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隻是想在離開前把一切都告訴你。”我迴答。當時我們有兩個女兒：埃裏卡八歲，勞倫三歲。
這次西雅圖之行我帶上了兩名新特工，布萊恩·麥基爾韋恩和羅恩·沃克，讓他們一道參與破案。我們當晚抵達西雅圖，下榻於市中心的希爾頓飯店。打開行李包時，我發現隻有一隻黑皮鞋。要麽我沒有把另一隻黑皮鞋放進包，要麽不知怎麽我在途中丟失了一隻。原定次日上午我要在金縣警察局講課，不穿黑皮鞋肯定是不行的。我這人一向講究穿著打扮，即便感到身心疲憊、壓力重重，仍然念念不忘要有黑皮鞋才能配上西裝。於是，我急匆匆地走出飯店，來到市中心商業街四處尋找，最後總算找到了一家尚在營業的鞋店，買到了一雙稱心如意的黑皮鞋。返迴飯店時我愈發感到渾身疲憊不堪。
次日上午，也就是星期三上午，我為當地警察和一個辦案小組講了課，該小組由西雅圖港的代表和兩名應聘協助案件調查的當地心理學家組成。人人都對我所講授的作案者側寫很感興趣，例如作案人數是不是不止一個以及可能會是什麽類型的人。我力圖讓他們接受的一點是，在此類案件中，作案者側寫並不都是如此重要。我非常肯定，最終會發現作案者是何種類型的人，不過也同樣肯定，很可能會有許多人符合我的描述。
我告訴他們，在偵破這起仍在繼續的循環謀殺案中，更為重要的是著手採取前攝1措施，警方和媒體通力合作，引誘兇手落網。例如，我建議警方可以舉辦一係列社區會議來“討論”這些罪行。根據推斷，我可以肯定兇手會出席一次或多次會議。我同時認為，這會有助於了解我們對付的兇手是否不止一人。我要警方試行的另一計謀是，對媒體宣布有人目擊了其中一樁劫持案。我感覺這樣做可能會促使兇手採取他自己的“前攝策略”，主動出來解釋一番為什麽他會在案發現場附近“無辜地”被人撞見。我最有把握的一點就是，不管這些兇殺案係何人所為，此人是不會就此罷休的。
接著，我告訴小組如何去審訊涉案的嫌疑人，既包括那些自我暴露者，也包括在引人關注的大案中免不了會主動自首的許多不可救藥的怪人。麥基爾韋恩、沃克和我在當天餘下的時間裏查看了幾處棄屍地點，待到晚上迴到飯店時，我已是精疲力竭。
1前攝，proactl‘ve，心理學術語，指迴憶時先知材料較後知材料占優勢。此處指利用心理暗示來誘使兇手落網。
我們在飯店酒吧飲酒，放鬆一下自己，我告訴布萊恩和羅恩，我感覺不大舒服。我依然頭痛不已，心想有可能染上了流感，因此要他們第二天向當地警方掩蓋一下我的病情。我以為隻要第二天臥床休息就會好轉的，於是互致晚安後，我將“請勿打擾”的牌子掛在房門上，並告知兩位同事星期五早上再與他們會合。
我隻記得坐在床邊寬衣時感到很難受。兩位特工同事星期四迴到了金縣政府大樓，繼續講解我前一天概述過的策略。應我的要求，他們一整天沒有打攪我，以便讓我好好睡一覺把流感治好。
可是當星期五早上我沒去吃早餐時，他們開始擔心了。他們往我的房間打電話。電話沒人接。他們來敲我的房門。沒有人應答。
他們萬分緊張地返迴總台，向經理要了鑰匙，迴到樓上打開了門，卻發現安全鏈是反扣上的。不過他們聽到從房間裏傳來微弱的呻吟聲。
他們踢開門沖了進去，發現我——用他們的話來講——像青蛙一般趴在地上，衣服沒有穿好，顯然是想去抓電話。我身體左側抽搐個不停，布萊恩說我當時“渾身滾燙”。
