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此時並沒有說拉塞爾就是兇手。我們所要說的就是，其中一案的兇手即是全部三案的兇手。
被告方打算聘請一位專家對我的說法進行反駁，並作證說我對識別標誌的看法是錯誤的，這三件案子不是同一人幹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聘請的那個人竟然是我在局裏的老同事以及研究係列殺人犯的搭檔羅伯特·雷斯勒，他已從局裏退休，但仍然在該領域從事谘詢工作。
我認為對於任何像我和鮑勃這樣在側寫和犯罪現場分析方麵富有經驗的人來說，這些案子都相當棘手，但為一人所為的跡象是很明顯的，因此我感到極其驚訝，他居然會願意站出來替對方作證，要求把案子分開審理。直言不諱地說，我覺得他大錯特錯。但正如我們多次承認過的，我們所從事的工作遠非一門精確的科學，因此他當然有權發表自己的觀點。我和鮑勃在這以後在不少問題上意見相左，其中最顯著的或許莫過於傑弗裏·達默是否精神失常這一問題。鮑勃站在被告一方，認為他精神失常。我則贊同為起訴方作證的帕克·迪茨的看法，他沒有精神失常。
而後我更為吃驚的是，鮑勃聲稱他有其他事務纏身，根本就未出席拉塞爾一案的審判前聽證會，而是派了另一位已退休的特工拉斯·沃佩格爾替代他。拉斯是個聰明的傢夥，曾是西洋棋冠軍，可以與10名對手進行車輪大戰。但側寫不是他的主要專長，而且我認為事實對他也不利。所以，在他反駁我的觀點之後，麗貝卡·羅對他進行了盤詰，讓他好一陣子下不了台。聽證會結束時，艾特肯做出了裁決：基於我和凱佩爾就三案兇手為同一個人的可能性提出了識別標誌證據，準予一併審理三起案子。
我在庭審時再度利用識別標誌的證據，對被告方提出的多重兇手作案這一觀點予以反駁。在卡羅爾·比瑟被殺一案中，辯護律師施瓦茨認為，她的男友既有作案機會，也有作案動機。我們在查辦強姦兇殺案時，總是把配偶或情人作為調查對象，但我堅信這是一起“陌生人”出於性動機作下的兇殺案。
由六男六女組成的陪審團經過四天審議最終做出了裁決，小喬治·沃特菲爾德·拉塞爾犯有一項一級謀殺罪和兩項惡性一級謀殺罪。他被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被送往該州防備措施最嚴格的沃拉沃拉監獄服刑。
自從在西雅圖虛脫昏迷以後，這是我第一次迴到那裏。在經歷了格林河殺手案的重挫之後，能重返那裏並協助偵破一起案子，我感到非常愉快。我迴到了瑞典醫院，很高興地看到他們仍然掛著我送去的感謝匾。.我也迴到了希爾頓飯店，想看看我能否迴想起什麽，結果什麽也不記得了。我想大概是因為大腦受到的創傷太重，對所發生的事難以留下清晰的記憶。不管怎麽說，由於多年來經常在外顛簸，住過的旅館房間在我的記憶中已混做一團。
我們對識別標誌的研究現在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我們在係列謀殺案審判過程中出庭作證已成為常規。不僅是我，還有其他對此感興趣的側寫人員都可出庭作證，其中以拉裏·安克羅姆和格雷格·庫珀最為出名。
1993年，法庭裁定格雷戈裏·莫斯利犯有兩項一級謀殺罪，格雷格·庫珀起到了主要作用。莫斯利在北卡羅來納州兩個不同司法管轄區內強姦、毆打並刺死了兩名女子。如同審判拉塞爾時三起案件是相互關聯的那樣，兩個管轄區各自都很難順利地給他定罪。兩方都需要利用對方的證據。經分析犯罪現場照片和案情檔案之後，格雷格覺得他能將兩案聯繫起來。
格雷格認定，對莫斯利所作案件進行識別標誌分析的關鍵找出過度殺戮行為這個共性。兩名受害者皆是輕度殘疾的獨身女子，年約二十出頭，同去一家鄉村音樂與西部音樂夜總會，在前後相隔幾個月的時間內在那裏被人綁架。兩人都曾遭到毒打，你甚至可以說都是被毆打致死，隻不過她們也被人用手掐過和用帶子勒過。其中一人還被捅了12刀，陰道和肛門也有被刺戳的痕跡。其中一案中提取到的法醫證據，包括從精液中提取的dna，可以將案件與莫斯利聯繫起來。兩起強姦摧殘謀殺案都發生在隱蔽的地方，屍體都拋棄在人跡罕至的偏遠地點。
格雷格在審理第一件案子時作證說，作為識別標誌的行為證據表明，兇手有人格缺陷，是個性虐待狂。他的缺陷可以從作案對象的選擇上明顯地看出。他的虐待欲則更明顯地表現在他對她們的所作所為上。與許多有缺陷且缺乏條理性的罪犯不同的是，兇手並不是在殺人之後才分屍的。他要完全控製她們的肉體和情緒。他要讓她們痛苦，要欣賞由他的殘忍行為引起的反應。
通過在第一起案子中的證詞，格雷格協助起訴方引出第二起謀殺案。莫斯利被定了罪，判處了死刑。在九個月後審理第二起案子時，格雷格再度使莫斯利被定了罪並判處死刑。
