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別於許多執法工作者的是，我從來就不是一個開槍迷。不過在空軍服役的時候，我就是個神槍手。我想，要是能在特種武器攻擊小隊幹上一陣子大概會挺有意思的。每個外勤站都設有這樣一個小隊。小隊中五名成員都是非專職的，需要時才將他們召集過來。我人選了該小隊，被指派擔任狙擊手，其位置最靠後，任務是從遠處射擊。小隊其他成員都具有很過硬的背景，比如幹過綠色貝雷帽或者參加過叢林戰特種部隊，而我隻教過飛行員的妻子小孩如何遊泳。小隊長名叫戴維·科爾，後來升任匡蒂科聯邦調查局全國學院副院長，就是他要我來主持調查支援科的工作的。
我們曾辦過一個案子，案情比起雅各布·科恩的瘋狂行徑來多少要平淡一些。當時有個傢夥搶了銀行，隨後警察展開了一場高速追擊，最終把他逼進了一處倉庫。此時我們奉命前往。倉庫裏的他先是脫光了衣服，接著又重新穿上。他看上去真是瘋瘋癲癲的。後來，他要求把他太太帶到現場，警方照此去做了。
在後來的年月裏，當我們深入研究了這種罪犯個性時，就能理解這種事是做不得的，你不應同意這類要求，因為他們要見的人往往就是他們認為首先引發問題的人。所以你這樣做，其實是置此人於巨大危險之中，同時還幫助他們完成了先兇殺後自殺的舉動。
幸運的是，此案中的警察並沒有把她送進倉庫，而是讓她通過電話跟他交談。果然，他一掛上電話，就摳動獵槍扳機把腦瓜打開了花。
我們各就各位等候了好幾個小時，轉眼間案子就這樣完結了。可是，你不能馬上化解壓力，它反倒常常會觸發反常的幽默感。“真見鬼，他幹嗎要這樣做呢?”有個傢夥議論說，“道格拉斯可是個神槍手。他本來能夠替他一槍解決問題的。”
我在密爾沃基呆了五年多。終於我和帕姆從朱諾大街的公寓搬到了棕鹿路上的一處市區新型住宅，遠離外勤站，靠近市區北郊。我多半時間忙於偵破搶劫銀行案，因破案有功連連受獎。我發現，每當找到一種“識別標誌”將若幹案子聯繫起來時，我的破案機率就會非常大，我們後來的係列謀殺分析便是以此項要素作為基礎的。
這一時期，我捅下的惟一大漏子是在傑裏·霍根取代赫布·霍克西出任主管特工以後。主管這一職位並不享有多少特權，可是能夠使用一輛調查局公車是為數不多的特權之一。霍根對他那輛翡翠綠色福特車十分得意。有一天我外出查案時需要用車，而所有車子都已派出。霍根當時外出參加會議，因此我問主管特工助理阿瑟·富爾頓能不能用一下主管的車子。他答應得很勉強。
誰知事後傑裏把我叫進了他的辦公室，衝著我大叫大嚷，責隆我用了他的車，弄髒了車子。而且最糟糕的是，送迴車子時還爆了一隻胎。我可是根本沒有察覺到爆胎。由於傑裏與我一直相處得挺好，因此當他一個勁兒聲嘶力竭地吼叫時，我忍不住要笑出聲來。很顯然這是一次失誤。
在那天晚些時候，我的分隊長雷-伯恩對我說：“約翰，你曉得傑裏·霍根其實很喜歡你，隻是他不得不教訓你一次。他指派你去印第安居留地工作。”
當時正是“傷膝溪事件”餘波未平、印第安人權利意識高漲之際。就像在底特律貧民區那樣，我們在居留地成了眾矢之的。印第安人受到了政府的不公平待遇。當我首次抵達綠灣的梅諾米尼居留地時，不敢相信競有人不得不生活在這樣貧困、骯髒和道德敗壞的環境之中。他們的原有文化遭到了嚴重破壞，他們常常對我的到來幾乎視而不見。你在許多居留地發現，酗酒，虐待子女、配偶，襲擊，謀殺等的發案率居高不下，這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咎於生存狀況惡劣以及政府的長期敵意和漠視態度。由於印第安人極不信任政府，聯邦調查局特工要想取得證人的任何形式合作或協助幾乎是不可能的。
當地的印第安人事務局代表幫不上什麽忙。甚至連受害者的家人也不願被扯進破案工作，深怕會被人扣上通敵的帽子。有的時候，當你獲悉發生了謀殺案並趕到現場時，屍體已在那裏停放了好幾天，上麵爬滿了蛆蟲。
在居留地工作的一個多月時間裏，我起碼調查了六起謀殺案。我深為那些印第安人難過，情緒一直不振，把每天離開那裏迴家過夜視為一種享受。我從未見過哪個群體的人處境如此艱辛。雖說不大安全，在梅諾米尼我頭一迴集中全力調查謀殺案犯罪現場，事後證明這段艱苦經歷對我幫助極大。
毋庸置疑，我在密爾沃基工作期間最美妙的事件莫過於1975年11月喜得第一個孩子，埃裏卡。帕姆開始產前陣痛時，我們正準備與幾位友人，薩姆·拉斯金和埃絲特·拉斯金，上當地一家鄉村俱樂部共進感恩節晚餐。埃裏卡於次日問世。
