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坐在會議室裏，斯佩克裝出一副不理不睬的模樣，於是我轉向那位督導員。他是一位開朗的、愛交際的人，在化解敵意方麵經驗豐富，而這些長處正是我們期待人質談判人員具備的素質。我就當斯佩克不在場似地談論起他的案情。
“你知道你的夥計都幹了些什麽嗎?他殺害了八個女人。其中有的還長得很漂亮。他一個人就奪去了我們八個漂亮小妞的生命。你認為這樣做公平嗎?”
很明顯，鮑勃對這種方式感到不自在。他不想被降低到與殺人犯處於同一個層次，而且嘲弄死者也令他感到作嘔。當然，我贊同他的看法，可是在這種情形下，我認為我隻能這麽做。
督導員以同樣的方式答覆我，於是我們倆就像唱雙簧似地一問一答。要不是實際談論的是謀殺案的受害者，我們就像是更衣室裏的高中男生，不過交談的語氣已由稚氣未退變成怪裏怪氣。
斯佩克旁聽了一陣子，然後搖搖頭，格格笑道：“你們這些傢夥真他媽發瘋了。你們和我一定沒有多大差別。”
有了這個開端，我便轉向了他。“你他媽的是怎麽會同時幹上八個女人的?你早飯都吃了些什麽?”
他望著我們，好像我們是一對傻乎乎的鄉巴佬。“我沒有強暴所有的人。那種傳言過於誇大。我隻幹了其中一人。”
“沙發上的那一個嗎?”
“是的。”
這一切聽起來既粗鄙又令人噁心，但卻向我揭示出一些東西。首先，盡管他充滿敵意和富有攻擊性，斯佩克並不具備男子漢大丈夫的自我意識。他自知沒有能力同時控製住所有的女子。他是個投機分子：他隻強姦了一個人以尋求刺激。從犯罪現場的照片來看，他選中的強暴對象是臉朝下趴在沙發上的一個。在他的眼裏，她已經淪為一個非個性化的物體。他不必與她產生任何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我們還可看出，他不是一個思維縝密和有條理的人。一起原本是相當單純和成功的搶劫案竟演化成了這樣一場大屠殺，在此過程中他並未進行多少思考。他承認殺害那些女人並不是出自獸性大發，而是這樣一來她們就無從辨認他。隨著年輕的學生護士逐一返迴，他把一個人關進臥室，一個人關進衣櫥，仿佛他是在將馬匹關進圍欄。他壓根不知道如何對付這種局麵。
有趣的是，他還聲稱將他送進醫院並最終導致他被捕的那處傷口並不是什麽自殺未遂留下的，而是在酒吧鬥毆所致。他未必理解這樣解釋的意義何在。他是在告訴我們，他希望我們把他看成是“天生造反派”式的男子漢，而不是隻有自殺一條出路的可悲的失敗者。
我一邊聽，一邊反覆琢磨著這一切信息。它不僅僅為我揭示了一些有關斯佩克的情況，還揭示出有關此類犯罪的情況。換句話說，當今後遇到類似案情時，我就會對這類罪責難逃的人更具備洞察力。當然，這也是該研究項目的主要目的。
在處理研究資料的過程中，我力圖擺脫那些學究氣十足的心理學界的行話和玄妙術語，更多地使用直截了當的概念，這樣會使執法人員更容易運用。如果告訴一位當地警察，他要搜捕的是一名類偏狂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或許在學術上是有趣的，但並不能為他提供在抓捕作案者方麵的有用的信息。我們提出的一個關鍵問題是：作案者究竟是有周密安排的還是盲目行動?抑或是混合型的?斯佩克這類人開始向我們展示出盲目行動的兇犯的行為模式。
斯佩克告訴我，他的早年生活坎坷不平。我可以覺察出，我們惟一一次觸痛他的神經是在詢問他的家庭之際。他長到20歲時，已經累計被捕近四十次。他娶了一個15歲的少女為妻，養育了一個孩子。五年之後，他懷著憤怒和痛苦離開了她。他告訴我們，他根本沒有萌發過殺害她的念頭。他的確殺害過其他幾位女性，其中包括一家低檔酒吧的女招待，就因為她一口迴絕了他的求歡要求。在殺害那些護士的幾個月前，他還搶劫並襲擊了一位65歲的老嫗。在一般情況下，殘酷強暴一位老嫗的行為係一個年輕人所為，甚至可能是十多歲的小夥子，他涉世未深，缺乏經驗和自信。搶劫案發生時，斯佩克已經年滿26。在這一等式上，作案者的年齡越大，他就越是不自信，越是涉世不深。這確實是我對理察·斯佩克的印象。雖然已經二十多歲了，他的行為水準，即便按罪犯的標準來衡量，也屬於晚青春期。
我們離去前，典獄長還想讓我們看一樣東西。在喬利埃特，就像在其他監獄一樣，一項心理學實驗正在進行之中，目的是要搞清柔和的淡色彩是否會減弱人的侵犯性。大量學術理論肯定了色彩與侵略性的關係。實驗人員甚至將歷屆警界的舉重冠軍帶入四壁塗上粉紅色或者黃色的房間，結果發現他們舉起的重量不比以前。
典獄長領我們來到位於監獄分區盡頭的一問牢房，說：“玫瑰色塗料應當能使暴力兇犯減少侵犯性。如果把他們關進這樣的一間房子，他們應當會變得平靜和順從。看一看這間房子的牆壁吧，道格拉斯，告訴我你有什麽發現。”
“我看牆上沒有多少塗料呀。”我說。
他迴答：“是呀，說得正是。看見了吧，這些傢夥不喜歡那些顏色。他們把塗料剝落下來，然後吞進了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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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你的夥計都幹了些什麽嗎?他殺害了八個女人。其中有的還長得很漂亮。他一個人就奪去了我們八個漂亮小妞的生命。你認為這樣做公平嗎?”