飯店打了電話給瑞典醫院，醫院立即派來了一輛救護車。與此同時，布萊恩和羅恩守在電話機旁與急救室保持聯繫，把我的一些關鍵數據告訴他們。體溫是41.6度，脈搏220下。我的身體左側已癱瘓，上了救護車還不斷在抽搐。根據醫生的檢查報告所述，我的眼睛像玩具娃娃一樣：兩眼睜大，目光呆滯茫然。
一進醫院，醫生立即對我進行了冰敷處理，並大劑量靜脈注射了苯巴比妥魯米那鎮靜劑，以力圖控製抽搐發作。醫生告訴布萊恩和羅恩，給我注射的鎮靜劑劑量足以讓整個西雅圖的市民昏睡過去。
醫生還告訴兩位特工，盡管大家盡了最大努力，我可能還是會一命嗚唿。計算機軸向斷層掃描顯示，我的右腦因高燒而破裂，且已有顱內出血。
“用外行人的話來說，”醫生告訴他倆，“他的大腦已經炸成了碎片。”
當時是1983年12月2日。我新辦的保險已於前一天開始生效。
我的科長羅傑·迪普到帕姆任教的學校當麵告訴了她這個壞消息。隨後，帕姆和我父親傑克飛到西雅圖來陪伴我，兩個女兒則留給了我的母親多洛裏絲照料。聯邦調查局西雅圖工作站的兩位特工裏克·馬瑟斯和約翰·拜納到機場去迎接他們，把他們直接帶到了醫院。他們此刻才知道情況有多麽危急。醫生讓帕姆對我的死亡有所準備，並且告訴她，即使我活了下來，也可能雙目失明或成為植物人。身為天主教教徒的帕姆請來了一位神父替我做臨終聖禮，可是當神父得知我是一位長老會教徒時，便不情願替我祈禱了。布萊恩和羅恩對他略施計謀，找到了另一位無此顧慮的神父。他們請他來做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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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西雅圖之行我帶上了兩名新特工，布萊恩·麥基爾韋恩和羅恩·沃克，讓他們一道參與破案。我們當晚抵達西雅圖，下榻於市中心的希爾頓飯店。打開行李包時，我發現隻有一隻黑皮鞋。要麽我沒有把另一隻黑皮鞋放進包，要麽不知怎麽我在途中丟失了一隻。原定次日上午我要在金縣警察局講課，不穿黑皮鞋肯定是不行的。我這人一向講究穿著打扮，即便感到身心疲憊、壓力重重，仍然念念不忘要有黑皮鞋才能配上西裝。於是，我急匆匆地走出飯店，來到市中心商業街四處尋找，最後總算找到了一家尚在營業的鞋店，買到了一雙稱心如意的黑皮鞋。返迴飯店時我愈發感到渾身疲憊不堪。
次日上午，也就是星期三上午，我為當地警察和一個辦案小組講了課，該小組由西雅圖港的代表和兩名應聘協助案件調查的當地心理學家組成。人人都對我所講授的作案者側寫很感興趣，例如作案人數是不是不止一個以及可能會是什麽類型的人。我力圖讓他們接受的一點是，在此類案件中，作案者側寫並不都是如此重要。我非常肯定，最終會發現作案者是何種類型的人，不過也同樣肯定，很可能會有許多人符合我的描述。
我告訴他們，在偵破這起仍在繼續的循環謀殺案中，更為重要的是著手採取前攝1措施，警方和媒體通力合作，引誘兇手落網。例如，我建議警方可以舉辦一係列社區會議來“討論”這些罪行。根據推斷，我可以肯定兇手會出席一次或多次會議。我同時認為，這會有助於了解我們對付的兇手是否不止一人。我要警方試行的另一計謀是，對媒體宣布有人目擊了其中一樁劫持案。我感覺這樣做可能會促使兇手採取他自己的“前攝策略”，主動出來解釋一番為什麽他會在案發現場附近“無辜地”被人撞見。我最有把握的一點就是，不管這些兇殺案係何人所為，此人是不會就此罷休的。