我當時要加班加點偵破搶劫銀行案和完成研究生學業，因此新添嬰兒意味著睡眠更少。自不待言，養育嬰兒的責任主要由帕姆承擔著。我身為人父，感到家庭責任更重了，但我喜歡看著埃裏卡一點點長大。我那時還沒有接手綁架兒童案和謀殺兒童案，我想這對大家來說是幸運的。假如我辦理的是這類案子，假如我真的停下來思考外麵發生的案情，我不知道能否愉快地適應為人父這一角色。待到我們的次女勞倫於1980年出生時，我已深深涉足這一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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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曾辦過一個案子，案情比起雅各布·科恩的瘋狂行徑來多少要平淡一些。當時有個傢夥搶了銀行，隨後警察展開了一場高速追擊，最終把他逼進了一處倉庫。此時我們奉命前往。倉庫裏的他先是脫光了衣服，接著又重新穿上。他看上去真是瘋瘋癲癲的。後來，他要求把他太太帶到現場，警方照此去做了。
在後來的年月裏，當我們深入研究了這種罪犯個性時，就能理解這種事是做不得的，你不應同意這類要求，因為他們要見的人往往就是他們認為首先引發問題的人。所以你這樣做，其實是置此人於巨大危險之中，同時還幫助他們完成了先兇殺後自殺的舉動。
幸運的是，此案中的警察並沒有把她送進倉庫，而是讓她通過電話跟他交談。果然，他一掛上電話，就摳動獵槍扳機把腦瓜打開了花。
我們各就各位等候了好幾個小時，轉眼間案子就這樣完結了。可是，你不能馬上化解壓力，它反倒常常會觸發反常的幽默感。“真見鬼，他幹嗎要這樣做呢?”有個傢夥議論說，“道格拉斯可是個神槍手。他本來能夠替他一槍解決問題的。”
我在密爾沃基呆了五年多。終於我和帕姆從朱諾大街的公寓搬到了棕鹿路上的一處市區新型住宅，遠離外勤站，靠近市區北郊。我多半時間忙於偵破搶劫銀行案，因破案有功連連受獎。我發現，每當找到一種“識別標誌”將若幹案子聯繫起來時，我的破案機率就會非常大，我們後來的係列謀殺分析便是以此項要素作為基礎的。
這一時期，我捅下的惟一大漏子是在傑裏·霍根取代赫布·霍克西出任主管特工以後。主管這一職位並不享有多少特權，可是能夠使用一輛調查局公車是為數不多的特權之一。霍根對他那輛翡翠綠色福特車十分得意。有一天我外出查案時需要用車，而所有車子都已派出。霍根當時外出參加會議，因此我問主管特工助理阿瑟·富爾頓能不能用一下主管的車子。他答應得很勉強。
誰知事後傑裏把我叫進了他的辦公室，衝著我大叫大嚷，責隆我用了他的車，弄髒了車子。而且最糟糕的是，送迴車子時還爆了一隻胎。我可是根本沒有察覺到爆胎。由於傑裏與我一直相處得挺好，因此當他一個勁兒聲嘶力竭地吼叫時，我忍不住要笑出聲來。很顯然這是一次失誤。
在那天晚些時候，我的分隊長雷-伯恩對我說：“約翰，你曉得傑裏·霍根其實很喜歡你，隻是他不得不教訓你一次。他指派你去印第安居留地工作。”
當時正是“傷膝溪事件”餘波未平、印第安人權利意識高漲之際。就像在底特律貧民區那樣，我們在居留地成了眾矢之的。印第安人受到了政府的不公平待遇。當我首次抵達綠灣的梅諾米尼居留地時，不敢相信競有人不得不生活在這樣貧困、骯髒和道德敗壞的環境之中。他們的原有文化遭到了嚴重破壞，他們常常對我的到來幾乎視而不見。你在許多居留地發現，酗酒，虐待子女、配偶，襲擊，謀殺等的發案率居高不下，這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咎於生存狀況惡劣以及政府的長期敵意和漠視態度。由於印第安人極不信任政府，聯邦調查局特工要想取得證人的任何形式合作或協助幾乎是不可能的。
當地的印第安人事務局代表幫不上什麽忙。甚至連受害者的家人也不願被扯進破案工作，深怕會被人扣上通敵的帽子。有的時候，當你獲悉發生了謀殺案並趕到現場時，屍體已在那裏停放了好幾天，上麵爬滿了蛆蟲。
在居留地工作的一個多月時間裏，我起碼調查了六起謀殺案。我深為那些印第安人難過，情緒一直不振，把每天離開那裏迴家過夜視為一種享受。我從未見過哪個群體的人處境如此艱辛。雖說不大安全，在梅諾米尼我頭一迴集中全力調查謀殺案犯罪現場，事後證明這段艱苦經歷對我幫助極大。
毋庸置疑，我在密爾沃基工作期間最美妙的事件莫過於1975年11月喜得第一個孩子，埃裏卡。帕姆開始產前陣痛時，我們正準備與幾位友人，薩姆·拉斯金和埃絲特·拉斯金，上當地一家鄉村俱樂部共進感恩節晚餐。埃裏卡於次日問世。
我當時要加班加點偵破搶劫銀行案和完成研究生學業，因此新添嬰兒意味著睡眠更少。自不待言，養育嬰兒的責任主要由帕姆承擔著。我身為人父，感到家庭責任更重了，但我喜歡看著埃裏卡一點點長大。我那時還沒有接手綁架兒童案和謀殺兒童案，我想這對大家來說是幸運的。假如我辦理的是這類案子，假如我真的停下來思考外麵發生的案情，我不知道能否愉快地適應為人父這一角色。待到我們的次女勞倫於1980年出生時，我已深深涉足這一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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