第一次作證時，在格雷格向座無虛席的法庭描述莫斯利的個性之際，他與莫斯利鎖定了彼此的目光。格雷格從莫斯利沒有表情的臉上看出，他正在納悶：“見鬼，你怎麽會知道這些事的?”格雷格承受的壓力是巨大的。如果他的作證不成功，案子審理就會擱淺，第二起案子可能因此蒙受不可挽迴的重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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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方打算聘請一位專家對我的說法進行反駁，並作證說我對識別標誌的看法是錯誤的，這三件案子不是同一人幹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聘請的那個人竟然是我在局裏的老同事以及研究係列殺人犯的搭檔羅伯特·雷斯勒，他已從局裏退休，但仍然在該領域從事谘詢工作。
我認為對於任何像我和鮑勃這樣在側寫和犯罪現場分析方麵富有經驗的人來說，這些案子都相當棘手，但為一人所為的跡象是很明顯的，因此我感到極其驚訝，他居然會願意站出來替對方作證，要求把案子分開審理。直言不諱地說，我覺得他大錯特錯。但正如我們多次承認過的，我們所從事的工作遠非一門精確的科學，因此他當然有權發表自己的觀點。我和鮑勃在這以後在不少問題上意見相左，其中最顯著的或許莫過於傑弗裏·達默是否精神失常這一問題。鮑勃站在被告一方，認為他精神失常。我則贊同為起訴方作證的帕克·迪茨的看法，他沒有精神失常。
而後我更為吃驚的是，鮑勃聲稱他有其他事務纏身，根本就未出席拉塞爾一案的審判前聽證會，而是派了另一位已退休的特工拉斯·沃佩格爾替代他。拉斯是個聰明的傢夥，曾是西洋棋冠軍，可以與10名對手進行車輪大戰。但側寫不是他的主要專長，而且我認為事實對他也不利。所以，在他反駁我的觀點之後，麗貝卡·羅對他進行了盤詰，讓他好一陣子下不了台。聽證會結束時，艾特肯做出了裁決：基於我和凱佩爾就三案兇手為同一個人的可能性提出了識別標誌證據，準予一併審理三起案子。
我在庭審時再度利用識別標誌的證據，對被告方提出的多重兇手作案這一觀點予以反駁。在卡羅爾·比瑟被殺一案中，辯護律師施瓦茨認為，她的男友既有作案機會，也有作案動機。我們在查辦強姦兇殺案時，總是把配偶或情人作為調查對象，但我堅信這是一起“陌生人”出於性動機作下的兇殺案。
由六男六女組成的陪審團經過四天審議最終做出了裁決，小喬治·沃特菲爾德·拉塞爾犯有一項一級謀殺罪和兩項惡性一級謀殺罪。他被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被送往該州防備措施最嚴格的沃拉沃拉監獄服刑。
自從在西雅圖虛脫昏迷以後，這是我第一次迴到那裏。在經歷了格林河殺手案的重挫之後，能重返那裏並協助偵破一起案子，我感到非常愉快。我迴到了瑞典醫院，很高興地看到他們仍然掛著我送去的感謝匾。.我也迴到了希爾頓飯店，想看看我能否迴想起什麽，結果什麽也不記得了。我想大概是因為大腦受到的創傷太重，對所發生的事難以留下清晰的記憶。不管怎麽說，由於多年來經常在外顛簸，住過的旅館房間在我的記憶中已混做一團。
我們對識別標誌的研究現在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我們在係列謀殺案審判過程中出庭作證已成為常規。不僅是我，還有其他對此感興趣的側寫人員都可出庭作證，其中以拉裏·安克羅姆和格雷格·庫珀最為出名。
1993年，法庭裁定格雷戈裏·莫斯利犯有兩項一級謀殺罪，格雷格·庫珀起到了主要作用。莫斯利在北卡羅來納州兩個不同司法管轄區內強姦、毆打並刺死了兩名女子。如同審判拉塞爾時三起案件是相互關聯的那樣，兩個管轄區各自都很難順利地給他定罪。兩方都需要利用對方的證據。經分析犯罪現場照片和案情檔案之後，格雷格覺得他能將兩案聯繫起來。
格雷格認定，對莫斯利所作案件進行識別標誌分析的關鍵找出過度殺戮行為這個共性。兩名受害者皆是輕度殘疾的獨身女子，年約二十出頭，同去一家鄉村音樂與西部音樂夜總會，在前後相隔幾個月的時間內在那裏被人綁架。兩人都曾遭到毒打，你甚至可以說都是被毆打致死，隻不過她們也被人用手掐過和用帶子勒過。其中一人還被捅了12刀，陰道和肛門也有被刺戳的痕跡。其中一案中提取到的法醫證據，包括從精液中提取的dna，可以將案件與莫斯利聯繫起來。兩起強姦摧殘謀殺案都發生在隱蔽的地方，屍體都拋棄在人跡罕至的偏遠地點。
格雷格在審理第一件案子時作證說，作為識別標誌的行為證據表明，兇手有人格缺陷，是個性虐待狂。他的缺陷可以從作案對象的選擇上明顯地看出。他的虐待欲則更明顯地表現在他對她們的所作所為上。與許多有缺陷且缺乏條理性的罪犯不同的是，兇手並不是在殺人之後才分屍的。他要完全控製她們的肉體和情緒。他要讓她們痛苦，要欣賞由他的殘忍行為引起的反應。
通過在第一起案子中的證詞，格雷格協助起訴方引出第二起謀殺案。莫斯利被定了罪，判處了死刑。在九個月後審理第二起案子時，格雷格再度使莫斯利被定了罪並判處死刑。
第一次作證時，在格雷格向座無虛席的法庭描述莫斯利的個性之際，他與莫斯利鎖定了彼此的目光。格雷格從莫斯利沒有表情的臉上看出，他正在納悶：“見鬼，你怎麽會知道這些事的?”格雷格承受的壓力是巨大的。如果他的作證不成功，案子審理就會擱淺，第二起案子可能因此蒙受不可挽迴的重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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