接著，我告訴小組如何去審訊涉案的嫌疑人，既包括那些自我暴露者，也包括在引人關注的大案中免不了會主動自首的許多不可救藥的怪人。麥基爾韋恩、沃克和我在當天餘下的時間裏查看了幾處棄屍地點，待到晚上迴到飯店時，我已是精疲力竭。
1前攝，proactl‘ve，心理學術語，指迴憶時先知材料較後知材料占優勢。此處指利用心理暗示來誘使兇手落網。
我們在飯店酒吧飲酒，放鬆一下自己，我告訴布萊恩和羅恩，我感覺不大舒服。我依然頭痛不已，心想有可能染上了流感，因此要他們第二天向當地警方掩蓋一下我的病情。我以為隻要第二天臥床休息就會好轉的，於是互致晚安後，我將“請勿打擾”的牌子掛在房門上，並告知兩位同事星期五早上再與他們會合。
我隻記得坐在床邊寬衣時感到很難受。兩位特工同事星期四迴到了金縣政府大樓，繼續講解我前一天概述過的策略。應我的要求，他們一整天沒有打攪我，以便讓我好好睡一覺把流感治好。
可是當星期五早上我沒去吃早餐時，他們開始擔心了。他們往我的房間打電話。電話沒人接。他們來敲我的房門。沒有人應答。
他們萬分緊張地返迴總台，向經理要了鑰匙，迴到樓上打開了門，卻發現安全鏈是反扣上的。不過他們聽到從房間裏傳來微弱的呻吟聲。
他們踢開門沖了進去，發現我——用他們的話來講——像青蛙一般趴在地上，衣服沒有穿好，顯然是想去抓電話。我身體左側抽搐個不停，布萊恩說我當時“渾身滾燙”。
飯店打了電話給瑞典醫院，醫院立即派來了一輛救護車。與此同時，布萊恩和羅恩守在電話機旁與急救室保持聯繫，把我的一些關鍵數據告訴他們。體溫是41.6度，脈搏220下。我的身體左側已癱瘓，上了救護車還不斷在抽搐。根據醫生的檢查報告所述，我的眼睛像玩具娃娃一樣：兩眼睜大，目光呆滯茫然。
一進醫院，醫生立即對我進行了冰敷處理，並大劑量靜脈注射了苯巴比妥魯米那鎮靜劑，以力圖控製抽搐發作。醫生告訴布萊恩和羅恩，給我注射的鎮靜劑劑量足以讓整個西雅圖的市民昏睡過去。
醫生還告訴兩位特工，盡管大家盡了最大努力，我可能還是會一命嗚唿。計算機軸向斷層掃描顯示，我的右腦因高燒而破裂，且已有顱內出血。
“用外行人的話來說，”醫生告訴他倆，“他的大腦已經炸成了碎片。”
當時是1983年12月2日。我新辦的保險已於前一天開始生效。
我的科長羅傑·迪普到帕姆任教的學校當麵告訴了她這個壞消息。隨後，帕姆和我父親傑克飛到西雅圖來陪伴我，兩個女兒則留給了我的母親多洛裏絲照料。聯邦調查局西雅圖工作站的兩位特工裏克·馬瑟斯和約翰·拜納到機場去迎接他們，把他們直接帶到了醫院。他們此刻才知道情況有多麽危急。醫生讓帕姆對我的死亡有所準備，並且告訴她，即使我活了下來，也可能雙目失明或成為植物人。身為天主教教徒的帕姆請來了一位神父替我做臨終聖禮，可是當神父得知我是一位長老會教徒時，便不情願替我祈禱了。布萊恩和羅恩對他略施計謀，找到了另一位無此顧慮的神父。他們請他來做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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