如果他得不到人血，他就用能抓到的動物的血作替代。把蔡斯關進瘋人院後，他仍然抓兔子，給它們放血，然後注射到自己的手臂。他抓到小鳥就把它的頭咬掉，喝它的血。這個人是真的精神病。而作案10次都能逍遙法外的人一定是個老手。不要把精神病患者和瘋子混為一談。
在審判過程中，肖克羅斯一直在控製自己的感情，一動也不動。在陪審團麵前，他幾乎到了神經緊張、神誌錯亂的地步，仿佛處於精神恍惚的狀態，不知道身邊在發生著什麽事情。可是看管和解押他的警察和警官報告說，他一走到陪審團看不見、聽不見的地方就鬆弛下來，話也多了，有時還開開玩笑。他知道裝成精神失常可以救他一命。
在我研究並訪談過的罪犯中，最聰明、最有心計——我得說也是最有魅力——的人要算加裏·特拉普內爾了。他成年之後，關進監獄已經成了家常便飯。有一次，他居然說動一名年輕女子開著一架直升飛機，降落到監獄區的空地上，企圖營救他。70年代初期的這次越獄是他引人注目的罪行之一。他就在停在地麵上的飛機裏，盤算著脫身之計。在談判中他把拳頭舉起來讓人拍照，並提出要求說：“釋放安吉拉·戴維斯!”
“釋放安吉拉·戴維斯?‘釋放安吉拉·戴維斯’是什麽意思?”執法部門負責這一案件的大多數人都為之一驚。從特拉普內爾的背景裏，沒有發現他跟加州那個激進的年輕黑人教授有什麽感情聯絡，也看不出他帶有什麽政治企圖，可是他現在卻提出了這樣的要求，要求把安吉拉·戴維斯釋放出獄。這傢夥一定是瘋子。這是惟一合理的解釋。
後來，在他投降並被判刑之後，我到伊利諾州馬裏奧的聯邦監獄對他進行訪談時，我問到了他的這一要求。
他說的話大致如下：“我看到自己已無法解脫，知道自己要在大牢裏蹲好幾年。我想如果黑人老大哥們認為我是個政治犯，我在監獄的淋浴室內就不會遭到非禮。”
當時特拉普內爾不僅很理智，而且是事先有準備的，根本沒有精神失常。實際上，他還寫了迴憶錄，題為《狐狸也瘋狂》。這是一份很有價值的材料，它告訴了我們在談判時應採取何種策略。如果有人突然提出一些完全無法接受的條件，那可能就意味著他頭腦裏早就有了下一步的計劃，談判者也可以隨機應變，做出相應的反應。
特拉普內爾還告訴我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他說如果我給他一本最近發行的《精神病診斷與統計手冊》，隨便說出其中一種病的症狀，他第二天就可以讓心理醫生相信他的確患了那種精神病。這裏，特拉普內爾也要比肖克羅斯大膽。不用花多少腦子就能知道，如果你告訴心理醫生你感覺好多了，對猥褻小男孩的事已經不感興趣，那就很可能被假釋。如果陪審團看到你神情恍惚，那麽他們就更會相信神遊狀態的解釋。
長期以來，執法部門一直想依據《精神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來判定某人是否患有嚴重精神失常。可是我們大多數人都發現這本手冊對我們的工作沒有什麽價值。這就是為什麽我們要在1992年出版《犯罪分類手冊》的原因。這本書是在我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寫成的。與我合作寫書的是雷斯勒、安·伯傑斯和她丈夫以及波士頓大學管理學教授艾倫。行為科學調查支援科的其他成員格雷格·庫珀、羅伊·黑茲爾伍德、肯·蘭寧、格雷格·麥克拉裏、尤德·雷伊、彼得·斯默裏克和吉姆·賴特也是我們的供稿人。
有了《犯罪分類手冊》，我們就根據行為特徵對嚴重犯罪進行分類，並從心理學角度進行科學的分析，這是《精神病診斷與統計手冊》沒能做到的。例如，你在《精神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上就找不到對o·j·辛普森一案的描述，但你在我們的手冊上就可以找到。我們是想通過行為證據把小麥和麩皮分開，以幫助辦案人員和審判人員集中注意力考慮哪些是有關的，哪些是不相幹的。
被告及其律師會盡量陳述種種理由為被告的行為開脫，這毫不奇怪。在肖克羅斯專案組所陳述的他精神失常的諸多因素中，有一條是越戰造成的創傷。經調查肖克羅斯根本就沒有參加過戰鬥。但這種做法並不是什麽發明，以前就有人採用過。1975年12月9日，杜安·桑佩爾斯在俄勒岡州錫弗爾頓把兩名婦女開腸剖肚，受審期間就以越戰創傷為自己辯護。隻有一名婦女死亡，但是我看了犯罪現場的照片。那兩個女人的屍體都像是被解剖過的。羅伯特·雷斯勒發現，桑佩爾斯也不像他自稱的那樣參加過戰鬥。在襲擊兩名婦女的前一天，他寫了一封信，說自己一直有切開一位裸體美女腹部的幻想。
1981年，雷斯勒到俄勒岡州，幫助公訴人解釋為什麽州長不應當支持釋放桑佩爾斯。他的話當時起了作用，然而10年後，桑佩爾斯還是被釋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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