很明顯，鮑勃對這種方式感到不自在。他不想被降低到與殺人犯處於同一個層次，而且嘲弄死者也令他感到作嘔。當然，我贊同他的看法，可是在這種情形下，我認為我隻能這麽做。
督導員以同樣的方式答覆我，於是我們倆就像唱雙簧似地一問一答。要不是實際談論的是謀殺案的受害者，我們就像是更衣室裏的高中男生，不過交談的語氣已由稚氣未退變成怪裏怪氣。
斯佩克旁聽了一陣子，然後搖搖頭，格格笑道：“你們這些傢夥真他媽發瘋了。你們和我一定沒有多大差別。”
有了這個開端，我便轉向了他。“你他媽的是怎麽會同時幹上八個女人的?你早飯都吃了些什麽?”
他望著我們，好像我們是一對傻乎乎的鄉巴佬。“我沒有強暴所有的人。那種傳言過於誇大。我隻幹了其中一人。”
“沙發上的那一個嗎?”
“是的。”
這一切聽起來既粗鄙又令人噁心，但卻向我揭示出一些東西。首先，盡管他充滿敵意和富有攻擊性，斯佩克並不具備男子漢大丈夫的自我意識。他自知沒有能力同時控製住所有的女子。他是個投機分子：他隻強姦了一個人以尋求刺激。從犯罪現場的照片來看，他選中的強暴對象是臉朝下趴在沙發上的一個。在他的眼裏，她已經淪為一個非個性化的物體。他不必與她產生任何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我們還可看出，他不是一個思維縝密和有條理的人。一起原本是相當單純和成功的搶劫案竟演化成了這樣一場大屠殺，在此過程中他並未進行多少思考。他承認殺害那些女人並不是出自獸性大發，而是這樣一來她們就無從辨認他。隨著年輕的學生護士逐一返迴，他把一個人關進臥室，一個人關進衣櫥，仿佛他是在將馬匹關進圍欄。他壓根不知道如何對付這種局麵。
有趣的是，他還聲稱將他送進醫院並最終導致他被捕的那處傷口並不是什麽自殺未遂留下的，而是在酒吧鬥毆所致。他未必理解這樣解釋的意義何在。他是在告訴我們，他希望我們把他看成是“天生造反派”式的男子漢，而不是隻有自殺一條出路的可悲的失敗者。
我一邊聽，一邊反覆琢磨著這一切信息。它不僅僅為我揭示了一些有關斯佩克的情況，還揭示出有關此類犯罪的情況。換句話說，當今後遇到類似案情時，我就會對這類罪責難逃的人更具備洞察力。當然，這也是該研究項目的主要目的。
在處理研究資料的過程中，我力圖擺脫那些學究氣十足的心理學界的行話和玄妙術語，更多地使用直截了當的概念，這樣會使執法人員更容易運用。如果告訴一位當地警察，他要搜捕的是一名類偏狂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或許在學術上是有趣的，但並不能為他提供在抓捕作案者方麵的有用的信息。我們提出的一個關鍵問題是：作案者究竟是有周密安排的還是盲目行動?抑或是混合型的?斯佩克這類人開始向我們展示出盲目行動的兇犯的行為模式。
斯佩克告訴我，他的早年生活坎坷不平。我可以覺察出，我們惟一一次觸痛他的神經是在詢問他的家庭之際。他長到20歲時，已經累計被捕近四十次。他娶了一個15歲的少女為妻，養育了一個孩子。五年之後，他懷著憤怒和痛苦離開了她。他告訴我們，他根本沒有萌發過殺害她的念頭。他的確殺害過其他幾位女性，其中包括一家低檔酒吧的女招待，就因為她一口迴絕了他的求歡要求。在殺害那些護士的幾個月前，他還搶劫並襲擊了一位65歲的老嫗。在一般情況下，殘酷強暴一位老嫗的行為係一個年輕人所為，甚至可能是十多歲的小夥子，他涉世未深，缺乏經驗和自信。搶劫案發生時，斯佩克已經年滿26。在這一等式上，作案者的年齡越大，他就越是不自信，越是涉世不深。這確實是我對理察·斯佩克的印象。雖然已經二十多歲了，他的行為水準，即便按罪犯的標準來衡量，也屬於晚青春期。
我們離去前，典獄長還想讓我們看一樣東西。在喬利埃特，就像在其他監獄一樣，一項心理學實驗正在進行之中，目的是要搞清柔和的淡色彩是否會減弱人的侵犯性。大量學術理論肯定了色彩與侵略性的關係。實驗人員甚至將歷屆警界的舉重冠軍帶入四壁塗上粉紅色或者黃色的房間，結果發現他們舉起的重量不比以前。
典獄長領我們來到位於監獄分區盡頭的一問牢房，說：“玫瑰色塗料應當能使暴力兇犯減少侵犯性。如果把他們關進這樣的一間房子，他們應當會變得平靜和順從。看一看這間房子的牆壁吧，道格拉斯，告訴我你有什麽發現。”
“我看牆上沒有多少塗料呀。”我說。
他迴答：“是呀，說得正是。看見了吧，這些傢夥不喜歡那些顏色。他們把塗料剝落下來，然後吞進了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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